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金先生百年壽辰，對有社會責任感的中國文人，對有理想追求的讀者，都是一個喜慶的日子。
50多年前讀先生的書，想像中的作者形象高大而嚴肅。「文化大革命」結束不久，中國作家代表團訪日，團長是巴金，我被任做秘書。第一次在這位大家身邊工作，就出了個大漏子，剛到東京賓館，就發現團長的行李不見了。到機場去找，機場說北京根本沒運來這件行李。第二天一早日本首相大平正芳就要接見巴金和全團。巴老的衣服和準備送大平首相的禮品都在行李中。這下可把巴老女兒小林、翻譯陳喜儒和我這個秘書急壞了。日中友協古川先生和我國駐日文化參贊聽到後親自出馬和機場交涉，請他們與北京聯絡。查問結果是巴金的行李被發往上海去了。急得我們連晚飯都不想吃了。巴老雖然也著急，卻不生氣，反倒和顏悅色地來安慰我們說：「先去吃飯嘛，這又不是你們的責任。不要急！盡量想辦法補救。看看誰還帶有合適的禮品，另選一件。給我臨時借件衣服穿就是了，把你們急壞就更麻煩了，是不是？」
幸好經過多方聯絡交涉，上海方面在半夜把行李急運到了東京，解了燃眉之急。從此我格外小心，怕再出紕漏。不料有天坐大巴旅行時，我身邊的日中友協負責人秋崗先生突然問我：「鄧友梅先生，你想不想到你小時候生活過的地方去看看？要去我們可以安排一下！」
我毫無準備，一下被問懵了。「文化大革命」剛過去，我謹言慎行，從沒跟人說過自己在日本勞動的經歷。沒想到日本人的檔案卻如此清楚。我慌忙說了聲：「謝謝，請讓我跟團長商量後再回答您。」馬上走到林林副團長身旁，膽怯地向他忙做彙報，並說明我決沒有對日本朋友說過我的歷史，是他們主動提出來的。林林同志點點頭，低聲說：「我理解你，好，等我跟巴金團長商量以後再作回答。先謝謝人家。」回到座位上向秋崗先生再次致謝意，坐下來心中忐忑不安，猜想領導研究起來一定要很費時間。車子到遊覽地，剛下車就見林林同志走到巴金先生面前低聲商量起來，不一會就招手把我叫了過去。林林同志笑著說：「團長同意叫你去。」巴金先生溫和地笑著對我小聲說：「去吧，去吧。當年的小苦工，今天以中國作家代表團身份回來，顯示了中國的變化嘛！好，好！」
這樣。到達廣島後。全團都去宮島參觀時，由秋崗家榮先生陪著我去了山口縣德山。本來我對這一個人活動很膽怯，正是巴金先生這幾句話，大大增強了我的自豪感自信心。使我重訪30年前的勞動故地之行，順利而得體。
自此之後，我對巴金先生的文章就格外細心閱讀，進一步體會到巴金先生潔身自律，真誠做人的高尚風範。他像一面鏡子，面對其慎獨反思，自我解剖的文字，人們會照清自己靈魂中的不潔。
去年我到巴黎，走到「先賢祠」的盧梭銅像下站住了腳步，耳邊就響起了巴金先生1979年站在這座銅像下的獨白：
「我想起52年前，多少個下著雨的黃昏，我站在這裡，向『夢想消滅壓迫和不平等』的作家，傾吐我這樣一個外國青年的寂寞痛苦。我從『懺悔錄』的作者這裡得到了安慰，學到了說真話。」
從那時開始，半個多世紀以來，不論是「激流三部曲」那樣的巨著，還是有感而發的隨筆散文，發出的都是一個愛國者，一個有強烈社會責任感的文人心聲。二三十年代的中國青年，有無數人是看過《家》《春》《秋》後，決心推翻專制，腐朽，殘酷的舊社會，投身參加革命的。撥亂反正後又有多少人讀了「隨想錄」的「說真話」文章，引起反思自剖，精神上跨入一個新境界。
「說真話」三個字，絕不像有人譏諷的只有「小學二三年級的水平」。說別人的事講真話不易。講自己說真話就更難。「文化大革命」已經過去近30年，當年緊跟「旗手」裙帶、批鬥別人起家，靠寫大批判文章，演革命樣板戲受寵的人物，今天談起往事時，能「說真話」的占幾個百分點？但巴金先生曾在當時被打翻在地踏上千百隻腳，卻仍在反思中自我懺悔，早在1978年撥亂反正初期，巴金就提出要超越個人苦難來訴說歷史，每個知識分子乃至每個人都應反思自己的責任。
說真話，做真誠人，要以道德為準繩，敢於並勤於對自己的靈魂開刀，自責自審。達到「慎獨」境界。「說真話」，有不同的角度和不同的層次。本人經過十年磨難，重新出土後，也曾寫過傾訴，揭示過某些人在那歷史環境中的惡行，白以全是「真誠」，但很少談自己當時隱蔽的心態。更沒想到我本人對這場「文化大革命」也有應負的責任。經巴金先生這塊明鏡一照，就看到了自己靈魂深處的軟弱和虛偽。看看巴金先生是怎樣說自己的——
我想，我是在官僚地主的家庭里長大的，受到舊社會舊家庭各式各樣的教育，接觸了那麼多的舊社會，舊家庭的人，因此我很有可能用封建地主眼光去看人看事。越想越覺得「造反派」有理，越想越覺得自己有罪。說我是地主階級的孝子賢孫。我承認。說我寫《激流》是在為地主階級樹碑立傳，我也承認；1970年我們在農村「三秋勞動」，我給揪到田頭，同當地地主一起挨斗，我也低頭認罪……我完全用別人的腦子思考，別人大吼「打倒巴金」！我也高舉右手響應。這個舉動我現在回想起來，覺得不大好理解。但當時我並不是作假，我真心表示自己願意讓人徹底打倒，以便從頭做起，重新做人。我還有通過吃苦完成自我改造的決心。我甚至因為「造反派」不諒解我這番用心而感到苦惱，我暗自對自己說：「他們不相信你，不要緊，你必須經得住考驗」，每次批鬥之後，「造反派」照例要我寫《思想彙報》……我總是承認批判的發言打中了我的要害，批鬥真是為了挽救我，「造反派」是我的救星。
記得70年代初我在奉賢「五七幹校」的時候，有一個參加監督組的造反派（也作過我的專家組或「打巴組」的頭頭）發表過一篇「看牛小記」，很得意地嘲笑「牛們」的醜態……我在病床上反覆回想十年的非人生活，我不斷責備自己，只有盲目崇拜才可以把人變成「牛」，主要責任還在我自己。
在那個時候我不曾登台批鬥別人，只是因為我沒有得到機會，徜使我能夠上台亮相，我會看作莫大的幸運。我常常這樣想，也常常這樣說，萬一在「早請示，晚彙報」搞得最起勁的時期，我得到了解放和重用，那麼我也會做出不少蠢事，甚至不少壞事。當時大家都以「緊跟」為榮，我因為沒有效忠的資格，參加運動不久就被勒令靠邊站，才容易保持了個人的清白。
撫躬自問，像這樣的心理活動，我又何嘗沒有過？在20幾年的監督改造中，我想過。做過的醜事遠比巴金先生多得多，但就沒勇氣把它亮在光天化日之下。
巴金先生懷著懺悔心情把剖析自己靈魂的結果公之於眾，恰在這無情的自剖中閃耀出道德光芒。看了巴金先生的「隨想錄」，令人感到道德人格上的復甦，因為他在審視自己在這些運動中的表現時，看到了與自己當年確立的道德人格標準有了差距。脫離了他在20年代翻譯克魯泡特金的「論理學」時所信奉的正義、互助、自我犧牲等做人標準。他承認在歷次運動中沒有用這些準則去生活去做人，而是為了保全自己而去寫檢查，去講假話，去批判人。這無疑是他道德人格上的一次升華。
他在世界筆會東京大會上演講「文學生活50年」時講到「文化大革命」，他說：「我認為那十年浩劫在人類歷史上是一件大事，不僅和我們有關，我看和全體人類都有關，要是它當時不在中國發生，它以後也會在別處發生。」
演講完後，一位日本朋友趕上前來對他說：「你批評了自己，我還是第一次聽見人這樣講，別人都是把責任完全推給『四人幫』。」巴金先生當時只是笑笑沒說什麼，事後巴金先生對我們說：「他的話是我沒有料到的，使我頭上直冒汗。我清夜深思，我只是輕輕地碰了一下自己的良心，離解剖自己，還差得很遠，要繼續向前，還得走漫長的路。」
朋友們對他如此嚴厲地自我解剖，自審自責，也有不同看法，有人為他擔心，有人替他不平。有人說：「你的心是好的，可是你已經不行了，還是躺下來過個平靜的晚年吧。」也有人說：「永遠正確的人不是有嗎？你怎麼視而不見？聽我勸不要寫了，不要出什麼集子，不要留下任何印在紙上的文字，那麼你也就不會錯了。」還有人更直率地說：「你還要接受審查？難道十年的牛棚生活不曾使你厭倦？」
但是巴金先生說：「對一個作家來說，更重要的是藝術的良心。」「我這樣想：要是我不把這十年的苦難生活作一個總結，從徹底解剖自己開始弄清楚當時發生的事情，那麼有一天說不定情況一變，我又會中了催眠術無緣無故地變成另一個人，這太可怕了！這是一筆心靈上的欠債，我必須早日還清。它像一根皮鞭抽打我的心……」
因此巴金堅定地說：「我還要續寫《隨想錄》我是從解剖自己，批判自己做起的。我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