荀派名伶孫毓敏同志打來個電話，告訴我說：「令文老師入黨了。他無法行動，入黨儀式是全支部的黨員到他家開的……」
我聽了直掉眼淚。
這位「令文老師」，打北京解放我們就認識。45年來沒當過官，沒發過財，沒出過名，可也沒惹過禍。只是個普通而又普通的市民。要說他有什麼特殊之處，就是寫了45年「入黨申請書」，打從新中國一成立就開始寫，年輕時寫，老了還寫，在職時寫，退休之後接著寫。心臟病告病危，腳出了毛病得截肢，只要一緩過神來，在病床上繼續申請。為什麼？他說：「我通過事實認識到了共產黨的偉大，我熱愛他。我願意為黨的事業奮鬥！」
有志者事竟成，終於在他家牆上掛上黨旗宣誓入黨了！就這股決心，就這份韌性，我沒法不佩服，不能不感動。有這樣的市民，北京才成其為北京。北京解放40多年，頭一件成就是造就出這麼一代北京人！
新北京是在老北京的基礎上發展的。老北京人有個變新的過程。撥亂反正之前，我這批朋友倒霉的多，得意的少。倒霉而又樂觀，以幽默洒脫的態度應付困境，堅持對共產主義的信任和追求，荀令文算是一個。40多年，他沒過幾天順心的日子，可我也沒見他發過愁。
荀令文人窮職位低，給自己立下個戒條：從來不對外人提他爸爸是誰。怕有高攀之嫌。他爸爸名叫荀慧生，梅尚程荀，四大名旦那個荀慧生。他說：「我別給老人家兒丟人！」
小時候荀令文學過旦角，可走不好旦角的台步；改學老生，戲學會了幾齣，自己覺得意思不大。荀慧生跟四大名醫之一的汪逢春是至交，汪老先生見荀令文上學挺熱心，文化水平不錯，想收他做徒弟教他學醫。他學了一陣只學會了汪老念方子的神情和聲調，沒學會看病。「孺子不可教也！」汪先生不教他了。
其實令文自有他的想法。他看到連四大名旦這樣的藝術家，也受盡軍閥、官僚們欺壓，覺得戲班這口氣不好咽。他想改換一下門庭，從軍從政，挺起腰板來做回人。由於歷史和社會的原因，他那時不了解共產黨，有錯誤的「正統觀念」，抗戰一勝利就投考了「中央政府」的「警官學校」，上那個學校是要集體參加國民黨的。他就參加了國民黨。等他看清國民黨的真面目，還沒等到畢業國民黨就垮台了。他不肯跟著國民黨往台灣撤，脫身回了北京。怎麼去的怎麼回來，可是混上了個「國民黨員」和上過「警官學校」歷史問題。他見共產黨的所作所為。確實是公正廉明，為人民服務。從心裡擁護，下決心要跟著黨幹革命。但他這歷史身份，想找別的工作就不大方便了。正好北京解放後「京劇公會」決定由藝人們自己集資辦個戲校。令文毫不猶豫地參加了籌辦工作。請名角們義演，找關係跑地皮，建校，招生……他樣樣效力，馬不停蹄。從籌備到建校一直到排戲、演出，他全力以赴地工作，一身數職：業務幹事，校長秘書，班主任，他全乾。可是直到學校改成公立之前，三年多時間他沒拿過一分錢報酬。公家派來的人有工資，有加班費；請演員來上課有車費有津貼。只有副校長沈玉斌和荀令文是白盡義務。後來政府接辦了這所學校，才給他定下一份工資。俗話說「家有三擔糧，不當小孩王」。他掙錢不多，管事卻不少，小孩王當得極為熱心。張學津現在是名角了，可他小時候有個毛病，一上台准鬧嗓子。每次演出前令文就領著他上醫院，看完病再送他回家，還得囑咐他怎樣保護嗓子，如何吃藥。我弟弟是這學校的學生，唱戲不出名可是調皮出名。北京戲校建在松柏庵里，周圍是一片墳地。當時正在搞建設，挖出來的空棺材就扔在學校門口，這孩子早上起來練完功竟鑽到棺材裡頭去玩，同學們一出門看見棺材裡鑽出個頭。嚇得要死，令文除去教訓他還得早早起來巡視，以免再惹事！
但比起十年「文化大革命」，吃這點苦，受這些累就算不上什麼了。您想想，憑他這國民黨員，「反動警官學校學生」，再加上反動權威荀慧生的狗崽子的身份，日子好過的了嗎？挨斗歸挨斗，受批歸受批，早上我們在陶然亭遛早，他還那一副笑哈哈、大咧咧的樣子。專說逗樂話，叫大家開心。好像滿沒那麼回事，而且照樣寫入黨申請書。只是因為「砸爛黨委鬧革命」，沒地方交了。
十年浩劫過去，大家鬆了口氣，他的日子便更難過了。造了十年反，學生們除去會唱幾句樣板戲，沒一點真本事，耽誤了一代人。劇團恢複演出，想找個合格的琴師都困難。學校得加緊培養音樂科的人才，就把這個光榮的任務交給了令文和王國臣兩人。全校音樂科就有4位教師，教文場的只有一位。怎麼個加緊法呢？只有請臨時教師，這辦法學校同意了，但為了「防止教師藉機發財，成為新生的資產階級」，規定每堂課只准發一元錢教課費！您說，學校遠在小月河旁，北京城的西北角外。老先生們為這一元錢跑來跑去夠買鞋的嗎？
荀令文居然不講價錢，把差事攬下來了！而且完成的超出想像的好，竟然請的都是名師，連張派大名家何順信也請來上課了！
沒人打聽荀令文是怎麼把這些人請來的。人們至多說句俏皮話：「他有本事！」哪知他背後既要搭錢，還要賣臉，從來不提他爸爸的慣例也被迫打破了，到處磕頭作揖，要請哪位上課，令文先自己掏錢請客。在飯桌上敬禮求情，對方是老一輩，就說：「看在我爹的份兒上，您總得賞我個面子，大叔，這是為祖師爺傳道的善事，您能叫我做蠟嗎？」碰到平輩晚輩的，則說：「你們也是這麼學出來的，不能叫這一行從咱這輩斷了呀，幫孩子們一把，去上一課……」
名師出高徒，沒多久這學校音樂科就出了名，畢業時許多劇團搶著要人，點著名要畢業生。學校立功，劇團歡喜。卻沒人提過一聲荀令文名字。更沒人打聽為培養學生他跑壞幾雙鞋？說過多少好話？墊了多少錢？這些事他從來不對人說，人們只看見他家的東西是越賣越少，穿著也越來越破。荀慧先生在世時，怕孫子跟著令文慧挨餓。有一度每月還補助他20元錢伙食費，後來連這點補助也沒有了，令文的生活狀況可想而知。他不叫一聲苦，沒叫一次屈。仍然說說笑笑，東跑西顛。好像其樂無窮。還是照樣寫入黨申請書。高興的是這回有地方可交了。
令文也有不高興，沒笑臉的時候。那是他想起自己做錯過事情，對自己嚴厲自責之時。當年在陶然亭遛早，常在一起的還有沈玉斌先生。沈先生當了20多年右派，很為人們所同情。有次談起往事來，令文當著眾朋友面，難過地說：「諸位，反右派時我是犯了罪過。我也給沈先生貼了一張大字報，這件事我想起來就難過……」沈先生拉著他手說：「令文，你別這麼說，沒有你那張大字報我也照樣得到右派，這跟你沒關係，你那時也危險著呢，形勢所迫，你不寫行嗎？」令文卻說：「您越這麼原諒我越覺著自己不是東西。」後來，沈先生的著作《京劇群典》出版碰上困難，朋友們叫我幫忙想辦法。令文就找我說：「友梅，我的力量有限，可沈先生出書的事你別把我扔在外頭，不論多少，我得盡一份力！」結果他出的力比我們都大。
荀令文人老了，可又獲得了新生命。退休之後，身成殘疾，別的幹不成他就錄音寫信，把錄音或信寄給海外的同學、朋友，向他們宣傳中國改革開放的新成就，動員他們回來參觀、探親和參加建設，並且就他所能，毫無保留地把荀派藝術告訴給荀派弟子們。
荀派高足孫毓敏如今是北京戲校的校長。舉行入黨儀式那天她和支部的黨員一塊來到這位老師兼師兄的家裡，提到這些年令文默默做的好事，她忍不住哭了。在座的都很動情。令文卻說：「別光說好的，我還有丟人的事呢！沈先生打右派，我寫了大字報呀，我那是為了救自己對人家做了昧心事呀，我對不起黨，這輩子永遠不會忘記這個教訓！」
荀令文不是英雄，談不上超群出眾。只是個平平常常，普普通通的北京市民。他有那一代人的生活道路，思想歷程。這樣的人在北京成千上萬，盡職責守本分，說不上有突出的業績，但把生命溶入在革命洪流中，塑造了我們新北京人整體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