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筆》發表評論汪曾祺、林斤瀾二位作品的文章，很有收穫。作者凸凹先生如此有見地，令人讚佩。
談這二位的作品，已有不少文章。對其為人，還沒有太多人來寫。如果汪先生會唱歌，在歌壇上有文壇上這般地位；或是林先生長得像國共兩黨中任何一方的領袖，成了演藝界大腕，只怕副刊、小報上早填滿介紹其生平瑣事、個人隱私的特寫、探秘之類的文章了。那樣我或許也藉機發點小財。因為我認識這二位都快半個世紀了。
兩位中我先認識的誰，有點馬虎了，可能是林先生。
如今林先生已經是頭髮斑白，背部微駝，還少了顆門牙，一派老作家形象了。我們相識時，他可是風度翩翩，胖而不肥，兩眼有神，面色紅潤，發黑齒白。有一年北京市舉行戲曲匯演，我和林先生同時拿到戲票，我臨時有事看不成，把票送給了文學研究所一位女同學肖慎。肖慎回來我問她戲怎麼樣。她說戲倒不錯，可是身邊挨著個唱小生的，油頭粉面，引得許多女士都看他，使她坐在一邊很不自在，弄得連戲也沒看好。我極力為林辯白，說他是作家不是演員，天生長得漂亮，絕沒有誠心修飾。肖慎說：「作家長得這麼漂亮，大概有少不了的浪漫新聞。」
這可是天大的誤會。我向上帝起誓，林先生是我見過愛情最忠貞，婚姻最美滿的男人。他在台灣鬧革命，被國民黨抓去坐牢，九死一生，太太天天到監獄送飯，立下「情願共死」大志。林先生意外地逃出虎口，兩人結伴躲進貨船煤艙，返回大陸，這才實現了「相愛同生」的願望。舉案齊眉。從沒發生過口角。林先生處理家庭關係有一套學問。舉例來說，我相信廣告，看到「新產品」就買，買了新鮮玩藝又愛做宣傳。最忠實的聽眾就是林太太。於是，我買一件她就跟著買一件，我上當她也就跟著上當。林先生心中不快，只是沖著我發火，從不向太太表示不滿。對我發火不生效，就派小姐來進行說服：「鄧叔叔，求你了，別再上我們家宣傳你買的新產品，我家的廢物已經沒地方放了……」我改正了錯誤，林先生不記舊惡，再去他家，他仍以酒相待。
不過我家人又埋怨，是他培養了我喝酒的壞習慣。
50年代初，我們在北京人民藝術劇院創作組工作，我才剛滿20歲，不會喝酒，他已經深解其中味了。大家都很窮。誰拿到點稿費，或是開春後賣掉了冬裝，總要打一次共產主義牙祭。每逢這時他就提出買酒，酒買來他喝得最多。林先生雖愛喝酒，但很少喝醉，真喝醉了也不承認。有次在他姐姐家喝完酒，剩下不少菜，姐姐給他打包帶回宿舍。他一走出王府井南口就撞到了一棵樹上。菜也灑了，褲子也髒了。回來後見他如此狼狽，我問他是不是喝多了。他搖頭說：「沒有的事，我早看見那棵樹了，我判斷照直走會撞上，就為了試試我判斷的是否正確，才直衝它走去的，結果證明我判斷的完全正確，非常清醒。」
他剛進劇院時的任務是替老舍先生採訪寫作素材。老舍先生要寫個一家之內出了幾名人民代表的故事。採訪對象有好幾家。有一家好像就是女明星向梅和舞蹈家武季梅的家庭，不過採訪的是她們的父母。數年後我有幸到這個家庭去時，向梅小姐也還在上中學。而季梅小姐只扯著別人的衣襟，連喊帶叫地瞎搗亂，還沒顯出舞蹈天才。林的工作很得到老舍讚許，作為獎勵，常常在他彙報完一段材料後慈祥地說：「這段材料不錯，留著你自己寫吧……」
林沒寫過這些素材。但老舍先生的影響和採訪中得到的體會，都對他以後寫北京味小說起了啟蒙作用。他剛從江蘇調到北京時，說的還是尖團不分的官話，後來他在小說中出色地寫出了北京人的風貌，而且是用地道的北京話。他是下功夫磨鍊過的。
說到磨鍊，得感謝他帶領我走進讀書之路。他有學問，但從不以此自居。我是從他言談中，從他對作品作家評判中感知到他有學問的。我印象中他花時間最多的是讀書。在一起工作時我見他讀了許多劇本，也讀了許多小說。不過他讀書不肯跟著潮流走。那時正時興讀蘇聯「社會主義現實主義」的經典著作。他卻偷著在屋裡讀沈從文、周作人的作品。我從小失學，沒正規讀過書。看到他讀這些書才引起我讀這些書的願望。他對這些書的評論，對我起了導讀的作用。我甚至懷疑我有些錯誤觀點是不是也受他的影響。不過我堅信，如果我在寫作上有點什麼長進，這位朋友對我就是起了引導作用的人之一。
從他早年的作品中，是能覺察到他讀書所受的影響的。翻開《台灣姑娘》看看，您不感到有屠格涅夫的影子嗎？
除了讀書，林先生年輕時感興趣的就是看戲看電影，他把這也當作學習。他很少有娛樂活動。他不打撲克（會打橋牌，技術不怎樣），不跳交際舞（他是會跳舞的。在大後方時他還跟著戴愛蓮先生正經學過舞），也不下象棋。有時下下圍棋。下圍棋耍賴。我跟他下圍棋，他贏了就叫我數子兒。他輸了就搶著自己數，在數時做手腳，把我的活子當死子給我拿掉。
1951年冬天，我和林同時參加了中央土改團。我到安徽，他到湖南。這期間北京人民藝術劇院進行改組，創作組被取消了。我早回來一個月，被調到北京文聯工作。一個月後，早晨我上街去吃早點，忽看見林先生瀟洒地順王府井大街走來。我問他何時回京的，要去哪裡。他說剛回來不久，劇院要他自己聯繫工作單位。他去電報局給延邊的一個朋友打電報，打算去延邊工作。我想延邊是朝鮮族自治區，對他這南方人來說未必合適。就說：「你等等再發電報，我跟文聯領導商量一下，如能到北京文聯，何必要去延邊？」他表示無可無不可，對是否留在北京並沒太大熱情，但也不反對。我就去跟文聯秘書長、詩人王亞平談了一下。王亞平馬上說：「這個青年可用。來吧。」就把他調到北京市文聯，在研究部工作。研究部主任是評書藝人（現在時興叫表演藝術家）連闊如，副主任是位老報人，一位研究員是相聲藝員孫玉奎。林到來不久，領導號召文藝工作者下廠下鄉深入工農生活。連先生和孫玉奎有演出任務，老報人年紀過大不適應艱苦生活，林先生就做了深人生活的代表，一頭鑽進北京西郊的八角村，成了編外村民。我曾隨他到八角村去住過幾天，正碰上剛從上海戲劇學院畢業分配到北京的兩位青年來這裡鍛煉。村幹部忙於春耕，叫林先生照顧這兩位青年，向他倆介紹村中的情況，領著他們參加勞動。前兩年，北京電視台播出名震一時的電視劇《紅樓夢》，我越看大導演王扶林的名字越覺得熟悉，後來想起，就是那兩位學生中的一位。
林斤瀾深人生活的踏實勁，在別的青年作家身上少見。除去開會，過年過節，他極少回城。過年過節回來，是因為太太谷葉女士在天津的中央音樂學院上學，只在放假時才能來京。林平時節儉，但太太來時則保證她過兩天輕鬆而富裕的生活。他那時對寫小說沒有興趣，醉心於戲劇創作。戲劇中只限於話劇，話劇里又單寫喜劇。所以，寫的劇本沒有地方發表，更別提排演。太太上學，他拿不到稿費，按說應常處在「經濟危機」中。可他竟能打點得滿舒服，還不用借債。其秘密除去平時節省外（其節省方法包括自己喝酒只喝二鍋頭，若我請客就指名要西鳳），還從不進百貨公司。買什麼都上舊貨攤或寄賣店。他的鞋是在舊貨攤上買的，小工藝品是在舊貨攤買的，惟一的書櫥也是舊貨攤買的。給太太置辦貴重的貂皮大衣，花了人民幣40元，也是花在寄賣行里。太太來京，他就能用小電爐做點吃的表愛心，每逢這時，不管請不請我，我都趕去吃。不過他造廚的手藝有限，根本不能跟汪曾祺相提並論。他看家菜譜是煮紅棗加花生米，雪裡紅燒黃花魚，外加一盤豬頭肉。
林先生在八角到底呆了多久，我記不清。他下鄉後好久我才進文學研究所進修（後改為文學講習所，丁玲同志創辦並任所長），我畢業了他還沒回來。他去時是個不為人所知的小幹部。等我畢業，他已發表了《新生》、《春雷》等紅極一時的小說。老舍先生看了《新生》打心眼裡高興，馬上就寫了篇評介給以讚揚。這好像是老舍先生50年代寫的第一篇為青年作者叫好的文章。我從文學研究所畢業後，響應「到生活第一線，到工農兵群眾中去」的號召，轉到建築工地上做基層工作去了。那裡也是林斤瀾輔導的單位。林常來工地上和業餘作者們見面，替他們看稿，提意見，開座談會，並把改好的稿子推薦給《北京文藝）等刊物。像《台灣姑娘》這些名篇都是他在忙於輔導之餘，擠休息時間寫的。
1955年，我發表了《在懸崖上》，他很為我高興。但指出我在文字上很不講究的毛病。後來我寫作注意在文字上嚴格要求自己，這跟他的提醒分不開。
1954年召開第一屆全國青年作者會議，我倆一起參會。但不是正式代表，只是北京團的列席代表。有些文章在提到那次會時，把我倆也列入代表之中，這是誤會。
1957年那場風暴，林斤瀾逃脫了。我認為這要歸功於他的女兒。坦白地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