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7年11月，應「日中文化交流協會」之邀，隨中國作家代表團訪問日本，我又一次登上扶桑三島。
白土吾夫等老朋友對我很關照，問我對活動內容有何建議，個人有什麼要求？我說希望到少年時勞動之處再看一眼，會兩個老朋友。但只作私人旅行，不可驚動官方、會社與傳媒。他們接受我的請求，一改請代表團從北京直飛東京的習慣做法，要我從福岡入境，派橫川健先生在福岡迎候。然後陪同我們先在地方上活動，最後再到東京。
我寄去想要會見的朋友名單，請他們幫助聯絡。
戰爭時期日本的工廠中沒幾個精壯工人，除了中國和朝鮮的「苦力」，多是殘疾人、女工和「勤勞奉仕」學生。戰敗後工廠因戰爭責任受到懲罰，被佔領軍封閉，人走鳥散。過了十年恢複生產，人員和設備全部更新。那廠里是沒有熟識的人了。幾經打聽、查詢，發現還有三個相識的活在世上。
一位叫中元幸廣。
在華工營地，日本管理人員分「教官」和「舍監」兩種。「教官」權大位高，窮凶極惡；「舍監」位卑職低，只管吃喝拉撒睡。中元幸廣是「舍監」中地位最低、年紀最小的，那年他不過十七八歲，因病逃避了兵役，瘦骨伶仃，絲毫沒有武士道的剽悍與兇狠。日本人都看不起他。只因他哥哥是「大教官」，才給他找了個吃飯的地方，我們管他哥哥叫「大中元」，管他叫「小中元」。兩個中元從裡到外沒一點相像之處。大中元是公開的特務機關派駐人員，陰狠毒辣，喜歡面帶笑容手執皮鞭把華工打得皮開肉綻；小中元膽小厚道，從不打人，私下裡還跟華工說一兩句玩笑話。多少年過去了，管理人員姓氏大都忘記，惟有兩上打人最狠的和兩個從不打人的姓氏牢記不忘。其中就有這兩個中元。
1984年我到東京參加國際筆會，住在新宿。有天一大早樓下辦公室打電話來說：「有位日本老人要見你，你能見他嗎？」我問：「叫什麼名字？有什麼事嗎？」電話中說：「中元幸廣，他說以前做過對不起你的事，今天特意前來賠罪……」正說著，話筒換了人，換成一個發顫的聲音說：「我是小中元，你還記得我嗎，你能原諒我嗎？」
我跑下樓，看見大堂角落裡站著一個又瘦又矮的老人，還保留一點青年中元的影子。我招呼了一聲「中元君！」他踉蹌跑過來，抱著我肩膀就失聲痛哭。他說從報紙上看到我的名字，特意從山中縣趕來的，很怕我不肯見他。他說戰後不久他說投身於社會主義工人運動，並為中日友好效力，現在是某市「日中友好協會」負責人。當年沒有能設法保護我，他感到很內疚，不來當面認錯，他要受良心折磨……說著拿出他的名片給我看，才知道他靠經營汽車配件為生。參加工人運動，為日中友好奔走是盡義務。
知恥近乎勇！這樣的人在日本見得並不多，我當然要拿他當朋友，並為久別重逢而高興。他就在我住的大酒店附近小旅館住下來，陪我在東京閑聊了好幾天。交談中才知道，他從小沒有父母，曾隨人流浪到中國，在中國得了急病，被一位素不相識的中國人救了過來。他問那人姓名，發誓要報恩。那人說：「不必記住我，但要記住中日兩國歷史上是朋友。中國文化滋潤過日本民族，現在日本兵來中國燒殺搶掠，這是恩將仇報，禽獸不如。你要還有人心，就別跟著他們欺負中國人！」
從那以後，他對中國有種特殊的感情。為此招來了他哥哥的反感和周圍別的日本人的輕視。
從此我們經常通信。過兩年他退休了，就自費到中國留學，成了北京語言學院短期班年紀最大的留學生。學中文，每期三個月，每年學一期，連續學四五年，竟學會一口流利的北京話。有中國代表團去長崎，他說義務任翻譯，自費當陪同。張海迪去日本訪問，回到北京給我看她的照片，照片上為她推輪椅的正是這位「中元叔叔」；中國「兒童藝術團」到日本訪問演出，陪孩子旅行的又是這位「中元爺爺」！做這些事他都是義務工作，伙食自理。
年逾古稀，他不再來留學了。
臨動身前，中元從長崎打來電話，他說日中文化交流協會已經把我去的消息告訴他了，他決定和老伴倆人到福岡會我。還說他把這消息打電話告訴了德山的濱田，濱田又找到了一個老熟人，就是在食堂做飯的河穀子……
他在電話中說：「喂！我要陪你去德山！」
德山市是個小地方，瀕臨瀨戶內海，距廣島18海里，地方偏僻，二戰中是海軍後勤和化工基地。因化工業對自然環境嚴重污染，戰後成了「水俁病」原發區。這裡的方言與東京話差別挺大。標準語太陽叫「歐西沙馬」，它叫「歐福沙馬」！被人笑為土包子。一般人很少到這地方來。橫川健先生就半開玩笑地說：「我要謝謝你。不然哪有機會到德山！」
我要去德山，隱隱有個心愿：年近古稀了，再看它一眼，告別少年時代的血痕淚跡。
10多年前來過一次德山，忙於應酬，沒機會按自己意思走走看看。
1980年我隨巴金、冰心等前輩訪問日本，是我離開35年後第一次重來。「文革」留下的陰影尚未散盡，我謹言慎行，既沒跟任何人談過自己的經歷，更沒向東道主提出個人願望。乘車從京都去嵐山的路上，身邊的秋崗家榮先生突然問我：「你不想到德山看一看嗎？清水正夫先生說了，如果想去，我們替你安排！」
日本人的信息靈通使我大吃一驚！我立即把這消息報告給副團長林林先生。林林欣然批准我前去。
全團遊覽宮島，秋崗家榮先生陪我去了德山。事先和我勞動過的工廠聯繫，消息透露到新聞界，從廣島上火車就有電視台攝製組隨行，到德山下火車又有當地新聞社迎候。廠方隆重熱烈歡迎，禮貌周到接待。領導人既為不幸的過去表示了歉意，又宣布成立「鄧友梅研究小組」作為友誼象徵。陪同參觀，舉行宴會，一片喜悅氣氛。傳媒界很友好，站在反對侵略戰爭客觀公正立場進行報道。可就是全部時間都用在接受採訪、公開講話、社交禮儀、題字簽名等公眾活動上，沒得一個人自由活動、查記舊跡吟嘆滄桑的機會。
接待的人全是新的一代，對早年的情況並無所知。向我道歉是父債子還的意思。他們也努力找到兩位老人，但我一個也不認識。一位老工人跟我不同車間，華工不許到處亂走不同車間的人也不許接觸，就沒找到話說。另一位是女辦事員，本也不認識，但她當年住在集體宿舍愛國寮，我給住院工人送飯到那裡取過便當，就找到了相通的話題。我問：「愛國寮房子現在還有嗎？住在那裡的女工後來都怎麼樣？」她一聽馬上嘴唇抖了起來，低聲說道：「怎麼，你不知道嗎？房子叫美國飛機炸平了，好多女工死在裡邊。愛國寮，多少年沒聽到這三個字了。你該跟這裡的年輕人講講這些，他們都不知道什麼叫戰爭……」
這人就是濱田。從這以後她每到過年都給我寄一張賀卡。她到中國旅遊還專門到北京看過我。
這次我想多有點個人自由，不驚動廠方和新聞界。日中文化交流協會滿足了我的願望。
中國作家代表團於11月6日下午到了福岡。
全團5人，我是30年代出生，曾鎮南、何申、格非、李錦琦分別屬於四、五、六十年代。按「文學十年一代」的說法，正好「四世同堂」。福岡跟中國關係密切。歷史上中國文化在日本傳播，有兩個中轉站，一個是奈良，一個就是福岡。說奈良離不開鑒真大師和唐招提寺；講福岡少不得榮西和尚與聖福寺。榮西和尚把禪宗帶到日本，在福岡建起聖福寺，「鳥羽上皇」為它寫的匾額就是「扶桑最初禪窟」。禪宗弟子講究飲茶，榮西也傳播了中國茶道，他送給日本將軍源實朝一本《吃茶養生記》，成了大和民族最早讀到的茶道專著。從中國也傳去了吃食。中國的「素麵」跟「饅頭」就是宋朝時留學的日本和尚帶回福岡的。當時福岡還是中國的「外貿重點」，富商謝國明先生長期在此坐鎮，跟帶饅頭回去的聖一法師交上了朋友，贊助他一座佛寺，就是保存至今的「承天寺」。福岡值得看的東西這麼多，我們卻只停留20小時。
一下飛機就見到從東京來接我們的橫川健先生。他帶來白土吾夫、佐藤純子等老友的關切，也帶來了我們在日本的日程安排。在福岡這20小時，除睡眠外要做的公事還有三件：一是當晚與當地女作家高樹共進晚餐。高樹是交流協會會員，代表協會為大家洗塵；二是要拜訪福岡市政府；三是第二天中午赴中國總領事陸琪先生為我們準備的宴會。然後從那裡就直奔火車站。
宣布完日程，作家們先說「完全贊成」，贊成完又問：「那我們什麼時候參觀市容，遊覽參觀名勝呢？」
我含糊地說：「上邊說的只是公事，參觀遊覽權作私事對待。也要做的，只是先公後私，公私兼顧。」
這話對我自己更適用。中元幸廣夫妻來到福岡，我必須擠出時間與其相會；我是福岡「亞細亞文化獎」的委員，既到福岡，總要到委員會打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