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不是一篇悼念文章，我此時此刻的心情不是悼念兩字能形容的。
志鵑去世對我來說不只是走了一個戰友，一個親人，隨她而去的是我經歷的一個時代。那是個光彩奪目、青春煥發的時代。物質上很艱苦，精神上很多彩，我們在槍林彈雨中奪取明天，相信明天更美好。
半個世紀過去了，中國人的生活有了根本改變，不管物質方面精神方面，都比那個時代好了上百倍上千倍。
但是，我們是不是也失去了點什麼寶貴的東西呢？比如說那種親密、無私，甚至可以說聖潔的人際關係……
我知道阿姐會生氣，因為遺體告別那天我哭了，當著一屋人我出聲痛哭。她警告過我：「小鄧，你記住，你要是再當眾哭鼻子，我永遠再不理你，我是說話算話的！」
說話時間是1947年一個夏夜，在魯南突圍的路上，在茹志鵑寫過的「澄河邊上」。
華東野戰軍文工團一個隊正在葉飛將軍率領下，擺脫九倍於我的敵人的追擊與攔截，越過津浦線，越過澄河，向西疾進。
那是華東戰場最殘酷、最激烈的一年。我們剛在孟良崮消滅敵軍74師，增援敵軍就沿隴海路、膠濟線、津浦路從南、北、西三面合圍撲來，只在東邊留一個出口，口外是大海。老蔣先生給「徐州剿總」的命令就是「把陳、粟共軍趕進大海！」我們跟蔣先生鬥了鬥心眼：白天在敵機偵察下紅旗招展地擺慶功宴，演戲祝捷；夜幕一落分頭轉移，悄無聲地從敵軍夾縫中鑽出口袋。南、北、西三面並進，只留下大海一面供蔣先生憑眺。野戰軍文工團分作幾隊深入部隊。我和志鵑姐到一縱部隊演戲慶功。天黑戲散就隨部隊插入魯南敵後。先向南疾進，天亮後有敵機偵察時轉向東行，來到沂河岸邊，接到命令停止前進，埋鍋造飯，指戰員抓緊時間休息。大家以為吃飽肚子要東渡沂河。不料一覺醒來，接到緊急命令做180度轉彎，沿白天走來的路退回去。
就這樣，我們遠離了根據地沂蒙山，向豫、皖、蘇、鄂一帶走了下去。正逢雨季，走山道山洪暴發，走平原遍地成河，最難走時拼搏一夜才移動四公里！腳上的鞋被泥水漚爛山石磨穿只好丟掉，軍裝淋濕了烤乾烤乾了淋濕仍貼在身上。多少個日夜沒正經開飯沒進村宿營，餓了抓一把雨水漚爛的煎餅渣填到嘴裡，困了邊走邊打瞌睡。因為不定什麼時候就碰到敵人伏擊，我兩個腳掌潰爛，背部生起核桃大的膿瘡，仍舊咬緊牙關前進，不敢掉隊一步。
這天夜裡正走在一片泥濘的小道上，後邊趕上來一支炮兵，帶著幾頭馱炮彈的騾馬，一會兒插到我們左側，一會兒躥到我們右側，把隊伍攪得挺亂。走到一個岔路口，我站住腳想看清前邊同志往哪邊走，一匹騾子從我身後躥過來，炮彈箱鐵角正撞在我背上瘡口，鑽心劇痛使我頓失控制，尖叫了一聲中帶出了哭音。立即招來一陣責備與嘲笑：「嘿，碰一下就大聲叫痛，像個丘八嗎？」「輕傷不下火線重傷不哭，你算輕傷還是重傷呀！」「這動靜像個男人嗎！」
我那一點哭音本是在失控狀態中流露出來的，發現後已極力忍住，他們這一說，委屈超過了痛感，也惹起逆反心理，能忍我也不忍了，索性痛痛快快地放聲哭起來。火上澆油，又引出來怒吼聲：「要哭到路邊哭去，別叫我們陪著丟人好不好！」「這麼大了，理智點！」
一片男人聲中，冒出個女中音的話聲了：「你們公平嗎？炮彈箱把他背上的瘡都撞破了，怎麼不說炮兵反倒說他呀！」她提高聲音嚴厲地喊道：「炮兵同志，騾子撞我們人了，為什麼還不來人牽著！」
這兩句話一說，把責罵聲壓下去了。有人跟著說：「可不是，小鄧背上血都滲出來了。」炮兵那邊本來看著我笑的，這時不笑了，有人默默走過來拉住了韁繩，把騾子牽到一邊去了。
我想收住淚水卻收不住，只是剛才帶有苦味這時變得甘甜。我站到路邊等說話的女同志上來，輕輕叫了聲：「志鵑姐……」還沒等我說出感謝話，她拉了我一下，壓低聲音說：「小鄧，你記住，要再看見你哭鼻子，我永遠不理你。我是說話算話的！」
這話我記住了。此後幾十年我幾乎沒再哭過。1957年定為「右派」，我沒哭。「文化大革命」打翻在地踏上一隻腳，我眼都沒眨。甚至母親去世也只是默默地擦了擦眼淚。在去殯儀館的路上我告誡自己：「快70歲的人了，不要失態。」可是一進靈堂就失去了理智。
50多年來，我的小說中出現最早而又重複最多的女性形象，就是位大姐型的女兵。
我第一篇小說寫於1952年。那年夏天我作為「赴朝慰問團創作組」成員住在大連寫作。我寫了篇小說《咱們都是同志》，寫的是朝鮮女兵救助中國人民志願軍傷員的故事。寫好後交給團長田漢同志審閱。田老讀完高興地說：「小小年紀寫女人還寫得不錯么！女兵金大姐形象生動，毫不概念化。八成你心裡有個人作藍本。」
這篇小說處女作發在北京文聯的《說說唱唱》上。發表後主編趙樹理同志對我說：「看來你能寫兵，下個月正逢『八一』，刊物要發篇紀念性作品，你再寫篇好不好？」
我就寫出了第二篇小說《成長》，是抗日戰爭故事，主要人物又是個女兵！老趙同志看了後說：「女兵寫得不錯，就是認不出她姓甚。別的字你寫不清楚，我根據上下文能猜，這姓名沒法猜。到底是個啥大姐？」我拿過紙寫了個「茹」字。老趙同志看看說：「茹大姐？你咋想出這麼個姓來，這叫我上哪兒猜去？」
那時我20多歲。後來被劃人另冊停筆22年。小平同志的撥亂反正政策再給我寫作機會時，我已年近半百。第一部中篇小說就是《追趕隊伍的女兵們》，寫了一群女兵。我對其帶頭人、班長周憶嚴描述是一。
「周憶嚴今年19歲，但看起來要大些，即使在比她大三兩歲的人中間，她也像個大姐。她很少發火兒，至多臉紅一陣，話語帶點顫音；碰上叫人們狂喜的事，她也不會大笑大喊，多半把兩個好看的嘴角彎上去，輕輕地在嗓子里格格兩聲……」
周憶嚴班裡還有個比她小六歲的小兵，既不懂事又老氣橫秋外帶調皮搗蛋。在艱苦戰鬥中周憶嚴以班長的嚴謹和母愛溫暖竟把她調理成了合格的革命戰士。
這幾篇作品似乎只有最後一篇志鵑看過。這篇小說發表不久，她來北京開會，一見面就把頭搖得撥浪鼓似的說：「《女兵》我看了，寫得不好。開頭虛張聲勢，好像周憶嚴身上要發生多驚心動魄的情況，結果什麼大事也沒有，毫無精彩之處。」
過了一陣她忽然問我：「我只比你大六歲嗎？不止吧。」
我說：「宿遷戰役時我15，你滿21。」
她說：「我一直覺得比你大得多……」
過了一會兒又說：「你現在大了。《軍長》、《那五》都寫得蠻好嘛。寫那些才顯出你的特色來，不要再寫什麼女兵了。」
大概她沒看過我另外幾篇寫女兵的小說，因而提也沒提起。
我直到最近才發覺這個女兵形象，在我作品中出現最早而又重複最多。我從沒意識到這是志鵑姐的影子。把人物命名為「茹大姐」完全是下意識的。
我慶幸以前沒有意識到這一點，也沒請志鵑看這些作品。看了她肯定不喜歡。我寫得不像，連她十分之一的面貌也沒描述下來。我寫她永遠不會趕上安憶。
但是這篇文章我不能不寫。不寫我的心安不下來。我只能寫我心中眼中的茹志鵑，和別人心中眼中的她未必一模一樣。我只想把自己心目中的茹志鵑記錄下來，為懷念她的人增加點話題，給研究她的人留下點資料。
戰爭時期，革命軍隊中人與人之間的關係親密、坦誠、透明、平等。也爭吵，也慪氣，但說開就完。我十五六歲時常受幾個大同志數落、氣惱、冷落，原因在我。
平心而論，當年同志們對我還是夠容忍的。假如今天有這樣的孩子在我面前，我也不會喜歡他，我的態度也許要比當年人家對我強烈得多。瞧么，年紀不大，毛病不少，任事不懂，老氣橫秋，鷹嘴鴨子爪，能吃不能拿！叫他點汽燈燒壞紗罩；叫他敲鑼敲斷鑼錘；唱歌跑調；演戲盡犯「舞台自由主義」。秧歌戲本就以唱為主，派他個主要角色，上台去沒唱兩句覺得嗓子不好，竟大聲向樂隊宣布：「別拉了，不唱了，改成快板。」弄得後台樂隊無法伴奏，前台演員不會接詞兒。團里開會批評這一錯誤，竟一時找不到合適的定語。這叫個人主義？英雄主義？自由主義？都欠準確。只好現創造個名詞「舞台自由主義」！部隊住在老鄉家，幫群眾幹活兒是好事。掃院子、打柴火都行，可他偏要給房東到井上挑水。沂蒙山區挑水用瓦罐，水沒挑來罐子打了好幾個，只好大家湊錢替他賠！戰爭環境中人們難免有些暴躁，責罵他幾句無可厚非。
卻也有人不惱怒，不發火兒，以更深的愛心來感化他。這樣的同志有：馬旋，魯萍……不只一個，總代表就是茹志鵑。
被騾子撞後有一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