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廣島有前一天，秋岡先生輕聲問我：「你想不想到你小時候做工的地方看看？」
還在北京未出發前，清水正夫先生就曾關切地問過公木同志：「聽說鄧友梅先生小時候在日本勞動過，是真的嗎？」
多年來我是絕口不提這段往事的。明年我就算年逾半百的人了。在半個世紀的時間裡，我很遭遇些艱難困苦，但有兩段生活（假如那也算生活的話）我一直不願提起也避免回想。一是「四人幫」橫行年代天昏地暗的歲月；一是在德山那一年的非人生活。
當年，像豬羊一樣，被趕進堆滿礦石的船艙。一千多噸的小船像落在滾水鍋里的一隻餃子，反轉顛簸七天七夜，終於靠在下關碼頭上。那時我剛滿13歲。船上二百來名中國工人，是日本帝國主義在中國各處，用各種手段「集中」來的。在下關檢疫所脫光身子消毒後，我們一批四十人，就換乘機動木船，沿瀨戶內海被押往山口縣。
半夜，船在一個工廠的破爛碼頭邊靠岸了。穿過滿是管道的曹達工廠，走過黑沉沉、空蕩蕩、一付破敗景象的市街，走進一處鐵絲網圈著的華工宿舍，還沒進去就聽見沉重的毆打聲和壓抑著的呻吟聲。魚貫進門後，只見沿牆的水泥地上，一溜跪著四五個赤膊的中國工人，兩手舉著凳子，一個穿著馬褲馬靴面目猙獰的日本人，正揪住一個中國工人的胳膊，狠狠地往地下摔……
「教官正在懲罰偷懶的人！」押送我們的人說，「在這裡要守紀律，不然就受懲罰。你們就站在這兒看看吧！」
由此開始了名為「養成工」，實際是「徵用工」的生活。每當回憶起來，就像個鐵蒺藜一樣刺得心頭出血。所以，數十年來除去在入黨時我講過一次外，就是對母親和愛人也沒說過那些細節。在女皇江青肆虐的時代，他們在千人大會上宣布我「從十三歲就當賣國賊」，「雙手沾滿了鮮血」時，我倒是力爭要講講這些細節，但一張嘴就被一位雖沒穿馬靴馬褲、卻有同樣猙獰面目的漢子一拳打得張不開嘴了。
不願重去揭那已結痂皮的傷口，所以，這次到日本我一直沒有提出去德山的願望。主人是太殷勤，對誠心誠意與中國人民友好的日本朋友何必再談這些往事？逝者已矣，我們還是攜起手來共建中日友好的未來吧！但是，隨著在日本停留時間的延長，我想看看德山的願望愈來愈強烈了。
在德山做工時，我在碳酸鎂車間。那時，日本青壯年男人，大部分被征去打仗了，和我們並肩勞動的只有婦女和未成年的「勤勞奉仕」的學生。日本軍閥從日本人民身上吸幹了骨髓，人民的生活已到了山窮水盡的地步，吃的是「代用食」，十幾歲的姑娘勞動時穿的是露肉的爛布片。正常勞動一天12小時，到月底要干幾個徹夜。「勤勞部」的監督員，騎輛車在各個車間轉，到處搜尋「思想不良」的人和「怠工」的人。他們宣布每一個日本公民都是「戰勝者」，都有權管理、督導「中國徵用工」。可是共同命運抹去了民族的界線，我們躲在一個角落裡偷偷歇氣，一看到勤勞部的人趕緊互相關照；我們在一個防空洞里躲避轟炸，互相把安全形落讓給對方；我們在一塊河灘上撈取海草，烘乾後一起分食這些珍寶。有一次，我病了，幾個大嬸把我藏在車間角落裡休息，慷慨地把我份內的勞動空額分擔下來。沒想到她們剛把車推走，勤勞部的人就過來了，把我從高燒的昏迷狀態中踢醒，吼叫著：「誰叫你偷懶？你對大東亞聖戰不滿嗎？」大嬸們一聽到這聲音，撂下車全圍過來，爭著說：「他在發燒，我們叫他休息的。」勤勞部的人又叫：「你們有什麼權力？你們能負責嗎？」她們說：「我們替他把勞動額分擔了，怎麼不能負責？」那個人還要糾纏，一位老大娘悄悄轉到爐旁按了下電鈴開關，出爐的鈴聲震耳欲聾地響了，人們喊著「出爐了！」拉起我向爐門擁去。勤勞部的人只好罵罵咧咧地溜出車間。他一出門，人們鬨笑著又拉我迴轉爐後去休息。原來並沒到出爐時間，電鈴是拉來攆他的。大家說老大娘是「智多星」，老大娘卻把我摟在懷裡哭起來。她說她的孩子被徵兵走了，現在也在外國，她惦記她的孩子，所以想著我的媽媽一定也在日夜挂念我。
工廠里有一些年輕的女工，住在叫做「愛國寮」的集體宿舍中。有時候我下了午夜班，舍監又派我去給住院的傷病號送飯，送飯時要到「愛國寮」捎帶上女工們的飯盒。她們當中有的只有十六七歲，小孩子容易熟悉，她們很快和我成了朋友。有個叫百合子的小姑娘和我在一個車間勞動。她在實驗室上班，每天在車間門口走過，總要客客氣氣鞠躬說：「鄧友梅先生早晨好。」到車間來取樣時，總找機會向我打聽一點關於中國的情形。聽我講起家鄉的情形，她總是把眼睛睜得大大地說：「是嗎？這樣子嗎？跟宣傳的可不一樣呢！」
有一次為一件事我和監督人爭了幾句，那個人就打我，一邊打一邊問：「你還敢頂撞？」我說我聽不懂他的日本話，他伸手就把我剛打開還沒吃的飯盒奪過去扔到水溝里。正這時百合子取樣兒來了。一看見她，我就感到恥辱像火一樣燒得我全身顫抖，我不顧一切朝那個人叫罵起來。那個人抓住我，發瘋似的毆打。百合子趕過來拉住那人說：「廠長在找您，命令您立刻去一下。」她把他支開後，輕輕對我說了聲：「真對不起。」然後低著頭，滿臉通紅噙著淚走開了。我無心再顧那個飯盒，一個人躲到角落去飲泣。過了一陣，一個女工拿著飯盒找到我，說是百合子揀回來，托她送來的。打開盒蓋，見裡邊放著下個用紫萊包著的飯糰。
在那軍國主義統治全日本、中國人到處受敵視和蔑視的環境里，一聲「鄧友梅先生」，一個紫菜包的飯糰，代表著多麼祟高的正義感和真誠的友情啊！正是這種人民之間的同情友愛戰勝了法西斯製造的殘暴與偏見，歷史才得以進步和發展的吧！
戰爭的局勢終於倒轉，工廠停產了，工人被趕去拆毀要疏散的居民房屋，大片大片住宅被拉坍在地。平日一起共患難的大嬸大娘哭哭啼啼，被趕進向外疏散的人群。就在日本軍閥高喊「寧為玉碎，不為瓦全」的口號聲中，我回到了祖國。幾個月後我在新四軍聽到原子彈在廣島爆炸的消患。廣島距德山不遠，那些共患難的大娘大嬸，和百合子一起的年輕夥伴都安全嗎？我希望原子彈只射向日本軍閥，不要傷害那些和我一樣吃苦的窮人。這當然是孩子的想法。
時間過去35年多了，我又來到了日本。我怎麼會不想探望一下德山這塊土地，再見見共同度過艱苦歲月的老朋友呢！這種嚮往之情，一定被清水先生察覺了，他們熱心地為我做安排。
秋岡先生像個老大哥，他主動提出陪我一起去。
八號那天，雨後初晴，一早晨，中國新聞社的山田先生和大村先生就到旅館來接我，一起乘坐新幹線「光」號快速列車去德山。比起這三位先生，我倒成了「老德山」了。我拿紙畫了一張德山的簡單地圖，標明了當年工廠、宿舍、車站、醫院幾個位置。我指著圖簡單地講述一些當年生活情況。聽到中國工人和日本工人所遭受的苦難，他們的面色都沉鬱下來，山田先生極力把頭扭向窗外，以掩飾眼中的淚光。我忽然想到，這次來，我是找朋友敘舊情的，那些應對侵略戰爭負責的人，歷史已作了清算，何必再提呢！為了扭轉氣氛，我把草圖交給山田先生，問他：「你看，畫得還對嗎？」
山田長長吸了口氣說：「我只能說你畫的工廠、車站兩個位置還對。舊的德山我沒到過，戰爭後期這裡已經炸成瓦礫堆，一切都是重建的。」
廣島到德山，坐新幹線火車只要20多分鐘。山田先生指著窗外說：「這就是你幹活的工廠，德山曹達株式會社。」
我在德山時，曹達工廠是最大的工廠，除去附近還有一個水泥廠和一個較小的東洋曹達工廠外，再沒有工業。現在望去，沿海一片數十里，全是銀白色工業建築物，要在它們中間分辨出德山曹達工廠來，是很困難了。
我們在中國新聞社德山支社稍稍休息，支社的西村先生問我希望看看德山哪些地方，我把我畫的草圖交給他。他說：「請稍等一下。」便拿著這張圖走出去，過了三四分鐘他笑嘻嘻地回來說：「我為你複製一份40年前的德山地圖，想不到您畫的這張圖大體方位和地圖是一致呢！」大家聽了都伸過頭來拿兩張圖比較。西村說：「可惜你要看的許多地方看不見了，比如你住的宿舍，不僅房子沒有了。那條街也不存在了。那時德山只是個小鎮，現在已成為現代化的都市了。」我說：「看到德山這樣興旺、發達，即使我看不到老地方也高興。」他說：「發達也帶來新問題。這裡是日本污染嚴重的地區之一，震動世界的水俁病就在這一帶。我們在為這個鬥爭呢！」
德山曹達工廠派人來接我們，驅車直到辦公樓。這一路應當是我最熟悉的，我卻找不到一絲相識的痕迹了。工廠的董事、人事部長、專務齊集樓門口歡迎我。到會客室剛坐下。董事長友清英雄先生熱情地趕來，他正在召開一個會，臨時把會停下趕來了。人們告訴我，當年我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