寫這篇東西我沒跟宗江商量，商量了也白搭，他既不能阻止我寫，也不能叫我按照他的意思寫，大主意還得我自己拿。
世界不大，40年來閃展騰挪，東遛西竄，無意中竟跟黃氏五傑中的四位建交，就跟黃宗洛沒有接觸，可還是先後同事——50年代我在北京人藝搭過班。
1949年渡江不久，我團來了個新戰士黃宗江。聽說是紅極一時的明星，週遊世界的水手，《賣藝人家》的作者，《大團圓》的編劇。他怎麼來當起小兵拉子呢？聽到過傳說，說法有幾種，我也沒考證哪一說最可靠。一說是於伶先生建議他參軍的，一說是沈西蒙主動求賢的，最有趣而又最不可靠的一說是白文把他轉讓來的——白文當時正任特縱的文工團長，到上海招新兵，黃宗江到他那兒報名，白文覺得自己廟小，供不下這個大菩薩，就把他推薦到了軍區文工團。
所以有此一說，因為這二位是老朋友。
白文是我敬重的老師和上級，我在他手下當過差，他是戲劇股長，我是他股里的小兵。他到解放區前是上海「苦幹劇團」人台柱，《視察專員》演縣長，《秋海棠》演副官，《大馬戲團》里演慕容老頭，紅遍了大江南北。宗江比白文出道更早，鋒頭也更健，人們把他和石揮並列，連白文都承認演技上頗受宗江啟發。上海人把石揮捧為「話劇皇帝」，在評議中認為惟一有資格與他較量的就是黃宗江。可宗江聲明不參與競選。既如此，只要宗江按部就班地演下去，「話劇丞相」的烏紗非他莫屬，白文也少不了弄個「尚書」之類頭銜。不料這兩顆光芒四射的明星竟先後失蹤了。這事在上海成了特大新聞，人們做過各種猜測，可誰也沒猜准。因為連他們倆對自己的「下一步」都沒猜准。原來白文本是中共地下黨員，以演員身份作掩護進行抗日活動。正在一順百順之際，有人把個什麼名單弄丟了，情況緊急，後果難料，組織上命令名單上的人立即轉移，他就連夜帶著老娘去了解放區，到解放區後就分到文工團當了我的頂頭上司；宗江是報國心切，不肯在日寇佔領下的上海受辱，投奔大後方去了，到了那繼續演戲（這倒是他自己計畫好的），可演著演著從舞台上一跳，跳到軍艦上當水兵去了。
我聽馮二哥（亦代）說過這件事。他說當年在重慶，有一天他上劇場後台聊天，看見位瀟洒小生坐在化妝台上看書。看的竟是他散失掉的一本藏書，卞之琳的大著，不禁引起他的注意。這裡的愛國劇人他熟識，這位卻從沒見過。聽說上海來了個黃宗江，他估計八成就是他，便客氣地問道：「您大概就是黃先生吧？」小生起立行禮，操一口京片子說：「不才是我，敢問您的台甫？」亦代指指書上原有的簽名說：「在下就是馮亦代，請多指教。」兩人臉對臉看了一會，都大笑了起來，馬上就成了朋友。從此後宗江常到亦代寓所聊天，有一次聊晚了亦代安排他和一位親戚同屋休息，那親戚正準備投考海軍，和宗江也一見如故，關上門他倆又接著聊。聊些什麼不知道，總之天亮後再見宗江，他就宣布「投戲從戎」，說完跟那親戚一塊去報名去了，隨後就換上了海魂衫跑到西洋受訓，在英美扮演了個風流水手的形象。
白文和宗江分頭奔向兩個方向，誰也沒想到何時再見面，等白文穿著軍裝帶著手槍回到上海時，宗江又重登上劇壇了。海軍訓練一完日本就宣布投降，宗江乘著軍艦在大西洋太平洋足轉一陣後，一回到上海就又來個「投戎從戲」。白文替特縱文工團招收新人，宗江去看他時確也說過：「我要報名參軍。」於是，以訛傳訛，就說成宗江參軍是由白文去引薦；其實宗江是有更大的來頭的。
宗江穿上二尺半，很引起我們小字輩震動，像他這樣的名家，在解放初期大團結的氣氛下，到哪兒也少不了他一個位置、一份尊重，要參軍也會得到照顧。身邊例子很多，有位並不出色的什麼家，一進門就享受團級待遇，也還過不慣，呆不住，幹了幾天又走掉。可黃宗江卻堅持要從小兵當起，不要任何優待。我估計很少人知道黃宗江離休時的軍階硬是按照班排連營團師的台階一級不拉爬上來的。他頭一炮就來個錘震四平山！
當年像我這樣行伍出身的文藝兵，本事不大可挺能挑眼，對新兵看不慣的時候多。新出校門的學生文化水平比我們高，可在藝術上不如我們有經驗；名家藝術成就比我們高，按革命資歷又沒我資格老。對誰我也敢說三道四，惟獨對宗江卻只有服氣。人家放著現成的統戰對象、明星班頭不當，自願從最低級的文藝兵干起，沒點真格的行嗎？這就叫革命性、事業心，不服你來呀！
他對名利既然不屑一顧，也就不故作深沉狀，對上級、下屬、同伴都一視同仁。隨隨便便，坦率真誠，連對我這年齡、成就上根本不是一個檔次的小老弟，他也毫不輕視。見面小鄧長小鄧短總要扯幾句。我剛學寫作跟他打聽點學問，有問必答，既不擺架子也不講客套，平等中透著親切，指導時不失尊重。那時剛進城，生活還相當艱苦，紀律約束也嚴，可他咬著牙適應，決不含糊。他的自律和謙虛把大家征服了，熱誠和懇切被大家接受了，成了我們中間能互相交心的一員。其實他總還有點知識分子的生活痕迹，在別人身上就會受到挑剔，對他卻沒人計較。比如：軍裝穿在他身上總比我們的板正乾淨，他自己買的皮鞋也比我們發的光亮俏皮，早上喝粥他還自己帶點肉鬆之類小菜來，我們不光不說他特殊化，還湊上去夾一筷子。（註：對這點他堅決予以否認，說我誣陷他。我在此鄭重把他的抗議註上，也同時補充一個細節：我還記得吃肉鬆的地點，是南京國民黨最高法院二層樓的陽台。）
宗江參軍後頭一個任務是籌備開國大慶的演出。他和當時在南京的老藝術家戴涯、路翎等現編了一個戲，叫《國民黨一團糟》。1949年10月1日毛主席在天安門上宣布「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了」，他們就開始在玄武湖公園義務演出。這是出鬧劇，寫解放大軍渡江後國民黨一批要人的狼狽情景，劇中妙語驚人，洋相百出，逗得觀眾前仰後合。宗江演一位穿長袍的國民黨元老，至今我還記得他神經質地高喊：「報告大家個好消息，第三次世界大戰開始了！」據白文說他那「聲音化裝」的本事就是從宗江這裡學來的。這次是我親耳聽到他的「化裝聲」，覺得他挺有本事。但這次演出給人主要的印象還是那股歡樂和團結的氣氛。宗江回憶這件事時也說：「要是後來我們始終保持那樣的大團結該有多好！」
1949年冬天，我調往北京，我想和宗江的交往會從此中斷，有點遺憾。
我到北京文聯報到，副秘書長王松聲叫我隨一位年輕同志先去熟悉環境，安排住處。那位同志搶過我的背包說：「來，你就跟我住一間屋好了。咱們文聯的團員也都編在一個小組，我是小組長，名叫黃真，原名黃宗淮。」我笑道：「黃宗淮！有意思，我有個同志叫黃宗江，一江一淮很像哥倆。」他說：「那是我大哥，宗英是我妹妹。」這一來我倒跟宗江的關係更近了點。他來看黃真也跟我親切地聊一陣。過了兩年他也調到北京來了，還新結了婚，娶的竟是我們文工團的元老，榮任前線話劇團副團長的阮若珊。由於歷史原因，我對阮若珊和對茹志鵑一樣，始終看成是自己的大姐，由此我和宗江的關係更近一步。當然我也有所失——我和宗江差著檔次，以前在交往中我常拿在文工團的資歷來壯膽，可在若珊面前我永遠是新兵，甚至還是孩子，我想這回我算小到家了（不出所料，至今花甲已過，宗江還是叫我小鄧。只在寫文章時後邊加個註：「叫友梅的那個小老頭！」）。
他是在《海魂》寫完後正式調到北京來的。《海魂》有一部分題材來自起義的「長治號」軍艦。「長治號」起義到南京我是最先採訪的人之一，電影劇本的幾位作者我都熟悉，我就打聽他們的創作情況，這才知道他碰上多麼尷尬的事。《海魂》劇本寫得好，拍得也好，是要載人電影史的名片。可《海魂》的創作過程卻是另一出好難演的鬧劇。宗江在裡邊扮演了個覺新式的人物，我又看到了他忠厚寬大，忍辱負重的一面。宗江是個人道主義者，是個君子，不摻假的好人。
宗江的朋友遍天下。不論什麼行當，不管什麼流派，不計年齡檔次，他都交往。他有句名言，叫：「多山頭即無山頭。」這句話對我做人頗有影響，但要學到他那火候不易。他表面上超脫隨和，內心是非清楚、愛憎分明，正義感和責任心極強，強得把功利二字甩得好遠。本來他能寫的題材極多，要洋的他是燕京的科班出身，西方各種流派的作品他早就有所了解，而且讀的是原文不是譯本；要土的他書香門第，博覽群書，真要弄什麼京音律韻，我這樣的根本不是個兒，在他寫了《海魂》、《柳堡的故事》等名作之後有位負責人跟他說：「你總這樣跟工農兵不著邊不行啊，得深入工農兵生活。」他就扔下自己熟悉的一套，毫不猶豫地深入工農兵去。下農村，進西藏，隨後就寫出了熱鬧一時的《江山多嬌》、《縣委書記》和一部名垂永久的《農奴》到此也算是功德圓滿了，可他還要再接再厲，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