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兩年，北京有位身為教授的政協委員，提案說要限制低素質人員進北京，事情沒成。這幾天，又傳說廣州要把北京的舊事重提，要限制低素質人員進廣州。當然，這種「政治不正確」的事兒只要傳出來，必然招來罵聲一片，網民和學者都很憤怒。不過，我想到的是，這種限制就算政府同意了，怎麼操作呢？難道派上重兵，在城市的入口挨個排查嗎？現在的城市又沒有城牆，人家不從人口進怎麼辦呢？
限制某一類人進入某個城市，在古代的中國比較容易辦到，因為那時候有城牆，排上兵在城門口對進城的人挨個檢查就行。雖然限制素質（我估計出招的人指的是文化水平）有難度，不像電影里演的鬼子、漢奸守城門查八路軍，只要搜身就行，但盡可以出題考試，把城市教育部門主管考試的官員派去站崗就行了。但是現在這種限制，早已龜縮到城裡一個個有圍牆的小單位了。所以，某教授要想限制某些人進學校，估計只要校長答應，還馬馬虎虎行得通，只要教授自己樂意帶著弟子在大門守著，但是限制面擴大到一個城市，估計沒戲。
這種沒戲的事兒，總有人提出來，說明這種想法還是有市場的，應該說代表了很多城市人的意願，尤其是像廣州這樣治安狀況不怎麼好的城市裡的居民。
中國人是個喜歡築牆的民族，這原本是農耕民族面對游牧民族壓力的一種無奈，但久而久之形成了習慣，牆裡套牆，一層又一層，就像當年的北京城一樣，紫禁城外面有皇城，皇城外面有內城，內城外面有外城。城裡的四合院，也是一道道的牆隔著，進到了門裡，迎面還是個影壁，所有的人，都生活在牆裡面，只有生活在牆裡，心裡才踏實。生活中有了麻煩和紛擾，自然而然地指望有若干道牆，從城牆到院牆來將它們擋在外面。事實上，現在希望限制所謂低素質人口進城的人，心裡頭依然延續著古代圍牆的故事。在他們看來，城市治安的惡化，都是這些低素質人口惹的禍，只是現在的牆，變成了城市管理者的權力。
所謂低素質人口，說白了就是指農民工。現在的城市離得開農民工嗎？不用說珠江三角洲的工廠，農民工稍有缺口就惶惶不可終日。就說廣州城裡，所有臟活、累活、苦活、掙錢不多但很麻煩的活，不都是農民工在做嗎？一旦真有那麼一天，農民工都離開了城市，那麼城裡人屋子沒人打掃，飯沒人做，病人、老人沒人看護，飯店關門，超市閉戶，街上垃圾成堆，下水道堵塞，污水糞便橫流。
城裡人在享受「低素質人口」帶來的服務和便利的時候很舒服，但忘記了這種服務和便利也會伴隨相應的混亂，相應的治安難題。尤其是在城裡人沒有善待這些為他們提供服務的人，反而加以歧視、打壓、甚至欺詐的時候，治安的難題自然就更加嚴峻。每當這種時候，陳年的積習就會自然而然地冒出來，幻想再出來一道道牆，讓自己遠離紛擾。
當然，這種幻想的背後，還有多年的城鄉二元結構形成的城裡人的優越感。什麼叫素質？何為低素質？標準是什麼？實際上沒有人說得清楚。在說這種話的人心目中，所謂低素質人口指的就是進城的農民，說人家低素質，明顯暗示自己是高素質。別人素質低，不過是因為人家是農村人，自己素質高，僅僅因為自己是城市人。道理上雖然說不通，但卻一點也不妨礙有大量的城裡人如此想。這種優越感，無非來源於計畫經濟時代形成的一系列城鄉隔絕以及對城市的優惠政策。這種政策，在很多方面依然在繼續，從而造成了一個國家內的國民有兩種不同的待遇這樣一種荒唐的局面。
力求維持這種局面，維護自家的優越，心情可以理解，可是古代的城牆早就被拆掉了，昔日的城鄉二元結構也正在被打破，市場經濟的發展，也使得國家的政策由對民工潮的圍堵變成了鼓勵和疏導。城市的發展，城市人的發展，只能踩著時代潮流的步伐往前走，農村的人們進城謀生，在給城市帶來發展生機的同時，的確也會帶來一些城市管理上以及治安上的問題。這些問題之所以成為難題，有體制上的不適應，管理的粗暴，也有城市人無所不在的歧視。客觀地說，我們的城市雖然發展很快，看上去很現代化，但我們的管理者們還沒有完全學會按現代社會的方式管理這些城市，在城市裡生活的人，也沒有相應的心理準備，甚至可以說，沒有現代人的素質。
在計畫經濟時代，我們城市其實只是都市裡的鄉村，所謂的城裡人，不過是享受了一點優待的農民，心胸狹窄一點可以理解。但是，畢竟中國已經開放了幾十年，城裡人的享受、眼界都已經非過去可比，為什麼心中那些「中世紀」的牆還是拆除不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