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紀念維克多。雨果先生200周年之際，到他的家鄉來表達敬佩、紀念之情，我想這是所有有社會責任感、對人民充滿愛心的作家的共同的願望。
60年前，我讀到的第一本譯成中文的外國小說就是雨果的「悲慘世界」，只是書名譯作了「可憐的人」。我從這本書中開始認識法國人，才知道遠在萬里之外，與我們膚色不同、語言不同的歐洲人竟和我們有相似的做人準則與人生理想。中國的一些傳統觀念，如「與人為善，以和為貴」、「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如「勿以強凌弱，應以富濟貧」、「理想的世界是公平和公正的世界」竟在這本書中有充分的表現。
那時我是11歲的孩子，生活在被日本侵略軍佔領的天津，生活在恐怖不安的環境中。惟一的課外活動是在學校圖書館讀故事書。有一天看到書架上擺了10多本這樣的書，出於好奇，我隨便拿出一本看了看，見封面上寫的是「可憐的人」。再一看，是法國人寫的。我：很奇怪，在租界地看到西洋佬都是穿著燕尾服、拿著司提克、嘴叼雪茄煙的紳士，難道他們那裡也有「可憐的人」嗎？我忙把書翻開，看了頭一行便被吸引了，上邊寫著：
在1815年10月初，距日落前約一點鐘，一個徒步的人走進了那個小小的狄涅城……他的領帶已經紐成和索子一樣的了，一條藍棉布的褲子已經破舊磨光了，一隻膝頭成了白色，一隻膝頭有了個窟窿；一件破舊不堪的老灰色布衫，在兩隻手彎上，補著一塊用麻繩縫上的綠呢布……
我驚住了！這不是我在街頭上常見到的中國流浪漢嗎？難道法國也有這樣的人？由此我還想到了在街頭被日本軍隊鞭打著修路的中國苦工，想到了衣不遮體、一臉病容、沿街乞討的難民。於是我就找座坐下來一頁頁讀下去。我為飯店不接待這個受苦人不憤，我對給他吃、給他住、銀器被偷走卻毫不忌恨的主教充滿由衷的敬愛……直到圖書館的管理員通知我到了關門時間，才發現屋中只剩下我一個讀者了。
從這天起一連幾十天，每天下學後都捧著這本「可憐的人」看到圖書館關門。我完全浸沉在書中的世界裡。看到芳汀就想起我一個去世的女親戚，見一家鄰居打罵寄養在他家的一個小姑娘，我就低聲叫他「湯那提！」並把那小姑娘叫作「珂瑞忒」！我上學路上看到偽警察頭目耀武揚威地抓人打人，認為這就是蛇威！從一些慈祥老人臉上又看見讓。阿讓的影子。儘管書上人的名字叫起來這麼拗嘴，可並不陌生。因為他們就像我身旁的中國人，事也是常從大人那裡聽到的中國事！啊，我這才知道西洋人和中國人的活法和想法竟有這麼多相同之處。
小孩子不懂什麼思想哲理、政治觀念，看完這本書卻加強了父母教導我的一個觀念：世界上有兩種人，一種是好人一種是壞人，好人可愛壞人可恥！應該學做好人不做壞人。好人要像阿讓這樣慈悲、善良、充滿愛心，只作耕耘不問收穫，甘願付出而不要回報。
當時中國正在抗日戰爭時期，日軍殘暴燒殺，民不聊生，共產黨領導的八路軍正在我家鄉山東與日軍打游擊戰。不久我從天津回到家鄉，在人民抗日熱情鼓舞下，12歲時就參加了抗日軍隊。我能邁出這人生重要的第一步，當然是受到愛國主義浪潮激勵，受父母、老師長期教育的結果，但也不能排除雨果作品潛移默化的影響。雨果作品堅定了我做好人的決心，那個時代在中國做好人，就要敢於跟燒殺搶掠的侵略者勇敢戰鬥，這是幫助受苦受難者解脫困境的惟一辦法！
我一邊當兵一邊自學。戰爭中只能讀戰友們帶來的書和從戰場上撿到的書。因為「悲慘世界」給我留下強烈印象，所以碰到雨果作品我都拿來一讀。我就這樣沒有系統地、時間不連貫地陸陸續續讀了一些雨果的作品，所以我談不上有全面理解，更不敢說有什麼研究。不過雨果的作品確實引我思考和感悟了兩個問題：應該如何做人和如何做文。
如何做人，什麼才是真正的人生價值？有的人為獲取財富而奔忙不息，有的人為陞官掌權而用盡心機，有的人為出名趨潮作秀，有的人為爭權奪勢奔波爭鬥。維克多。雨果出身於上層社會，16歲就當選為戶茲學院青年院士，23歲被授予騎士級榮譽勛位，44歲當選為法蘭西研究院院長，位列貴族院議員、制憲議會議員。雨果若要爭名奪利，坦白地說，他的起點比某些人高得多。退一步講，他只要安分守己保住已得到的名利，在安逸的環境中寫些消閑有趣的作品展示才能並聊以自娛，就可以安定舒適度過一生。但他卻置個人安危於不顧，甩起長發投入到二月革命的戰場上，披起議員肩帶大步走進反對拿破崙的隊伍……儘管由此換來的是執政者重金懸賞其頭顱，遭到比利時、英國驅逐出境，流落到格濟恩島上苦度歲月。但他毫不後悔，一旦回國，他馬上又投身保衛巴黎的戰鬥，用自己的稿費製成大炮來保衛這個世界名城！因為他把為人民解除苦難看得比個人自由更重要，他宣稱：「我忠於自己良心許下的諾言，誓與自由一起流放到底，自由回國之日，才是我回國之時！」他認為「只要還有被壓迫者、被剝削者、被欺負者，還有正義者在流血、弱小者在哭泣，公民們，良心就要保持武裝。」他說：「人類如果沒有這樣的良心，生活將變得冰冷，歷史將會更加殘酷。」
更令我敬佩的是，雨果的眼光看到的不只是法蘭西的被壓迫者、被剝削者，不只是法國弱小者的眼淚。他那充滿愛與善的目光還注視到了我的祖國、我的同胞。我不敢說雨果是對中國人民最早發出友好與同情之聲的西方作家，但雨果在1861年11月25日寫給巴特軌上尉的信確實是我聽到的、最早來自西方的友誼之聲。他責備了英法聯軍毀滅圓明園的罪行後，慷慨激昂地說：「感謝你給了我抗議的機會，治人者的罪行不是治於人的過錯；政府有時會是強盜，而人民永遠不會。」
雨果為中國人民仗義直言，震動了中國人，特別是中國文化人的心！因此，102年前，中國革命文學先驅和導師魯迅先生首次把雨果的文章譯成中文在雜誌上發表，絕非出於偶然！它證明不論在中國在法國，在東方在西方，只要是善良的人，有高尚理想、有社會責任感的人，心靈都是相通的，不同語言和民族特點並不能成為我們溝通的障礙，反而證明不同文化群體之間，在最基本的善、惡、美、丑辨認標準上，有很多相通或相同之處。
確定了做人原則，對以寫作為業的人來說，就要具體地落實在「如何做文」上。世界上舞文弄墨的人成千上萬，寫作目的各不相同。有人把寫作只當作個人搏取名利的手段，也有人寫作只是為「展示自己才能，宣洩個人感情」。各人有各人的自由，在這市場經濟時代，只要不違法，就無可厚非。
但是，只有那些用寫作為廣大普通人、勞動者呼喊代言的作家成為寫作群體的脊柱，這個世界才有希望。中國文化人有個優良的民族傳統，講求「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要求自己的作品「寓教於樂」、「有益於世道人心」。我認為雨果在這一點上與中國文人的信念極相似。他勤奮一生，熱情洋溢地為法蘭西普通窮苦大眾爭取生存權而寫作；他始終站在時代的潮頭，以自己的思想照耀人民前進的步伐，推動歷史前進。雨果成功地用他的筆塑造了卞福汝主教、讓阿讓、馬呂斯和芳汀等人物，而我們恰又從這些人物上看到了雨果本人聖潔的心靈。因為在這些人身上，形象地體現了雨果的良知、道義和社會責任感。雨果堪稱他那個時代人道主義者和國際主義者的最佳代表，他體現了令人尊敬的法蘭西民族精神！
200年過去了，雨果的許多理想在法蘭西、在全世界有了不同程度的實現。這是令人感到安慰的一面，但是當我看到電視上阿富汗人民在戰火中逃生的鏡頭，看到非洲瘦得皮包骨頭、為領一杯粥食排長隊的兒童，看到加沙、耶路撒冷倒在血泊中的人體，我們能說無愧於雨果前輩的期望嗎？
作為雨果的後輩同行，我確實感到任重而道遠。我想，繼承雨果的遺志，用我們手中的筆繼續完成他沒完成的事業，為世界勞苦大眾的生存權，為不同民族人民大眾的思想信仰和生活方式的選擇權而呼喊奮鬥，這是對雨果的最好紀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