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從報上知道哈里遜。索爾茲伯里去世的。美國發出的新聞說他的生命結束在汽車上，在從康涅狄格去紐約的途中。我馬上想起了新英格蘭那個與他同名，叫「索爾茲伯里」的小鎮，想起從那裡到紐約的高速公路。五年前他開車走這條路，把我送往紐約。
我很悲痛，失去了一個好朋友。
哈里遜·索爾茲伯里因為二戰中與蘇聯軍民共守在斯大林格勒，連續發出蘇聯戰場的消息而世界聞名，得過很權威的普利策獎。任過作家協會主席。他跟斯諾是朋友，斯諾早就建議他到中國採訪，向他介紹過中國共產黨的鬥爭情況。由於種種原因，他直到年近80才終於來到中國。他為紅軍長征的事迹所感動，便帶著心臟起搏器，沿中國紅軍長征的路線艱苦採訪了一路，在中國在海外採訪了上百名與長征有關的，各方面的人物。書印出來時已過了80大關。在中國，這個年紀的作者多半會用從容的方式「發揮餘熱」。他卻像年輕人那樣又作起寫「新長征」的準備。與此同時，他與卡曾斯、里斯等專家學者，積極為開創中美作家間定期對話熱心奔走。在中國作家馮牧、王蒙等合作下，1984年這個願望終於實現，此後數年間連續舉行多次。按年紀按成就按家產，他已算志得意滿的人了。仍如此拼搏，是他把工作看成個人的存在形式。這使我很感動。
我1986年到美國參加中美作家會談。他熱情接待。會議由雙方共同主持。互諒互讓，合作得順利愉快。我擔心記者一個個把作家單獨調出去訪談，影響會議進行。他便決定開幕時發布一次新聞，然後轉到海邊僻靜小鎮上關上門開會，謝絕採訪，會後再舉行一次記者招待會。他建議參加會談的雙方作家，應包括各種不同觀點和藝術傾向的人，要最有影響，最負盛名的人。我們便將與會作家的名單事先通告給他們，徵求他們意見。結果會開得很成功，氣氛極融洽。大家暢所欲言交流了創作觀點，探討了共同感興趣的問題。並為以後對談作了安排與設想。
「我要寫中國的新長征——改革開放。要採訪中國農村，這方面你能給我點什麼建議？」有次在海邊散步，他向我問道。
我說：「不要只看最好的，也不必專註最落後的。多看看中間的，一般的，傳統的中國農業地區，那是中國農村大多數。」
「具體地點你認為哪裡合適？」
我說：「可以去山東、那是中國典型、古農村區。」
再具體一點！
我說可以去我的故鄉平原縣。那裡從戰國時期就建立了縣治，而直到改革開放前，似乎還用傳統的辦法種地和生活。他欣然同意，並請我為他作嚮導。
1987年他又來中國。先去了南方，從南方打電話來約我在山東德州會合。
德州是我的故鄉，對他很歡迎，安排周到。我領他看了抗日戰爭戰鬥遺迹，看了農村和鄉鎮企業，訪問了幾家養殖、運輸、工商個體戶。請老農、基層幹部給他介紹歷史和現在的情況，還找了位熟悉歷史的作家介紹當年義和團起義的史料。他非常興奮，白天跑了上百公里，參觀採訪。晚上就用他那二次大戰的老打字機整理素材，不論干到多晚，不把一天採訪材料整理完決不上床。有天他約那位作家來談義和團。談到凌晨兩點還沒結束。我只得把作家叫出來，悄悄囑咐他適可而止。我說：「老頭是年過八旬的人了，不要累垮了他。」那位同鄉找個借口告辭了。後來老索知道這是我的主意，對我很不滿意的說：「你怎能這樣對待我，我是小孩子嗎？你的好意真叫人受不了。」
白天採訪，晚上整理材料。我倆只在車上才有空交談。有一天途中趕上了一個村逢集。他叫車停下，頗有興緻的到集市上走了一圈，他看中國農民，農民也看他。雙方都沖著對方笑，雖語言不通，但互相那友好的心意都表達無誤。回到車上他問我：「這地方是不是很少有外國人來？」我說：「今天可能是他們第二次見到外國人。」他問：「那第一次是誰？」我說：「二戰中的日本軍隊。」他聽了大笑。笑完說：「他們對我態度很友好，他們能分辨洋鬼子也有好壞！我喜歡這種毫無準備的見面，這才是真實的情形。」又說：「市場很興旺。當然生活水平還很低，但看得出溫飽已不成問題，而且有了閑錢。年輕人開始追求時髦了，你不見有人在買牛仔服嗎？鄧小平實在是個了不起的人。這裡人說改革開放這幾年。比過去幾百年的發展還快，這是可信的。我明白了為什麼改革開放政策在中國深得人心。」有一天參觀一個個體戶養雞場。那戶主是個刑滿釋放人員。曾因替日本侵略者效力判過多年徒刑。服刑期間學會養雞，釋放後正趕上改革開放，就自己辦起了雞場。富裕後很熱心公益，受到了政府和群眾歡迎。那人對老索招待當然很隆重。可是老索冷淡，稍看看就離開了。在車上我問他：「你好像對這裡不大感興趣。」他說：「我對為敵人效勞的人心裡厭惡。到這裡我只為證實一件事：連這樣的人經濟活動都得到政府支持，可見改革開放的決心。」
最後一天我領他到我的村子去作客。他跟我們村長和鄉親們暢談了兩個小時，又在村中參觀。我們村的經濟情況是中間偏下的。但家家都住上新房。唯我家仍是土房，因為多年沒有人住，快要塌了。我的堂弟覺得丟人，不肯叫他去看，他諒解的笑笑，沒有堅持去。但在車上表示很遺憾。同時對我說：「你無論如何再到美國時到我家裡看看，住幾天。不是紐約那個公寓的家。是康涅狄格一個小鎮。那個鎮的名字就叫索爾茲伯里。」
我問：「是因為你住在那裡，才起了這個名字嗎？」
他說：「不是的，完全巧合。但因為這個巧合，我更不願意離開那裡了。那裡才是美國，到了紐約不等於到了美國！」
1988年我參加完漢堡的「中國文化周」，應約轉道去了去美國。
我在紐約下機住了一夜，第二天便去了州立大學所在地阿爾伯尼。一進於梨華的家門。她就告訴我索爾茲伯里來過電話，叫我一到就和他聯繫。我立即與他通話。他問我何時能去他家？說他現在外地講學，我定下時間，他如期趕回家去。我說我在東部共要在三個學校演講，最後一講是耶魯，他請我在耶律演講完就到那所大學附近的一個小鎮機場與他見面，然後一同去康涅狄格的索爾茲伯里鎮。
這時正是新英格蘭一帶樹葉變紅的季節，從阿爾伯尼到馬薩諸塞，從麻省又到耶魯，一路秋山紅葉，如火如荼，美不勝收。演講很順利，玩得也很盡興。在耶魯演講完，詩人鄭愁予夫婦開車送我到約定的機場，已有個中國女孩在等候，是張潔的女公子張棣。索爾茲伯里為我們交談方便，特請她一同前去作客，為我們當翻譯。小張棣當時正在衛斯里女子學院讀書，離耶魯不遠。恰好又有幾天假期可以陪我們。
索爾茲伯里穿著異常整齊，打了領帶，從一架小飛機上下來，擁抱住我說：「好極了，你到底來到我家了。」我介紹他認識愁予夫妻。他就請他們一道去他家玩。我們五個人兩輛車立即奔向康涅狄格。
走了兩三個小時，轉過幾道小山，看見一汪清亮湖水和湖中小船，繞到湖後，便看到有條岔路，路口兩邊的樹上橫拉著一道鐵索，上掛著木牌，牌上寫了幾個字。老索停下車，跳出車門伸手摘下鐵練，指著那條岔路說：「從這裡起是我的地界，你們可以先在我家門口欣賞一下風景。」
只見四周一片青綠，林木蔥鬱，流水淙淙，滿眼野趣。不聞市聲。不遠處有一幢白色民居小房，房前吊著條小船，靜悄悄不見人影。
老索說：「那是我最近一家鄰居，最近好像進了城，所以幾公里內只有我一家人了。」
他擺手叫張棣開車帶路，開進他的地界，他在後邊把鐵練拴好，上了張棣的車，繼續前進。
走了約摸一公里，才到他家門前。
這是個白色的二層小樓，小樓後拖著一長條平房。夫人聽到車聲迎出來在台階上站定，笑容滿面跟我們招手。車開過正門在側面停下。老索下車後幫我拿出行李領我從邊門進了樓，打開一間屋門說：「這是你的卧室，在這裡進來要少走路。」
我把行李安排好，從樓後又來了一男一女兩個中年人。兩人都穿工裝褲，戴著勞動手套，男的拿樹剪，女挎著一籃蘋果。索爾茲伯里介紹說這是他夫人的女兒和女婿，住在只距此幾公里的地方，是來幫忙摘蘋果的。我這才注意到窗外不遠就是個小蘋果園。樹長的並不好。蘋果個兒既小，顏色也不鮮亮。索爾茲伯里說：「我不用化學肥料，連化學殺蟲劑也不用。你不要嫌它難看，可是絕對沒有污染。」
兩個年輕人跟我們寒暄幾句，放下蘋果拿起小籃，到房前菜地摘菜去了。我帶著好奇心跟著到地邊看了看，見菜長得也是又細又蔫。菜葉上滿是蟲咬的眼兒，那位女婿向我連說帶比劃的笑著解釋了一番，我雖然聽不大懂，但完全明了他的意思：有蟲子咬過，證明是絕對沒用化學藥品的，沒有污染！
這晚上索爾茲伯里就用自己種的蘋果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