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我來說，1991年的一件大事——也是樂事——就是戰地金門決定開放為觀光區。
我和金門大概有緣。「8·23炮戰」的時候，我以毛頭記者的身份，前往戰地，差點葬身料羅灣。大學畢業之後，全班又只有我一個人被分到金門服役。
1958年暑假，我正介乎師大英語系大三和大四之間，正在無憂無愁地每天享受那50年代台北市年輕人所能享受的一切，我收到我的一個好朋友、北京美國學校小學同班、台北美國學校初中同班、當時正就讀東吳法學院的劉岩的一個電話，問我有沒有興趣去考他已開始兼職的「中國廣播公司」海外部英語組的播音。有幾個人應考我不記得了，但只錄取了我一個人。
中廣海外英語組設在新公園總部（大陸部在信義路，很神秘）。我們一共四人，組長先是熊玠，但他不久即出國，繼任是我家世交、朝鮮戰爭期間當過美軍翻譯的劉光華。餘下三位播音員就是劉岩和台大外文系的Sammy（抱歉我忘記他的姓名了）和剛進去的我。我們四人與中廣其他節目主持人和記者共享二樓一間大辦公室。令我緊張興奮的是，他們都是大明星：王玫、白茜如、崔小萍、王大空、洪敬曾、樂林、丁炳遂、周金釗、潘啟元等等。英語組每晚九點（還是十點？）有三十分鐘的英語節目，針對日本、韓國、澳大利亞和紐西蘭四地。工作很適合我的時間，所以我一直做到師大畢業及在中學任教結束，直到1960年秋去金門當兵。
我剛去中廣不到兩個月，「8·23炮戰」爆發。9月中，海外英語組分到兩個戰地採訪名額。本來輪不到我，四人之中我的資歷第四。但組長劉光華新婚。上面不忍心派他，Sammy自告奮勇退出，所以就是劉岩和我了。
我們這個總共有十幾二十來人的中外記者團很受「國防部」的重視，儘管我的「中廣記者證」連我自己看了都有點不好意思。我們大約9月20號左右先乘機到高雄，接著在左營登一艘不曉得什麼類型的軍艦，總之有炮，然後駛往金門。
因為我們是電台的記者，所以帶的是兩架老式磁帶錄音機和兩條笨重的電池帶。我們這兩個小毛頭記者的計畫是實地錄音和訪問，從金防司令到碉堡裡面的二等兵。
現在回想起來，說實話，我當時的確沒有考慮到這是真的戰役、真的炮彈、真的傷亡，而幾乎——我也知道這該打——幾乎是以觀光遊覽的心態出這個差。
9月24日晚，軍艦已經抵達金門料羅灣，已經可以看見遠遠前方一片沒有任何燈光的陸地，已經可以聽見遠方的炮聲，看見空中的閃光，但是為了安全規定，天明時才登陸。當晚，我們已經寫好了幾段稿子，講述到那時為止的經過，並錄了音。劉岩去找人充電池，我在和幾個外國記者喝其中一位隨身帶的一瓶威士忌。我並沒有喝太多，可是台灣海峽風浪之大，不喝酒已經有點暈了。我不記得幾點入睡，只記得我突然被劉岩推醒，而且他近乎痛罵似的責備我說，人家都已經上了登陸艦（LST）了，你（指我）還在睡！我們二人急急忙忙又狼狽又緊張地各自提著錄音機，圍著一帶笨重的電池，穿著救生衣，上了甲板。果不其然，最後一艘登陸艦，在隆隆炮聲之下，正隆隆自母艦下降至海面。我們目擊著它運載著六七名記者，脫離母艦而乘風破浪地駛往金門島。我第一次嘗到了所謂的「錯過最後一班船」的味道。但更羞辱的一筆是，一名海軍對我大聲喊，「沒有鋼盔，不準上甲板！」我們二人簡直像小偷似的溜回艙位。
我們幾乎立刻返航回左營，而且我完全不記得走了幾天幾夜，可是軍艦一停靠，我們每個人都立刻感到發生了非常嚴重的事件。碼頭上一群顯然已等候很久的官兵立刻登艦，立刻召集所有剩下來的記者（乘登陸艦去金門純屬自願，軍方派守兵，包括我們兩個沒有趕上船的，好像只有七八位）來仔細查對和記錄我們的姓名、單位和證件。我們提出的任何詢問都得不到任何答覆。直到我們被帶領到一間簡報室，才有一位陸軍校級軍官告訴我們，一艘登陸艦，可能是最後下船的那艘，已失蹤兩天兩夜。而且直到我們回到台北之後才得知，就是那最後一艘中彈傾覆，六人身亡（其中一名日人、一名韓人，餘下四人是《徵信新聞》《中華日報》《新生報》的記者和一名攝影），一人在金門灣漂流了十八小時後被救起，好像只有駕艦的兩名陸戰隊士兵安全游泳登陸上岸。
這是一個非常痛苦而恐怖的回憶，儘管我個人安全地回到家中。我從其中得到的教訓是，不具備所需認知和能力和技術的工作，上面派你是上面的錯，自告奮勇是個人的錯。1958年，金門遭受到史無前例的炮擊，無數人喪失了生命，而我，我失去的只不過是我的天真。但這是我的洗禮！
師大畢業之後，為了保證能留在台北不被分到鄉下去任教（好個師範大學畢業生！），我就私自申請高中母校強恕中學去任教，而且被接受了。但後來聽說，當時全體教員都一致反對，反對一個從高一上、就兩大過兩小過留校察看至畢業的張文藝，僅僅四年之後，就回原校去誤人子弟（至於我已經被他們誤了三年，他們就不去想了）。反正，只有鈕長耀校長和教過我一學期英文的鈕夫人不反對。因此，突然之間，我從當年一個小太保，而且是經常被揍的那種，變成了許多一起混過的哥兒們的弟弟妹妹的英文老師。
我算是台灣教育改制之後的第一批。例如，我考上強恕高中那一年，正是「救國團」成立的那一年。我考上師大的那一年，又正是台灣五所公立院校第一屆聯合招生的那一年。我的運氣之好，還不止於此。在台中竹子坑接受預備軍官第一次暑期訓練的時候，剛好趕上「八七」水災！總而言之，因此，在強恕教滿師大規定的一年之後，就被分到鳳山步兵學校接受入伍訓練。六個月期滿，官拜陸軍少尉，同時被分配到金門服役。
預官九期，我們這一大隊，雖然有七人分到金門，但只有三人被分到同一個師，九十二師。一位是台大外文系、現任職「貝爾實驗室」的黃光明。他的運氣不錯，擔任我們師長的聯絡官，進出有專車；另一位是東吳法學院、現任職「英航」的徐家璧。他的運氣也不錯，擔任我們師的軍法官，還有自己的小吉普。而我，大概因為教過書，還有過那麼一點點金門戰地經驗——運氣？簡直中六合彩了！——我則擔任九十二師、二七五團、第三營、第三連、第三排少尉排長。想想看，他們只能坐辦公桌，而只有我帶兵！
在金門服役，只有現在回憶起來才有點美。所有的艱苦、血汗、緊張，就像金門的寒風一樣，三十年之後，都沒有稜角了，也不刺骨了，無論是我駐紮在下湖的溪邊村的一個破關帝廟裡，帶兵漏夜搶灘，還是修建炮陣地，撿對岸射過來的宣傳彈，好像都不那麼難受了。至於我這一排的兼差——負責衛守由美國中央情報局兩名情報人員主持的竊聽站——倒是一件好差事，至少對我這個張排長來說，因為每個星期，只要我有空，他們必定請我去他們碉堡看部好萊塢電影、喝喝啤酒。我們連長警告我不得向他們透露我方任何情況，因為他們不但公開竊聽中共部隊的電訊，還私下收集國民黨部隊的情報。
服役前半年就這樣過去了。苦相當苦，累相當累，但偶爾還有機會和黃光明與徐家璧開他的小吉普去老金門大吃一頓。是在這樣一個假日傍晚歸營之後，連長轉達了上面的一紙命令，使我下半年的服役，少掉了一些苦，少掉了一些累，但卻增加了不少恐懼和寂寞。
我們二七五團的防守區相當廣，不但包括金門北邊一帶，還包括金門島與大陸之間水域中一個小島，北碇。北碇不但是金門戰區最前線，距對岸不到2000公尺，而且是個要塞，因為上面有座當年英國人建造的燈塔。這個小島寸草不生，全是岩石，所有飲食用品全由本島定期補給。小島真小，落潮圓周800公尺，漲潮600。燈塔的房舍（和裡面一架巨型，仍刻有「伯明翰制」的煤爐）已在「8·23炮戰」期間炸毀，但燈塔本身仍在運作（或者是炸壞後又修好了），完全自動，有專人定期來檢查。在溪邊的時候，我不止一個晚上一個人坐在那裡獃獃地望著那一閃一閃的淺藍色燈光。現在，也不必獃獃地望了，也不必浪漫地去幻想了，我將以那個小島為家。
連長轉達的命令是，由我（我的老天，一個預備軍官！）率領一個加強排去接換目前看守的那個排。我們都聽到傳聞，即不久前，中共幾名水鬼半夜裡摸走了我們島上幾位士兵的頭，島上士氣非常低落。好，你可以想像我接到命令之後的士氣有多高了。
說實話，我都不記得什麼樣的配備和人員才構成一個加強排，大概是多了一個重機槍班和一座什麼炮吧！反正，我們是由陸戰隊蛙人負責運送上島。這些蛙人平常在下湖彈子房，我連看都不敢多看一眼。現在，因為浪大而又沒有碼頭，船無法靠近，他們（感謝他們）真的一個一個將我們整個加強排的官兵扶下船下海，扶著游，再背上島。
加強排的編製是，我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