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出生在廣元，直到大學之前從未離開過四川，大學時的專業是師範類。
故事要從大三那年說起，2008年。
「5·12」地震時，我在宿舍看書，地震的一瞬間，我手一抖，書掉到地上，我坐起來愣愣地看著舍友，她們也坐起來看著我。
這時，門口就響起了敲門聲，隔壁寢室的同學在喊：地震了，快跑！
我們寢室在六樓，我鄰鋪的那個女孩臉都白了，腿是軟的，大家把她拖下來，架著她先衝出去了，我當時也不知道怎麼想的，先把穿的衣服拿著、包包拿著，還拿了幾個蘋果和兩瓶水，在做這些動作的時候，樓房還是晃著的。
我那時候想的是，跑下去還要很長時間，而且樓梯之間最容易塌下來，還不如把吃的喝的準備好，就算樓房真的塌了，六樓是最高層，也應該是最好得救的，這些吃的應該能堅持好幾天。
搖晃的間隙我下的樓，同學們瞬間都沒影了，樓道里一個人沒有，樓板吱吱嘎嘎地響著，牆皮噼里啪啦往下掉，我邊哭邊跑，還拿著收音機，是我上大學時，爺爺送給我的禮物。
前一秒跑出樓門，後一秒樓就歪了。
樓門前的空地上，哭成一片，有隻穿內衣的，有裹著浴巾的，有人蹲在地上哭，有人跑來跑去，反正什麼樣子的都有，所有人都是邊哭邊發抖……
關於「5·12」的回憶不想多說了……很多事情不能回憶，太難過。
我想說的是，那天從六樓上哭著往下跑的時候，我就知道有一個意識夯實在我接下來的人生里：生命真的就是一下子的事情，我要抓緊時間好好活著。
我們這一屆沒有畢業典禮。
雖然早就考到了教師證，但畢業後的一整年，我沒找固定工作，只輾轉了幾所學校代代課什麼的。
好尷尬的年紀，自己都不知道自己是否長大了，我不想這麼快就把自己拴死了，我想好好活，想為自己做點兒事情，卻又不清楚該如何去做，想來想去，最終決定去支教。
那時不知為什麼，就想去一個最遠最艱苦的地方支教。
由於家裡人反對，我沒能報上國家支教的名額，只好在網上找到一個以私人名義組織的支教組織，計畫去青海玉樹支教一個月。怕家裡人擔心，我只說想去青海、西藏、新疆旅遊一圈。
媽媽離開得早，爺爺把我帶大，我從小沒出過遠門，他不放心我，於是翻了半宿的通訊錄，給了我好幾個緊急聯繫人的號碼。
我心裡非常不以為然，新疆和西藏我本來就不會去，青海的緊急聯繫人在我看來也意義不大：據說是個遠房親戚家的小哥哥，小時候還抱過我，他家人當年出差來四川時，帶著他在我家裡借宿過一個月，那個時候他九歲，我才剛兩歲。我說：爺爺啊，這不是開玩笑嗎？二十多年沒見過的遠房親戚，又沒什麼感情基礎，怎麼好意思去麻煩人家？
爺爺說：咋個沒得感情基礎？你不記得了而已哦，你當年可喜歡那個小哥哥了，天天拽著人家的衣角跑來跑去，晚上睡覺都摟著他。他也喜歡你喜歡得不得了，不是背著你就是抱著你，吃飯的時候也是他喂你……後來他走的時候，你們倆差點兒哭死過去，生離死別噻……
爺爺說的事情我完全沒印象，他老了，不能讓他太擔心，我假裝很聽話地當著爺爺的面兒把那張紙收好，扭頭就扔了，當然不能聯繫嘍，暴露了我此行的真實目的怎麼辦？
萬事俱備，支教的組織者讓我去西安找他會合，再一起去青海。
我給爺爺奶奶做了一頓飯，去和媽媽告了別，然後一路火車坐到了西安。
我在回民街和那個組織者見的面，我們邊吃飯邊互相了解。
組織者叫老劉，當時他介紹說，他是以個人名義在青海玉樹囊謙縣的一些學校支教，並給我看了照片，說我和他要先到西寧去，住一家青年旅社，在那裡休整，據說那裡還有幾個准老師在等著他，一起進囊謙。
這位老劉很熱情、很能說，但他越說我越將信將疑。
或許是我閱歷太淺吧，雖然他告訴我他的事迹被不少媒體報道過，但我怎麼也感覺不出這是一個在山區里艱辛支教了很久的人，他點菜什麼的很講究，這個不吃、那個不吃的，對服務員的態度很不客氣，不是很尊重人。
一個人的本性往往在最細節的地方展露無遺，我實在是沒辦法把面前這個人和心目中的支教志願者形象重疊到一起，一個有情懷、有情操的人可以不拘小節，但總應該是個尊重他人的人吧。
但我覺得老劉應該不是個騙子吧，哪裡有當騙子這麼不注意細節的？我試探著和他聊了聊孩子們的事……應該不是騙子吧，因為他把孩子們的窘困情況描述得那麼詳細，還不停地強調孩子們有接受更好的教育的權利，而我們應該做的，是給孩子們提供一個改變人生軌跡的機會。
老劉的慷慨陳詞打消了我當時的一絲疑慮，我決定不動搖了，和他一起去青海。就這樣，我們當天就一路火車，從西安到了西寧。
到西寧市時，天還沒黑，他沒帶我坐公共汽車去青旅，而是打了一輛計程車。我心裡開始有點兒不樂意，不是說孩子們的境況很窘迫嗎？為什麼還亂花錢？那種隱隱不安的感覺又回來了。
打車到了青旅後，這種感覺愈發明顯，老劉很熱絡地和人打招呼，一看就是在這裡住過很久……但那些和他打過招呼的人都意味深長地看我一眼，我年輕，不明白那些眼神是什麼意思，但覺得渾身不自在。
他支我去沙發旁邊看行李，自己去吧台辦手續。
我從小聽力好，隔著很遠，隱約聽見他和前台說：是一起支教的老師……後面又說了些什麼，但聲音很低我聽不清。過了一會兒，他拿著一把鑰匙過來說：帶獨立衛生間的只剩一個標間了，咱們只好擠一擠嘍。
他用的是那種很自然的口氣，好像男生女生住一個房間是很正常的事情。
我心頭噌地燒起一把火，自己都能聽到自己咯吱咯吱的咬牙聲，但從小接受的教育是再生氣也要笑著說話，於是我強笑著說：不至於吧，別開玩笑了。
老劉可能看我臉色不對，就一邊打哈哈一邊說：這已經是不錯的條件了，比學校好多了，學校只有一間老師宿舍，等去了以後所有的老師不管男女都是吃住在一間房子里的。
他頓了頓，又說：你就當是提前適應適應吧。
我笑著說：你說得沒錯，是應該提前適應適應。
我拎著行李走去前台，要了一個女生多人間的床位。老劉沒說什麼，只是和我說話的態度一下子冷淡了許多。
原計畫的出發日期延遲了，拖後了有四五天，老劉說因為還有人沒到，據說是某個媒體的記者，要跟著去體驗生活。對此我沒發表什麼異議，畢竟他是組織者，或許如他說的那樣，要認可宣傳報道的意義。
其餘幾個准支教老師我也看見了，其中一個男生很奇葩，一直在賴床，三天內除了吃飯就是躺在床上玩遊戲。另一個準女老師更奇怪，隨身一本書沒帶，卻帶了一堆鏡頭、昂貴的單反相機以及一個三腳架，讓人搞不清楚她到底是去教書的，還是去搞攝影創作的。
我嘗試和他們交流，一問才發現全是在校大學生，他們當中最短的只去支教一個星期，最長的差不多一個暑假，除了我以外，都沒有教師證，而且全都不是師範類專業的。當然，不是說非師範類專業就不能教書，預先備好課、掌握一點兒教育心理學即可，但一問方知，他們幾乎沒有備課的概念，每個人都說：到了學校以後拿過學生的課本看看就行了，大學生還教不了小學生嗎？
這不是誤人子弟嘛！
我跑去和那個組織者老劉溝通，讓他組織大家備課，併合理分配好每個人的教學方向，因為好像每個人都認為自己適合教語文，那誰教數學呢，誰教美術呢……老劉卻說：這個不是現在該操心的事，到了學校後大家再商量。另外，支教靠的是熱情，你最好別打擊旁人的熱情，大家犧牲了暑假出來吃苦，可不是為了聽人數落的。
我有些糊塗了，這和我想像中的支教太不一樣了，我不明白支教靠的是熱情度還是責任感，但畢竟學了四年的師範，對書該怎麼教還是有自己的認知底線的。我說：不好意思，我需要考慮一下是否繼續留在你們這個組織里。
老劉卻斬釘截鐵地說不行，他說報名了就不能退出，這樣會影響其他人的情緒，等於破壞支教。
我不想破壞支教，但這種境況實在讓人心裡堵得厲害，我當時年輕，涉世不深，覺得天都暗了。我一個人盤腿坐在青旅的客廳里生悶氣，生著生著生出眼淚來，忽然很想爺爺，也忽然覺得自己很笨，眼淚一淌出來就止不住了，委屈得要命。
正哭著呢，有一個叔叔丟了包紙巾到我懷裡。
這個叔叔我認識，他話不多，大家一起在廚房做過飯，我還借過他的打火機，他好像不是青旅的住客，但每天都會來青旅坐一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