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年前，我接待過一個患有長期心理疾病的病人：馬西婭。她當時二十多歲，患有憂鬱症。馬西婭對生活環境沒有怨言，但整天悶悶不樂。她口袋裡從不缺錢，而且接受過良好的大學教育，但看她的打扮，卻像是個貧窮多病的中年婦女，乃至是流浪街頭的老摳。我清楚地記得，在治療第一年，她穿著不大合身的衣服，衣服色彩也很單調，不是藍色或灰色，就是黑色或褐色；她還背著帆布袋子，袋子色彩暗淡，老是髒兮兮的。她是個獨生女，父母都在大學任教，他們堅持認為，宗教是窮人的鴉片。馬西婭十歲時，和朋友們一起去教堂做彌撒，還遭到了他們的挖苦和嘲笑。
馬西婭接受治療之初，對父母抱持的觀點深信不疑。她自稱是個無神論者，堅信人類只要擺脫神靈的束縛，就會過上幸福的生活。有趣的是，在馬西婭的夢境中，經常出現宗教象徵。比如，她曾夢見一隻鳥飛進房間，嘴裡銜著用原始文字寫成的神秘卷峽。顯而易見，她的潛意識裡，存在著渴望宗教的成分。
起初，我沒有對其人生觀和世界觀提出質疑。在長達兩年的治療中，我們也從未討論過宗教問題，談話涉及的主要是她和父母的關係。她的父母富於理性，而且能滿足她的經濟要求，但感情上卻同她保持著距離。他們把大部分精力投人事業，卻沒有花時間陪伴女兒。馬西婭成了心理的孤兒，成了典型的「不幸的富家子女」。她卻不願承認這一事實。每當我提醒她，她其實一直被父母所忽視，她的打扮就像是個孤兒，她就會感到生氣乃至憤怒，她說自己只是跟隨潮流而已，而我無權批評她的裝束。
對馬西婭的治療，是長期而緩慢的，不過在外表上，她卻有了迅速而顯著的變化。這主要得益於我們逐漸形成的親密感，這種親密感，不同於她與父母的關係。
治療進人第二年時，有一天早晨，馬西婭背著嶄新的皮包，出現在我的治療室里。她的皮包只有原先的帆布袋子的2/3大小，色彩艷麗而醒目。而且，正是從那一天開始，幾乎每隔一個月，她都會添置一件色彩鮮艷的服裝，有的是橘黃色，有的是鵝黃色，有的是淡藍色，有的是深綠色，就像一朵朵鮮花次第開放。她倒數第二次找我看病時，顯然對自身的改善大為滿意。她說：「你知道嗎？如今，我的心情改變了很多。我的裝束和氣質，也完全變了樣。雖然生活環境沒有多大變化，我依舊住在原來的地方，做的事也和以前大致相同，但我對整個世界的感覺卻完全變了。我感覺溫馨而安全，心情也比過去快樂了許多。記得我對你說過，我自認為是無神論者，我現在不那麼肯定了。大概我根本不是無神論者。我心情愉快時，有時甚至情不自禁地自言自語：『這個世界其實有上帝存在，因為沒有上帝，世界就不會這麼可愛。』我不知道如何用語言表達自己的感受，我彷彿置身在某個宏大的藍圖上。雖然對整個藍圖所知不多，不過我知道它的確存在，它是那樣美好，而我是它的一部分。」
凱茜原來把神靈奉為一切，經過治療，她不再相信神靈的存在。而馬西婭原本否認神靈，是個無神論者，後來卻相信上帝的存在。她們的治療程序幾乎一樣，醫生也是同一個人，最終的結果卻顯然不同。怎樣解釋這種情形呢？對於凱茜，心理醫生顯然有必要主動質疑其宗教觀，以弱化上帝在其人生中的不良影響。而馬西婭則不然，即使心理學家沒有提出質疑，她的宗教觀也會逐漸佔據上風。我們或許會問：為使治療取得成功，心理學家是否必須主動挑戰病人的無神論、不可知論，甚至有意識地引導病人信仰宗教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