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香港探親回來，知道草明同志西歸，默默悼念良久。往事湧上心頭。
解放初期，我因只熟悉戰爭生活，不了解和平建設，寫作上有危機感，便努力找反映工業建設的文學作品補課，找來的頭一本書就是描寫鏡泊湖水電站的小說《原動力》。從這本書上初次看到工業戰線複雜鬥爭和產業工人的光輝形象。因為對作者極為敬佩，記住了作家草明這個名字。
1951年我參加「赴朝慰問團文藝創作組」，到大連去寫作反映抗美援朝的作品。來自各地的創作人員先到瀋陽集中，再一起去大連。林斤瀾、路翎和我幾個年輕人隨組長田漢、支書田間和安娥、黃葯眠等老作家到了瀋陽，一下火車就見到一大群當地領導人揮手迎接。我們知道人家是來迎接田漢先生的，就悄悄的往後捎，跟老作家們拉開距離站住。看前邊的人寒暄問候一陣開始往外走時我們再跟著走，忽然從前邊朝我們走來一位女同志，個子不高，笑容滿面，用帶有廣東腔的話問：「路翎同志呢？哪位是路翎？」路翎馬上向前走了一步，笑著伸出手說：「我是路翎」。那位女同志握著他手說：「我是草明。」我聽了一驚，沒想到這位樸素的大姐就是《原動力》的作者。她和路翎寒暄後就走到我們面前來，我報名說：「我叫鄧友梅。」她笑道：「小鬼嘛！你批評武訓傳的文章，可老氣橫秋的……」
在瀋陽她先做主人招待我們，然後也參加了我們創作組一道去大連寫作。並且擔任了臨時支部的委員。但她不是一個人來的，還帶來一個10多歲既活潑又靦腆的小姑娘。我們問她叫什麼？她小聲說叫「娜佳」，我覺得是個蘇聯式的名字。休息時大家就逗小姑娘玩，她的出現給我們組增加了快樂氣氛。但草明帶著孩子，顯然她比我們要辛苦得多。背後大家都為她的拼搏精神感動。
從這時起，開始了我和草明同志半個世紀的交往。1962年她在鞍鋼掛職，我以摘帽右派的身份調到了鞍山，她特地約我到她家相會，去之前她還特意收拾了一下房間，把她收藏的各種貝殼擺出來供我欣賞。談話中她關切地指出我要注意的問題又給了我不少鼓勵。過了兩年她調到北京文聯工作了，她聽說我來北京探親，又特意找來北京人藝《茶館》的戲票請我和陳淼看戲。撥亂反正、落實政策後，我也調回北京文聯工作，頭一天去報到就碰見了她，她說：「《我們的軍長》、《話說陶然亭》我都看了，姜還是老的辣喲。」我說「再老也老不過您去吧？」她哈哈大笑，然後真誠的說：「你總算熬到出頭之日了，以後別的事少管，好好寫點東西吧。」80年代中，我們又先後調到中國作家協會工作。家也搬到了一個樓上，成了鄰居。常見到有一位中年女士全身心陪伴她，照顧草明工作，使她毫無顧慮的全心投入工作。過了好久，有次和這女士閑談起來，才知道就是50年前和我們一道在大連玩耍的那個小姑娘。名字叫「納嘉」，不是「娜佳」，純粹中國名字。
半個世紀相處，我對草明同志的印象一言可蔽之：這是位文化界的「紅色娘子軍」。
她把全部精力都投入在文學創作中。而且是絕對嚴格地依照毛主席延安文藝座談會講話的精神，長期地五條件地深入到火熱鬥爭中去。長期任職在工業建設第一線，熟悉勞動人民和革命幹部，熱情表現他們的業績和人格，表現她們的生活和感情。《原動力》、《火車頭》、《乘風破浪》……這些真正來自生活第一線的文學作品，一部接一部出台，幾乎與現實生活中的工業發展同步前進。只看名字就可意會到中國工業的階段性。直到晚年，她焦慮的仍是寫作。去年作協領導聽說她身體欠佳，前來探望，坐了好久，她反覆只說一句話：「我現在寫東西有困難，我難過……」
草明同志出身於工人，又是老黨員，她對黨和勞動人民有著深厚感情。她從鞍山調北京時，全國經濟剛脫離「三年困難時期」，她的生活也很艱苦。可是她在動身之前，把半生積下的幾千元稿費全部從銀行取出交了黨費。我和她一起訪問日本時，有次在京都，我們去瞻仰周總理詩碑。從平城京乘木船，由船夫手劃木槳，沿保津川順流而下，這一路山南水深，石多浪急，十分驚險，船夫們的拼搏精神令人起敬。下船後文友們互相結伴拍照。草明卻坦率地向主人提出個要求：「我想跟船夫一塊拍個照，我最喜歡勞動人民。」船夫聽了異常感動，馬上登岸來和她握手拍照……
我聽到草明同志去世消息後，第一個想起她的往事恰就是這件事。由此才回憶起對她的整個印象。草明同志走了，也因為這件事，更使我感到草明的作品和作風，帶有走過艱苦革命歷程、直接受到毛澤東政治、文藝理論教育和影響的一代文人的共性特徵。這是為中國革命、為中國革命文學做出不可替代成就的一代文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