端木同志謝世，我等候訃告，準備告別，始終沒有消息。後來才知道，他留得有話：不舉行儀式，不通知親友。耀群同志忠實於他的囑託，悄悄把後事辦完了。
我該早想到這做法，這才符合他的秉性。只得呈心香一，送別故人。
建國之初，端木剛從香港回到北京，還沒安排工作就參加「北京市大眾文藝創研會」的活動，我在會上和他相識。北京市文聯成立，端木任創作部長，我是他的「部下」。我倆同時入黨，又並排站在中山公園音樂堂台下舉手宣誓。近半個世紀里，不論順境和逆境，都沒斷了聯繫。這該算作緣分！多年來他都以老大哥的身份待我，其實不論按自然年齡還是按文學輩份，我都應尊他為長輩。我在文工團唱過《嘉陵江上》，初學寫作就讀他的小說。想像中他是個才華出眾，倜儻不群的樣子。所以那天看到一個30多歲，謙恭平常的人隨老舍、趙樹理走進「創研會」客廳，壓根沒想到是端木！這三人打扮各不相同：老舍西裝筆挺，頭戴禮帽，手持司提克，標準的英國紳士；趙樹理穿粗呢制服，腳蹬家做千層底布鞋，典型才進城的「科以上幹部」。端木身穿又肥又大，新買乍做的幹部服；腳上卻蹬著質高色亮，尖頭刻花港式皮鞋。不洋不土又洋又土。趙樹理一說他的名字，大家驚叫著站起來歡迎，他有點手足無措。開會時他還有點拘束，坐在一邊點頭，撿笑，卻不發言。有人請他發言，他說：「剛回來，聽什麼都新鮮，很興奮。先聽吧，熟悉了才有話說。」
我覺得他夠慎重的。但慎重的人也有大意的時候。過了不久，報上批判電影「武訓傳」他不甘寂寞，熱心寫了篇文章。發表後卻被認為「明批暗保」。文聯開座談會他檢討過失。文章內容我已忘記，但他作檢討時樣子忘不了。據說是頭一次當眾檢討，他聲音壓得很低，充滿自責卻說不清錯在哪裡，為什麼會錯！有人問他：「寫這篇文章的動機是什麼？」他瞠目結舌，攤開兩手像回答別人又像是責問自己：「除了想做點工作，還能有別的動機嗎？真不可解！真不可解！」但他只是困惑，自責，並沒有反感和氣惱。我第一次發現名人也有不知所措的時候。
此事過後，他到大紅門，鹿圈一帶參加農村改革，深入生活，加強改造去了。在下邊時不斷寫信來，把工作感受與思想變化向黨組織彙報。這哪像剛從外邊回來的專家？解放區來的幹部也未必都能做到。同志們很讚佩。不久之後，他成為新回來的人中最早入黨的一位。反沒人感到意外了。
入黨後端木自律頗嚴。他沒想好新的寫作路數，暫停寫他擅長的小說，散文。但並沒停筆。他配合宣傳「婚姻法」把趙樹理小說改編成評劇「羅漢線」，為「反對武裝日本」與人合編京劇「戚繼光斬子」。「羅漢錢」發表了但沒演出，「戚」劇演出後效果平平。他都處之泰然，他思想有準備：只要完成政治任務，不計較個人得失。我無能力評判這樣做對文學運動的利弊，但確信他是出於政治責任感才這般行事。
那以後端木沒再因為發表作品惹麻煩。但從胡風事件起，直到「文化大革命」，過去的人與事，文壇舊案，士群傳聞之類仍使他沒得到幾天安寧。
寫作停頓，端木對中國傳統文化的修養與熱愛，只能從讀書和生活情趣上看到了。
端木和趙樹理是我們宿舍藏書最多的兩人。他倆希望我把小說寫好，都主動借書給我。樹理拿給我的是「七殺碑」；端木則借給我選了「宋人話本七種」。一位勸我「參考其寫法」。一位叫我「領會其神韻」。兩位的忠告我都聽了，對我的寫作風格都起了作用。我還隨他兩人逛過街。端木愛去琉璃廠，樹理去鑽和平門破爛市。端木買小瓶小罐，壽山石、山核；樹理則買生鏽的鋼筆架，日本三弦琴。端木沒事拿著放大鏡看他的小古董，賞心悅目；樹理閑來彈日本弦子，有板有眼。這增加了我的文化情趣，為後來寫「煙壺」種下了遠因。
端木還曾經喜歡過臨帖寫字和種花養草。種花成績不佳。養了一棵河柳，不死不活。種的蘭草。也沒見開花。臨帖卻大有成績。文聯開會曾請他為會場寫過篆字楹聯。但寫字也給他添過麻煩。有位朋友初學國畫，卻自視過高，以專家自居，聽不得批評。有天畫了幅寫意「紅牡丹」。堅請端木為之題詞。端木礙於情面，不好拒絕。思忖再三，題了數行。大意是「人說洛陽有白牡丹，色如何純潔，形怎樣完美，堪稱蓋世絕倫。」完全是誇好。我看到後問端木：「這是您題的？」他說：「人家要我題字，我怎好拿架子？」我猶疑著說：「這畫有這麼好嗎？」端木笑著說：「你沒看明白，我誇的洛陽白牡丹。他這畫的是紅牡丹……」
瞧他這機敏勁！既表達意見又不傷感情。可見在創作上施展才情的機會如果更多些，他為人們留下的佳作更多！
那幾年，端木文采也曾有兩次閃光。批判「紅樓夢研究」引起的熱潮中，他在文聯內部作過個「紅樓夢札記」的學術報告。大家公認「真有學問」，「真下功夫」、「真有見解」！另一次是1956年秋一1957年反右前，他連續發了「馬戲」，「山核桃」等幾篇隨筆，看得我目瞪口呆，至今連篇名都沒忘。我相信那是解放之後，撥亂反正之前，最見端木本事的作品。才華，靈氣決不在「科爾沁旗草原」時期之下。且有上升之勢。
也就是在發表這兩篇作品之後，北京文聯開展了「大鳴大放」。熱心人出了張牆報起名叫「仙人掌」。要發揮端木書法特長，請他題寫報頭。端木當然答應。答應後卻沉吟起來。小聲說：「仙人掌，渾身是刺，這有點犯忌吧。」抬頭見我在旁邊，就問：「小鄧，有一種開花挺漂亮的仙人掌科植物，叫什麼？」我說：「你說的是不是令箭荷？」「令箭荷？對，就是令箭荷！」他爽朗一笑，鋪紙潤墨，提筆寫下了七個大字「仙人掌上玉芙蓉」！自己端詳著說：「不光有刺，也有花，好！」
結果也沒好到哪兒去，編輯和投稿者大都攤上事了。端木擦邊兒，雖沒有戴帽，從此卻步履維艱。談不上寫什麼作品了。
「文化大革命」中，造反派忙於狗咬狗無暇旁顧時，我溜回京探親。悄悄到北京文聯，想看望一下故舊。剛進樓門就看到一個老年人，舊毛衣外套件破棉背心，一手拿笤帚，一手端簸箕，低眉塌眼，彎腰駝背在大字報縫中掃地。我走近時他一抬頭，我倆都愣住了。他骨瘦如柴，面色死灰，亂髮夾有白絲，額頭帶有傷痕。眼神先是意外，隨後惶恐，再後悲凄。「端木」兩字我還沒出口，他吸口涼氣，做出不認識狀，扭轉身低下頭繼續掃地去了。不一會有隻貓從大字報後竄出來到他面前，他不高不低的沖那貓說：「別顯魂了，快走吧！別人躲還躲不及，你上這兒來找麻煩！」說完頭也不回，匆匆端著簸箕走到樓後去了。我望著他的背影，默默離開了北京文聯，這個引我走上文學之路，又使我落進苦難深谷的所在！
千幸萬幸我們熬到了鄧小平同志舉起帥旗的年代。趕上撥亂反正，幸逢改革開放。我們等到了第二個春天！端木不僅寶刀不老，而且創作上進人了第二個青春期。當我拿到「曹雪芹」第一卷時，我為端木，也為我們一群朋友感到幸運和安慰！
當我為端木晚年的成就而慶幸時，不會忘記這也有另一個人的心血辛勞，為此我藉此機會向耀群大姐道一個謝字。你以自己的整個生命、默默地支撐著端木的拼搏，從而才使他的理想實現，把你們共同的心血化作文字，呈獻在讀者面前。
端木一生逆境比順境多，但對新時期以來難逢的機遇悟得早，把得牢，在賢內助支持下，短短數年完成了本需大半生時間才能完成的工作，為我輩做了光輝示範。
只要中國有文學，小說有讀者，端木蕻良這名字是不會被忘卻的！
安息吧。兄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