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電視上看到，南京人在舉著火把慶祝大軍渡江35周年，這才想到，過長江、打南京、進上海，已是1/3世紀前的事了。
35年前4月22日晚上，我們到達八圩港待命，同志們站在岸邊，望著那浩浩蕩蕩的一江春水、望著江南的火光，真是感慨萬千。「我們要過江了！要解放全中國了，要成為國家的主人了！」勝利者的喜悅和自豪使我們久久不能入睡。大家坐在江邊談了多半夜，談話的原詞句我已記不清楚，但是那中心內容，我並未忘記。說起來慚愧，竟連一句電影上在這種情況下必須說的豪言壯語也沒說。大家這一時刻，對國家、對民族的使命感是十分強烈的，但由此引出的問題最多的倒是談自己和別人的缺點。因為同志們心裡的一個共同感覺是「勝利來得這麼快，自己太缺乏準備。怎麼能帶著這些毛病過長江去呢？過了江我們每個人在群眾面前都是黨的代表、都是軍隊的代表。咱這樣兒行嗎？」
23日下午，我們渡過江，到了江陰，隨後是進常州、進蘇州。在我的印象中，那一陣每個人都突然尊重起自己來了。本來一向軍風紀不整齊的人，注意起自己的皮帶扎得正不正，綁腿打得緊不緊了；本來愛調皮說怪話的，變得嚴肅莊重了；本來生活上有嬌氣的女孩子，這幾天竟然比在艱難的環境中更能吃苦了。而且，大家的脾氣也好了起來，互相間團結的氣氛也更濃，不大發生在吃敗仗時（請原諒我的實話，我們的隊伍偶爾也會打敗仗的）同志間說句笑話就火冒三丈的事了。
這樣一種自尊自愛的情緒引出很多好人好事。
至今上海一帶的老人，回憶起解放軍進城時，那種嚴格的紀律性，高度的自覺性，仍然讚不絕口，怕都和這種情緒有點關係。別人當時怎麼想，我不清楚。我自己經歷的幾件小事是記憶猶新的。1949年5月25日晚，我們從蘇州的木鎮出發，乘卡車奔赴上海，從半夜就下雨，路上車馬又多，一路總拋錨，直到第二天天黑才從造幣廠那邊進入上海，雨還沒停，不知為什麼又在上海市內兜起圈子來。上海人十分熱情，卡車每在一個地方停下，不知從哪裡就會聚集起一堆人來，圍著車子鼓掌，呼口號、扭秧歌。走到金神南路，車又被群眾圍住，喊跳之後，有人站到卡車前發表起演說來：「1945年國民党進上海時我們也這樣歡迎過，可是他們叫我們失望了。我們拋棄了他們。希望今天這個歡迎會不再帶來失望，希望共產黨永遠是中國人民的好領導，希望解放軍永遠是人民的子弟兵……」那時我們都很年輕，被群眾的情緒激動得熱血沸騰，也跳到車頂上去講話：「我們是人民的隊伍，我們永遠和上海人民團結在一起，建設新上海！」這樣跳呀，喊呀，走走停停，直到後半夜才找到個駐處，竟是靜安寺路湯恩伯的公館。
這是一處極精緻、極富麗的住宅。一切設備在那時代都是最先進的了。司令先生走得倉促，室內一切都原樣沒動，餐柜上擺著菜點、廚房裡放著整箱的法國名酒，冰箱中有現成的各種食品。牆上掛的，桌上擺的，箱中裝的東西且不說它。當時正逢夏天，各個房間里都擺了幾把團扇和摺扇。每把扇子上的畫幅和詩詞看落款都出自名家。試想一下，若在「文化大革命」期間，這麼個華貴官邸，又確切無疑是敵產，突然闖進上百名餓了一天一夜、淋得透濕冰冷的造反派老爺會出現什麼景象？當時這些大軍——真正在火線上和敵人拼過命的「大軍」，不是「文化革命」中專拿皮帶、木棒凌辱革命者的「造反大軍」們，一連住了幾夜，整幢房子連一塊糕點、一把扇子也沒有丟失。檢查紀律時，只發現放在地下室一個桌上的半瓶「威士忌」挪了位置。追查的結果，是一個戰士見上邊都是洋字，以為是藥水，拿來要為一個戰友治咳嗽，發現不靈，賭氣把它扔到窗外草地上去的。解放軍的紀律當然是嚴的，但再嚴的紀律，若不自覺遵守，也等於零。那一天，別人怎麼想的我不知道，我在餓得發暈、房中又只有我一個人時，看見床頭桌子邊那一盤糕點，實在想吃，甚至饞得有點睡不著覺。只是覺得一個革命者、一個肩負解放全中國重任的戰士，伸手去摸那東西太丟人，太不自愛，才忍下了要吃的慾望。
過了一天，蘇州河北解放了。我們移駐到新雅酒店。文工團要演出，領導派我去買幾盒化妝油彩來，我們以前用的油彩，是金城工業社出品的。我一出新雅酒店的門，就跟人打聽金城工業社在哪裡？人家告訴我在打浦橋，（也許是提籃橋，記不清了）我又一路上問打浦橋在哪裡？走到外灘公共汽車站，我向公共汽車司機打聽路，那司機說：「不用問了，你乘我們車去好了。」我說：「我沒錢買票。」（因為領導給我的錢是買油彩用的，沒說可以坐車）車上好幾個乘客便說：「上來好了，歡迎解放軍，我們替你買。」我再三謝過他們，仍然步行走了下去，路實在遠，而且又熱又渴，那汽車對我很有誘惑力，但又感到，走下去，雖然累，心裡倒是踏實、欣喜的。
這兩件小事，我從未對人說過。覺得說出來實在顯出我這人精神境界不高，政治上也幼稚。後來乾脆連想也不再想起它。「文化大革命」中，造反派封我為牛鬼蛇神，叫我給他們用板車拉取暖的煤。派來與我同拉一輛車的，是位上海出來的老藝術工作者。
路上悄悄談起當時許多怪現象，他感慨地說：「上海解放時，我才20幾歲，是自動冒著雨跑出門去迎接解放軍。那時的解放軍和從解放區來的幹部是真好，群眾怎麼會不愛戴？辦的每件事都為群眾著想，人民怎麼會不擁護？那股勁頭要一直保持到今天，中國該是怎麼個樣子啊！」於是我又想起這兩件事，並且覺得也並不見得精神境界多麼低下和政治上如何幼稚了。對於信仰的理論，那種虔誠態度，那種一絲不苟、身體力行的作風，究竟是好的。即使所做的事細小瑣碎，也比那說空話說假話言行不一的好；那種革命者的自尊感，儘管難免還有幼稚、簡單之處，究竟要比造反派們把別人不當人，把自己也並不當人的野獸哲學光明正大。
那天我拉完車回到牛棚，我又想起在上海金神甫路的那場即興演說，我想。我們那時太單純，真正缺點在於天真輕信，沒想到在我們隊伍里還混有張春橋、姚文元之類劣種！我想，中國共產黨並不只是由我們這一批毛頭小夥子組成的，想把我們的黨和軍隊搞垮怕還不會這麼容易！可惜我不一定會看到雨過天晴的日子了。
但事情並不像我想的這麼悲觀，老一輩的革命家們，竟以閃電的速度、霹靂的聲勢，迅速果斷平息了這場災難。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使我們又重新獲得了發言權。今天如果在原來的金神甫路那條街上，又碰上35年前參加過那個即興歡迎會的人，我們可以挺著腰板來大聲講，當年他們的希望沒有落空，我們的諾言不是空話：「共產黨永遠是中國人民的好領導，解放軍永遠是人民的子弟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