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2年前，新四軍宣傳部編的小刊物「歌與劇」上發表了個相聲腳本「國大代表」，署名「鄧友梅」，主編張拓同志給我一斤柿子，這是我發表的第一篇作品，拿到的第一筆稿費。
人們問我什麼原因引起寫作的慾望？其實我根本沒慾望。上級命令，不寫不成。
1946年，我在新四軍當文藝兵。奉命演戲，奉命唱歌，奉命點汽燈。抗日戰爭剛勝利，我們跟全國人民渴望過幾天和平生活之時，國共兩黨和平談判卻告吹了，蔣先生甩開政協協議召開「國大」，在解放區引發怒潮。文工團要在群眾聲討大會演點快板、活報劇之類小節目助興。領導對我說：「你平時貧嘴瓜拉舌的挺能白話，用到正道上去，編個節目諷刺偽國大。」我說：「咱們不是正在排宋之的先生的《群猴》嗎？」他說：「那是正經話劇！要搭台演出的，那用你嗎？要你編的是在街頭路邊、聯歡晚會上用的。不用多深刻，只要能揭、露敵人逗笑觀眾就行！」
我只念過四年書，識字有限，可是演過戲，戲演多了肚子里有水詞，出敵人的洋相也不必有什麼顧忌。我在發揮充分的想像力狀態下連說帶比劃，編了個化裝相聲就叫「國大代表」，拉出去在群眾會上一演還真叫座。我們團老作家張拓同志兼任「歌與劇」主編他正找演唱材料發表，看了演出就叫我把詞抄到紙上送給他。我說：「有的字我會說不會寫。」他說：「不會寫就空著，我給填上。」就這樣完成了我的處女作。因為有不少字是他給我補上的，所以他給我柿子時還留下兩個自己吃。
後來戰爭打起來了，文工團由搭台演戲改作火線鼓動工作。白天打仗出英雄事迹，晚上我們編成快板歌詞演出。行軍時則要隨編隨唱。部隊在路當中行軍，我站在路邊看。看見走來的是炊事員，順嘴就編：「炊事員飯菜做得香又香，大蔥煎餅白菜湯，同志們吃了打勝仗，又抓俘虜又繳槍……」戰士們不管這有沒有模仿痕迹抄襲嫌疑，聽見唱的是他們，馬上樂得合不上嘴，一邊喊口號：「謝謝文工團同志打氣。」一邊加速前進。我見收到效果，也打心裡高興。感到總算為戰爭盡了份責任。宣傳科需要文藝材料編戰地小報，我記錄下一段交給他們，油印出來，我就成了撰稿人。
那時候問我：「為什麼寫作？」我只會說：「服從命令。」但事過半個世紀。我才發現雖以執行命令開頭，但堅持到後來就有了主觀因素。事實是我愛上了這種勞動方式，它能體現自己的存在價值。
全國解放，進入和平建設環境，再唱「炊事員飯菜做得香，又抓俘虜又繳槍」沒有人聽了。我奉命換一種生存方式，從演出團體調到了雜誌社。好在編快板編小說都是在「編」字上下功夫，我學起來總比學數理化容易點。就照葫蘆畫瓢寫起小說來。1951年，在趙樹理同志編的《說說唱唱》上發表了第一篇小說。
這時問我：「為什麼寫作？」
我的回答是：「木魚改梆子，將就材料。人總要有一技之長。學別的沒條件，只好寫小說。」
寫到1957年，惹出禍事，奉命停筆，改作體力活勞動。「文革」中在造反派關照下當了10年反面教員，本以為除了寫悔罪書不會再動筆。後來「四人幫」垮台了，鄧小平同志領導撥亂反正，又給了我藝術上第二次生命。寫得好不好是水平問題，寫不寫是態度問題。國家和人民的恩德無以為報，只好又拿起筆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