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作家朋友曾對我說：「寫文章的人一個勁的追求『知名度』，這是很傻的。知名度遠趕不上『知容度』。『知容度高』才能走遍天下。」對這番話的正確性我從未懷疑過，但對它真正有深切體會，是這次去巴黎。我去巴黎和岳華同行。辦理機票時，航空公司的小姐一見手執機票的是「大醉俠」，真是眉飛色舞，滿面春風，和言細語，有求必應。笑嘻嘻地在機票上籤了兩個座位。不偏不斜恰好是機艙緊急出口處的第一排，而前一條通道，可以伸開腿睡覺，站起身伸懶腰，萬一出了什麼事故，跳傘也比別人搶先，比起兩個月前去美國，真是不可同日而語。那次是14位作家，什麼張潔、李存葆、祖慰都是滿有度數的名字，上了飛機老老實實和我一塊擠在又窄又悶的座位上。隔壁一位日本女士，帶了位不滿1歲的小朋友。那小朋友將來肯定會成為男高音歌手的。哭起來嗓門又大，氣力又足，從太平洋西岸一直哭過東岸。耳朵聽著這哭聲，兩條腿重如千斤，直挺挺支在地上，睡又睡不著，站又站不起，真叫受罪。後來張潔實在受不了，去求空中小姐給她換個位置。那是新加坡飛機，空中小姐聽她講華語，又是女性，這才動了惻隱之心，為她換了個離哭聲遠些的座位。根本沒問她會不會寫小說。
這次的旅行還有一個優越處：法航飛機上的酒好，而且滿足供應。什麼時候要什麼時候有。喝了甘醇的葡萄酒，伸開腿閉上眼，一路上騰雲駕霧，就有點半仙之體了。當然，凡事有一利必有一弊，也正因為便宜酒喝多了些，飛機停在孟買時，糊裡糊塗隨人群走下飛機去轉了一圈。看到商店裡有檀香木雕的佛像，頗為精緻，就買了一尊。第二天醒來再打開看，發現竟是一對印度青年在擁抱，春色濃艷，毫無四大皆空的神色！就在這驚訝與懊悔間到了巴黎。
到巴黎是凌晨。出門的人很多，我和岳華分別排在兩行。我這一行進展較快，邊防人員看看護照，沖我笑了笑，說了句法國話。我沖他笑笑，說了中國話。他蓋了個章我就出來了。他說的什麼我一點不懂，我說的估計他也未必懂。恰好我身後走著的也是幾個中國人，我便問他們：「剛才那法國人對我說什麼？」他們熱心地向我解釋，為我翻譯，但他們的話並不比法國話更好懂。我費了半天勁，只分辨出他們講的是溫州話，話的內容還是不明白。
出了關，我就站在大廳里等岳華。他那條隊排得很長。等他出來，已沒有多少人了。我問他：「現在上哪兒去？」
他說：「哪兒也不去，等朋斯先生來接我們。」
我問：「你和朋斯先生很熟？」
他說：「沒見過，不過不要緊，中國人總會互相認出來。」
我這才知道朋斯先生是中國人，而且他也沒見過。
我們的飛機提前到達了，天還剛拂曉，巴黎人大半此時還在睡覺。我百無聊賴地站在大廳看人、看狗——一個法國人運了一箱大小七條狗，狗長得都不像狗樣兒，方腦袋、圓腦袋、三角腦袋。身上的毛剪成各種形狀，染成各種顏色，有點像我在美國和日本看到的應克頭髮。遠看巴黎的交通圖，因為不認識法文，越看越亂。正這時有人用甜甜脆脆的上海話打招呼：「儂阿是岳華先生？電影上見到過的，還是格漂亮來……」原來朋斯先生和太太到了。
朋斯先生中等個兒，戴一副近視鏡，滿臉是厚道祥和的笑容！我一見他就想起狄更斯筆下的皮克·威克先生！朋斯太太聰明、漂亮。先生不大說話，只是笑著點頭、握手、搶行李。太太一直嘴不停地寒暄、問好，道歉晚來一步，說一口地道的上海話，不大地道的香港白話，有時夾一兩句我聽不出地道還是不地道的英語或法語，總之我們在一片友好熱誠的氣氛中被送上汽車，朋斯先生駕車拉我們直奔往巴黎。
我對巴黎的第一眼印象就很好。不是因為它的建築壯觀和市面的繁華，是因為它實在清靜。8月份，巴黎大部分人都去南方洗海水浴曬太陽去了。又是清晨，街上看不見人，偶然過一兩輛車，也是懶洋洋的。在北京擁擠慣了又到香港更加擁擠的過了幾天，一到巴黎馬上覺得格外的清靜、安靜、整潔、從容，遠遠看見了鐵塔。從凱旋門近處轉了個彎，埃菲爾鐵塔和凱旋門也睡意蒙。
朋斯先生把我們送到雨果廣場附近一個僻靜街上，這街生接連有幾家三星的旅館，我們住進挨近廣場的一家。三層小樓，房間不大，壁紙和傢具的顏色有點俗氣，令人想到左拉筆下寫過的巴黎小旅館。我估計這旅館年齡也決不會比左拉小。洗過臉後，朋斯先生請我們去飲咖啡。他領我們走出旅館，轉進一條街，來到直通凱旋門的一條街上，伸手掏鑰匙，打開一間咖啡店的門，屋裡空無一人，所有的椅子都四腿朝天放在桌上。朋斯太太回身把門關上，朋斯先生放下幾張椅子請我們坐下，他就到櫃檯後邊自己動手煮咖啡。我問朋斯太太：「怎麼店裡沒有人？」她說：「他們全休假去了。我們是店主的朋友，有一把鑰匙，要喝咖啡就自己打開門來煮，喝完鎖上門走人。」
喝咖啡中間聽岳華和朋斯先生談話，才知道朋斯先生早年在上海和香港的電影圈，是頗有修養和名氣的攝影師，後來洗手不幹，來巴黎開飯店開酒吧和咖啡廳，再後來則也不開飯館也不開酒吧丁，並且把咖啡廳也賣了出去，這間咖啡廳就是他賣出去的，買主也是朋友，所以保留了開門自煮咖啡的權利。這次來巴黎拍片，翰祥約他當臨時攝影師。朋斯先生重友情，大概也留戀他的老行當，欣然答允，重作馮婦，只是說：「我沒得機器！」
岳華說：「我們去租。」
朋斯說：「8月份，統一休假了，租不到。」
岳華說：「租個工作用電視攝像機也可以的。」
朋斯說：「沒有玩過那個東西，怕玩六靈光。」
他們約好睡一覺後去租機器，朋斯先生就鎖上咖啡廳的門送我們回旅館。他有一輛很新的雷諾車，車身可以升高。朋斯先生表演很好，住巴黎多年，除去那輛車完全法國味，他二位身上法國味很少，上海味十足：朋斯太太隨身總帶個小錄音機，錄音機里反覆放《蘇三起解入我問：「誰唱的？」她說她自己唱的。她是巴黎票房的票友。我問她有小孩子沒有？朋斯先生悲痛地說：「我們的孩子上個月死了……」我抱歉說：「對不起，我不該這麼問。」朋斯先生從上衣口袋掏出一張照片說：「這就是我們孩子的照片，蠻漂亮吧。」
我鄭重地接過來看，照片上是一隻小狗，蠻漂亮的小狗，但看不出公母。我想先生改叫做他的兒子，大概是公狗。同時我也為朋斯夫婦感到一點安慰，這樣的兒子我相信還可以再找到一個，不致使兩個善良的人成為絕戶的。
睡醒一覺後，朋斯夫妻果然來接我們。我們先把太太送到票房。她說有兩個從北京來的琴師在給她們說戲。在票房門口我碰上北京來的母女二人。女兒早來定居了，似乎是京劇界的。老太太剛來，一聽我說北京話，大家就談得很親切。老太太不喜歡巴黎，覺得什麼也不對味。「您瞧瞧，滿街都說外國話。咱說中國話的倒成了外國人了！我怎麼也轉不過這個彎來。」我說：「您也常來聽他們唱幾段嗎？」她說：「我就來聽聽自己人說中國話。儘管他們說的事跟我多不挨邊兒，可我全聽得懂哪！這比唱的還好聽哪！」
我們到拉丁區一家出租機器店問了一下，那裡說9月份以前不可能有機器出租，但打聽到在聖母廣場附近還有出租店。這時大家已經餓了，決定先去填肚子，順便看望岳華的老朋友劉先生和劉太太。
劉先生開的中國菜館叫錦豐園，中等門面。他隔壁一家同樣的門面房屋大敞著門，似乎在搬家。有幾個黑人坐在搬到便道上的傢具中間，彈著吉他唱歌。這時已過了中午的開飯時間，又是休假的月份，店中只有一個法國學生在吃餛飩麵，一個中國青年陪他聊天。劉太太和劉先生意外地看見岳華和朋斯先生，高興得笑不攏口，忙招呼我們坐下，先弄來點小吃和飲料，陪我們談天。劉太太說：「我才買來韭菜，我給你們包餃子吃，嘗嘗是不是家鄉味。」劉太太說話倒是地道的我的原籍家鄉味，一問之下，方知她是徐州人，而劉先生則是台灣人。攀談幾句之後，我大致就知道了劉太太的情況：40年代末上學的時候，隨著學校逃到台灣。在台灣和劉先生相認、戀愛、結婚，隨後逃到了巴黎。幾十年下來，事業頗有發展。兩個孩子都長大了，一個在工作，一個大學將要畢業。坐在旁邊吃餛飩麵的那個法國青年就是他小兒子的同學。隔壁那個門面房是劉太太的，他租給了幾個黑人做生意，但那幾位卻賴著不交房錢，劉太太無法只好告狀。
我說：「唔，房子騰空後，餐館可以擴大一倍面積了，您的生意會更有發展。」可是劉太太說：「我不想再擴大了，現在收入很好。做兩年我們該領養老金了，孩子們也不需要我作資助，我們要歇一歇，過點清靜生活了。」
這使我很意外。我認識幾個定居美國的朋友，他們只要有機會就擴大自己的事業與收入，很少見過這種「知足長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