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里森。索爾茲伯里來信，告訴我說我們的朋友諾曼·卡曾斯先生，在打過一場盡興的高爾夫球後，匆匆離開了他熱愛的這個世界，離開朋友們飄然而去了。我打電話把這消息告訴幾個和他相熟的作家，大家聽了都很驚愕，當然更為悲痛。
諾曼·卡曾斯先生是美國當代最有成就的專家名人之一，但很難說清應把他歸入哪一門專家的行列。他的工作範圍很廣。1980年他曾被美國作家記者協會選為該年度最優秀作家。他自己是美國普利策文學獎評審委員會主席，又是洛杉磯加里福尼亞大學文學教授，任美國《星期六評論》雜誌編輯達35年之久，看來把他算作文學家是理所當然的。然而直到去世前他還兼任著加州大學醫學院「精神病學及生物行為科學系」的教授，是密蘇里大學醫學院諮詢委員。他還曾是紐約市「環境保護設計委員會」負責人。他不僅兼有文學、科學、法學等多種名譽學位，而且還得到過各種不同門類的大獎，比如，聯合國和平獎章、美國和平獎、國家藝術俱樂部金獎、加拿大政府獎、人類大家庭獎、廣島城獎、艾琳娜·羅斯福和平獎、艾里塔·萬·多倫書獎，以至於教皇保羅·約翰二十三世個人大獎……要弄清他共得了多少種獎以及每種獎代表的意義，怕要專門作點研究。
他和中國作家的交往，還是起因於文學方面。80年代初，由他和索爾茲伯里、羅伯特·里斯與中國作家協會的負責人馮牧先生等共同發起了中美作家對談這個有益的定期交流項目，每隔一年，由一方作東，請對方的朋友來自己國家作客，交談共同感興趣，雙方都關心的問題。每次會議，卡曾斯先生都不遺餘力地參與募集資金、籌備會務、主持會議等等繁雜的工作。雖然他戴著一大堆榮譽頭銜，在合作中卻是個極容易相處的人，給人以謙虛平易，祥和而樸實的印象。有時略為嚴謹，有長者之風，但毫無唯我獨尊，居高臨下之態。更沒有某些青年名流們那種盛氣凌人，不可一世之狀。
為了促進了解，兩國作家對談，這當然是個好主意，但真作起來並不簡單。兩國社會制度不同，歷史背景不同，文化傳統不同，對同一名詞都可能具有兩種不同的解釋，更不用說人類進入階級社會以後必有的立場觀點等方面的差異。這就會在工作中出現難以避免的爭論和誤解。有爭論和誤解而又不影響友誼與合作，這不是件輕而易舉的事，但是我們和諾曼·卡曾斯先生的合作卻是意外地順利和成功。我們推心置腹，暢所欲言，會上會下有時爭得不可開交，爭論的雙方並不以國籍為線，有時是一部分美國作家和一部分中國作家結成一體與另一部分美國作家和中國作家爭論，有時是兩國作家聯合一致表達對某一些集團或某一些現象的不贊同。數年來越談友誼越厚，雙方了解越深。能做到這一步，我們不能不首先歸功於諾曼·卡曾斯先生在整個進程中所持的合作諒解態度。
有次在美國開會，新聞界聽說中國和美國作家要坐在一起對話，興趣很大。有許多人要趕來採訪，這雖是好事，但也不是沒有可憂慮之處。因為記者先生雖然大多與人為善，客觀冷靜，但也不排除個別帶有某種成見，得罪不起的人物。會議一開，人家都忙得頭昏眼花，要再抽出精力去打點記者們的種種要求，很難作得滴水不漏，人人滿意，作家大多是感情型的人，在一起對談當然會口若懸河，舌如利劍，想到哪兒說哪兒，想說什麼說什麼。若得罪了某位先生，他想找點毛病，抓個辮子是不費吹灰之力的。這一來就會破壞氣氛甚至大家很難再暢所欲言了。這方面我們有過不愉快的記憶。在準備工作會議上，我就提了我的看法，請卡曾斯先生適當處理。他聽後馬上表示理解，等到開會時就作了個決定，除在開幕式上有個新聞發布會，閉幕時開個記者執行會外，會議期間一律不接待記者。
我真的很感激卡曾斯先生這樣有魄力的決斷。我無法估計他做出這樣一個決定要承受多大壓力。
會談每隔一年進行一次，每次都要有2乃的新人出席。既要照顧到不同民族、不同流派、不同文學觀點的作家都有出席機會，又保證會談是在友好與和諧的氣氛中進行；出席者既要有高知名度，又要照顧到有獨到成就而未被普遍了解的人，做到這些也是頗有難度的事，但數年來雙方在友好協商中都比較滿意地解決了，這就使每次對談，都成了中美作家交流經驗、加深了解、培植感情的節目。儘管卡曾斯先生擔負著多方面工作，每逢商討中美作家會談的工作時他都全力以赴地參加。雖然他因為身體不適常被迫放棄到中國來的機會，但每次輪到在中國開會時他都細心地幫助安排每一個項目，並為我們取得的成績而安慰。有一次我曾開玩笑地說：如果世界上各國軍事家、政治家們在一起開會時也都有我們這種友誼與合作氣氛，這個地球就比現在可愛得多了……他笑著說：「會的，我們會把這種精神傳播出去，和平友誼的力量總是比戰爭霸權的力最大。」他又說：「我們要想辦法擴大我們的對話範圍。」1989年我去美國東部，他聽說後請里斯先生打電話給我，約我回國前到他那裡去作客，並談一下我們下次對話的準備工作。
1989年秋天我又一次來到洛杉磯。他和里斯先生給了我極熱情的招待，我們商量有關下次對談的工作，講好了下次中國作家在美國旅行的路線、對談的話題，並且約定互相把要參加對談的作家的作品，提前翻譯成對方的文字，把有關的錄像、影片提前交給對方，讓作家們讀了對方作品再見面對話。此外還研究了邀請第三國作家，組織多邊對話的可能性。為了照顧我的生活方便，他請學校吳蘇女士和台灣來的一位留學生幫助我，安排我到美國學者家中去作客，並且請人陪我去好萊塢參觀，使我一直生活在友情的溫馨中。
回國後我們一直就這個計畫不斷通信，即使是在前年那場風波之後，他和里斯先生也從未中斷和我們商量進一步開展交流的計畫，其中就談到當索爾茲伯里再次到北京時，我們具體地落實這一切，沒想到計畫尚未落實他卻先去了……
諾曼·卡曾斯先生是有偉大成就的好人，他的走使我悲痛，但他培植的中美作家友誼之樹，將會開花結果，永留一片芳香在人間，他會為此在九泉下含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