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態學正在成為一門顯學，綠色正在成為新聞出版界看好的時髦色之一。在這熱鬧之中，我讀了一本相對默默無聞的專著，發現它是一本可以在此領域為我做嚮導的基本讀物。在《文明的生態學透視——綠色文化》（安徽科學技術出版社1997年3月）一書中，生態學家周鴻清晰地闡述了生態理論和實踐的發展脈絡，使我獲得了有關知識。當然，這本著作的主旨不是介紹這些知識，而是以生態學觀點研究人類文明。這一研究涉及到文明與自然的關係這個複雜問題，我想結合此書的閱讀談一談我的思考。
文明與自然的衝突是在文明早期就已提出的古老話題。中國的老莊，西方的犬儒派、斯多葛派，都認為文明是對自然的有害干擾，因此皆對文明持拒斥立場。按照現代的看法，地球上迄今為止的生態破壞也的確是人類社會對生物圈影響的結果。然而，文明是人類生存的必然方式，人類絕不可能停留在或者回到純粹的自然狀態，這一點是不言而喻的。那麼，問題就只能歸結為選擇一種儘可能與自然相和諧的文明。
常常聽到有人為古代文明、尤其是東方古代文明唱讚歌，彷彿那是人與自然相和諧的天堂，而生態危機僅僅是現代文明的產物。事實卻大不然，正如作者所指出的，許多輝煌的古代文明，包括巴比倫文明、地中海的米諾斯文明、腓尼基文明、瑪雅文明、撒哈拉文明等，它們之所以滅亡，最重要的原因很可能是由於人類早期農業對土地的不合理使用和灌溉所導致的沙漠化與貧瘠化，使得支撐這些文明的生態環境遭到了徹底破壞。作為古中華文明發源地的黃河流域和作為古印度文明發源地的印度河流域，也因生態惡化而成了世界最貧困的地區。由此可見，古代人因為科學知識上的無知而對環境造成的破壞，其嚴重程度決不亞於現代人運用技術所造成的破壞。
當然，我們也不可低估現代工業文明所導致的生態危機的嚴重性，包括能源短缺、土地減少、環境污染、生物多樣性的急劇喪失以及溫室效應、臭氧損耗等全球問題。就對自然環境的關係而言，古代文明的長處在於對自然懷有一種敬畏的態度，這種態度在古代各民族的宗教中均有體現，短處在於不具備環境保護的科學知識和自覺性。現代文明則正好反過來，對自然的敬畏之心業已淡薄，而干預自然過程的能力卻空前地加強了，這正是危險所在；但是與此同時，由科學知識導引的環境保護的自覺性也正在空前地提高，其突出表現是自六十年代開始的綠色生態運動，這一運動聲勢日趨浩大，並因可持續發展觀念的提出而達於成熟。
由此我想到一個問題：一個民族倘若既失去了古代文明對自然的敬畏，又未達到現代文明對環境保護的自覺，情形會怎麼樣呢？這正是我們今天所面臨的可怕情形。我想舉書中大量涉及的森林狀態為例。本世紀以來，全球的森林覆蓋率在下降，越是落後的地區下降幅度越大，但在覆蓋率本來就很高的歐洲和前蘇聯卻已開始呈上升趨勢。現在，全球森林面積的80%在發達國家，僅20%在發展中國家。我國森林密集地區包括東北、四川、海南等地毀林速度驚人，例如海南的熱帶雨林在不到40年間被毀五分之四，近19年間全國森林面積減少了23.1%，現有覆蓋率遠遠低於世界平均水平。現代科學告訴我們，森林是地球的「綠色的肺」，地球上物質循環和能量交換的中樞，它通過儲存碳而調節空氣和氣候，能夠蓄積水和控制水土流失，並且還是物種的主要居所。因此，森林的毀壞必然導致嚴重的生態後果。毫無疑問，90年代以來我國水災不斷，便與此有著直接的關係。
以環境為發展的代價，這是西方國家在實現現代化的過程中曾經走過的彎路，也許我國也難以完全避免。但是，在有了西方國家的正反面經驗之後，我們沒有理由不縮短這一段彎路。我相信，一種健全的文明對於自然的關係應該是結合了古今文明之優點的，既懷著宗教性的敬畏之心，又有著科學性的保護意識。有跡象表明，這樣的文明正在形成之中。現代生態運動的主導精神並非狂妄的人類中心主義或狹隘的功利主義，而是一種具有泛神論意味的生態倫理學，其基本思想是把人看作大自然家庭中的普通一員，以平等的態度尊重地球上的一切生命，主張每一個物種都有自己的權利。這種倫理學在現代的興起無疑得力於對生態平衡之重要性的科學認識，但是，我們不難發現其中也復活了那種敬畏自然的古老宗教精神。據說古代曾經流行樹崇拜的習俗，先民們把樹看作神在人間的駐地。一位現代生態學家則說人類是作為綠色植物的客人生活在地球上的，這個比較溫和的說法減弱了古時的神話色彩，也許更適合於現代人。若把這個說法加以擴展，我們便可以說，人是地球的客人。作為客人，我們在享受主人的款待時倒也不必羞愧，但同時我們應當懂得尊重和感謝主人。那麼，做一個有教養的客人，這可能就是現代人對待自然的最恰當的態度吧。
1998.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