四川有句諺語：「清風雅雨建昌月」，建昌即今之涼山自治州首府西昌。
我第一次見到西昌，是1950年夏秋之間，胡宗南剛從西昌撤走三個月。我作為「中央西南民族訪問團」先遣組從雅安騎馬到達西昌，由此進入涼山，住在舉行武裝起義、配合我軍擊敗地方軍閥的彝族支頭羅洪大英家。進山前，依上級指示，請當地有關部門為我們增派了兩名翻譯。一個是羅洪大英的弟弟羅正洪，是我們的地下工作者，羅大英起義就是由他策劃的；另一個是一個叫曲木阿呷的小姑娘。
曲木阿呷那年十五六歲。在大家面前愛說笑會唱歌。但當她單獨一個人時，臉上常常露出成年人才有的憂傷。那時涼山是個與外界隔離的奴隸社會，以血統分階級。奴隸主是黑彝，也稱「黑骨頭」，尊稱為「支頭」；奴隸屬於白彝，也叫白骨頭，俗稱「娃子」。一個奴隸主的領地加上奴隸就是一個獨立家支。各家支之間互不統屬。沒有統一的領袖和統屬。歷代王朝任命的上司住在彝漢雜居的交界區，只管收租斂稅，不干涉彝人內部事物。由中央政府派人進入涼山，我們是破天荒頭一回。在北京，中央首長給我們交代的任務就是：代表中央人民政府向少數民族慰問，宣傳民族政策，促進民族大團結，解放全中國。歷代統治者搞「大民族主義」給少數民族造成極大傷害。我們要以行動體現共產黨「各民族一律平等」政策。尊重少數民族的宗教信仰、尊重其風俗習慣。至於各民族內部的改革工作，只能等該族人民自己覺悟，自己解決。我們只可幫助其思想發展，促進覺悟，決不越俎代庖。對彝族的方針，不管是奴隸主還是奴隸，只要擁護共產黨擁護新人民政府，我們都視為同志。
在北京學習這條紀律時，覺得執行起來挺容易。到達涼山後才知道要經歷多大的困難，要有多大克制能力。
我們看見最低等的奴隸沒日沒夜地幹活，吃飯時卻跟狗一起蹲在主人腳下撿主人扔下的土豆皮、野菜根充饑。主人對奴隸有生殺之權，出了錯就可能遭到剁腳、挖眼等酷刑懲罰。一個老奴隸幹活不慎弄壞工具，大腿被挑斷一根筋，留下一條腿叫他好拄著棍給主人幹活。看見這種情形，阿呷把頭低得搭在胸上。
有一次我們路過一個奴隸市場，看到河邊有幾十個半裸奴隸按男、女、大、小分類蹲在地上。買主圍著他們轉，看上哪個就拉起來摸摸腿、打打胸，甚至指著地上一塊大石頭叫他扛起來跑兩步，然後就跟賣主兩人伸手比劃著討價還價。我問同去的彝胞是不是壯年男娃子最貴，他說不，成年男娃子最便宜，最貴的是女娃子，其次是小孩。我問為什麼這樣？他說：「母雞不是也比公雞貴嗎？她能生小娃子呀！小娃子現成就可以幹活。干幾年還能賣。大娃子干幾年就累垮了，再賣就沒人要了。」
我們看得驚心動魄，曲木阿呷低頭一言不發，眼裡卻滿含著淚。我問她：「以前你見過這場面？」她說：「我就是白彝。爸爸受不了黑彝的折磨冒死逃出了涼山，逃到山外一個小縣城，在舊縣衙當了雜役，因為是官差，才沒被抓回去斫斷手腳。可我祖父母被分開照這樣賣掉的……」她父親在漢人居住的地方增長了見識，悟出個道理：奴隸要改變命運必須學知識，他省吃儉用也要叫孩子上學。阿呷的哥哥讀過私塾後進了南京專收少數民族學生的「蒙藏學校」，她則起了個漢族名字，進了小學，成了有史以來第一批認識字的彝族女娃兒。她還說，羅洪家是黑彝，她不願住在他家。只因為這是參加革命工作，她才忍住性子住進來。不過羅正洪這人挺好，很理解她的心情，總是有意地避開使她受刺激的場面。看來參加革命的黑彝也會變好。
在涼山工作幾個月，完成任務要回北京時，傳來中央民族學院招生的消息。曲木阿呷要求隨我們到北京上學，幾個月合作中她工作一直很出色，團長劉格子立即批准了她的要求。從這天起，阿呷臉上最後一縷愁雲散盡了。我們騎馬從西昌到雅安，再乘卡車從雅安到成都，然後經重慶、貴陽，直到長沙才換上火車。不論騎馬還是乘車，一路都見她興奮得發紅的臉，聽到她止不住的彝家歌聲。
初到北京時，星期天我還常跟他見面。我問她生活習慣不習慣，她說別的都好，就是馬路太平，走得人腳板疼，沒有爬山好走。後來我離開了民族事務系統，再後來在加強階級鬥爭聲中被打人另冊，跟所有老朋友都斷了聯繫。
感謝鄧小平同志的撥亂反正，改革開放政策，使我獲得第二次生命。40年後，我尋到了一個機會，再次來到西昌。這時的西昌，已是彝族自治區首府。本來，我是多麼想聽到曲木阿呷突然見到我時發出那非常熟悉卻有40年沒聽到的驚喜的叫聲。可是從自治區到縣、區、鄉，看到一批年輕能幹的彝族幹部，卻沒看到阿呷的身影。最後，我忍不住了，向接待我的領導人打聽：「你們這裡有個叫曲木阿呷的女幹部嗎？」對方聽了我的話，先睜大眼睛看看我，然後嘆著氣，低聲說：「她早去世了，你不知道嗎？」
「她去世了？什麼時候？怎麼死的？」我愣了。急問。
「50年代她被反對改革的人殺死的。那一年她還不到20歲。要活著現在該60歲了。」
我請他詳細跟我說說經過。他說50年代中期曲木阿呷從北京學習回來，省里看了她的檔案。見她學習成績極好，就把她分配到省婦聯擔任部門領導工作。不久涼山進行民主改革，她知道後堅決要求回涼山參加改革運動。省領導在其革命熱情感動下同意了她的請求，派她到西昌參加自治區改革領導小組。但到了西昌後她又堅持深入第一線，隨工作隊深入到涼山基層村寨。正當全體彝族同胞為跳出落後於世界的奴隸社會一步跨進社會主義新時代之時，一小撮反動奴隸主為了保住他們對奴隸的生殺予奪的權力，發起了武裝暴動，朝曲木所在的工作組攻來，兩名帶槍同志堅守在他們住的小土樓上作掩護，其他的人倉促退到附近一條山溝中分散隱蔽，等候援救。不料阿呷剛躲在一個山洞裡，一支暴動匪徒就追進了山溝。帶頭奴隸主對著洞口叫道：「女娃子，我看見你躲在山洞裡了。你出來吧，你是彝人，我不殺你，只要你發表個聲明反對改革，支持我們一夥，我馬上放你！」曲木阿呷為了給其他同志爭取隱蔽時間，爬到洞口朝外喊道：「我勸你們還是放下武器，爭取寬大處理的好。你們幾個人是擋不住歷史發展的，彝族一定要改革，奴隸一定要解放！我死了沒關係。改革必定會成功……」
奴隸主毫無人性地下令，機槍火槍朝洞內齊射，還扔進一顆手榴彈……
奴隸主見這個反抗奴隸制度的女娃子死了仍不罷休。把她的遺體又拖出來，大聲喊著：「躲著的共產黨們你們聽著，再不出來投降，就要你們跟這女娃子一樣，死了連屍首都落不下……」說著就拔刀朝阿呷身體斫去。
解放軍消滅了暴動分子之後，並沒有尋找到她的全部遺體。因為遺體被分割成了幾塊扔在不同的地方。有的已經找不著了。大家只是在跟她半部遺體埋在一起的背包上認出那是她。因為書包里有她情人給她寫的信。那一年她不到20歲，還沒有結婚。現在，烈士陵園的墓中，實際上只埋葬著曲木的部分骨灰和這個背包。
我禁不住熱淚長流。我要求他帶我去一下烈士陵園，最好現在就去。
他們說現在去不行，來不及準備，連花圈都沒有。我不再說什麼，只問了一下烈士陵園的地址。
這天恰好是農曆七月十五，天黑後，一輪明月如車輪般大小，慢慢從邛海中升起，證實了「建昌月」美名不虛。友人散去了之後，我一個人悄悄走出賓館，急急走向烈士陵園。
陵園沒人看守，很大，很荒涼。月光下，我逐一辨識著墓碑上的姓名。尋了半個多小時，我終於看到了「革命烈士曲木阿呷之墓」幾個字。我深深鞠了幾個躬，然後手扶著墓碑，仰望著明月，任憑熱淚順著耳邊往下流著……我抬頭望著，月光閃耀的夜空，彷彿躍動著阿呷說笑時的面容。直到聽見身後傳來腳步聲，我猛地回頭，看見有兩個人影在不遠處靜靜地站著。我在這裡，似乎呆得太久了。那兩個人輕聲問了我一句：「是鄧先生吧，我們接你回去啦。」我邁著沉重的腳步，隨他們朝賓館的路走去。我忍不住回過頭來，看著墓碑，心中升起一輪永不墜落的涼山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