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讀到韓東談論詩、小說、寫作的一些文章，其中表達了一位寫作者的一種相當純粹的寫作立場，趁著印象新鮮，我來說一說我在這方面的感想。
我相信，凡真正的詩人、小說家、文學寫作者都是作品至上主義者，他的野心僅到作品止，最大的野心便是要寫出好作品。這就是我所說的純粹的寫作立場。當然，除了這個最大的野心之外，他也許還會有一些較小的非文學性質的野心，例如想獲得社會上的成功。有時候，這兩種野心彼此混雜，難以分清，因為寫出的究竟是否好作品，似乎不能單憑自己滿意，往往還需要某種來自社會的承認。然而，自己滿意始終是第一位的，如果把社會承認置於自己滿意之上，社會野心超過甚至扼殺了文學野心，一個寫作者就會蛻變成一個世俗角色。
寫作者要迅速獲得社會上的成功，通常有兩個途徑，一是向大眾獻媚，通過迎合和左右公眾趣味而成為大眾偶像，二是向權威獻媚，以非文學的手段贏得某個文學法庭的青睞。前者屬於商業行為，後者則多半有政治投機之嫌。當然，世上並無文學法庭，一切自以為有權對文學作出判決的法庭都帶有公開或隱蔽的政治性質。同樣，凡是以某種權威力量（包括諾貝爾獎）的認可為目的的寫作，本質上都是非文學的。這些追求的功利意圖是顯而易見的，作為文學圈中的人，韓東對之有著清醒的觀察。在此之外，還有一些表面看來不那麼功利、甚至好像非常崇高的意圖，韓東的清醒更在於看出了它們的非文學性質。譬如說，有些人為了進入文學史而寫作，他認為這是很可笑的，並譏笑那些渴望成為大師的人是給自己確立了一個平庸的人生目標，其平庸的程度絲毫不亞於一心要當科長局長的小公務員。另一種可笑是以神聖自居，例如把海子封作詩歌烈士，同時也藉此確認了自己的一種神聖身份。他尖銳地指出，在這些奢談神聖者那裡，我們看不到對神聖之物的謙卑和誠信，看到的只是僭越的慾望。其實，進入文學史和以神聖自居往往是現實的功利慾求受挫後的自我安慰，在想像中把此種欲求的滿足放到了未來或者天國。正如韓東所說，這些人過於自戀，寧願使自己的形象更唬人些，也不願把作品寫得更好些。一個專註於作品本身的人，即使在現實生活中不甚得志，也仍然不需要這類安慰的。
所謂傳統的問題好像使許多文學青年（當然不只是文學青年）感到困擾。這個問題有兩層意思。一是傳統與創新的關係，由經典作品所代表的文學傳統如此強大，而後來者的價值卻必須體現為創新，於是標新立異成了一種雷同的追求，因其雷同而又成了一種徒勞的努力。另一是中國傳統與西方傳統的關係，面對似乎在世界上佔據主流地位的西方文化，一些人以國粹相對抗，另一些人企圖嫁接於其上。我覺得韓東對於這個問題的看法也是單純而深刻的。他的立足點是生命現實，每個人的生命都是具有開放性和無限可能性的空無，而任何一種傳統，不論本民族傳統還是異族傳統，都只是這個生命所遭遇的現實之一。由於生命的共通奧秘，不同的傳統是可以彼此溝通的，但溝通不是趨同，而是以阻隔相互刺激，形成想像的空間，從而「讓目光落向彼此身後的空無或實在，那無垠而肥沃的絕對才是我們共同的歸宿」。因此，對於純粹的寫作者來說，國粹、西化、標新立異皆非目的，真正有意義的事情是表達他對生命本質的領悟，這生命本質既是永恆而普遍的，又是通過他所遭遇的生命現實而屬於他的。
作為詩人和小說家，韓東對於詩和小說皆有獨到的心得。例如，他強調詩的天賦性和純粹性，詩人對於詩只能「等待和順應」，反對長詩、詩意的散文等等；認為小說的本質是「虛構」，其使命是面對生活按其本性來說固有的無限可能性，而不是現實主義地反映、浪漫主義地故意背離或者巫術式地預言「現實」，因為所謂「現實」只是生活的零星實現了的有限部分罷了。這些見解使我感到，他在文學上的感覺十分到位，而這大約不只是才能使然，和他堅持純粹寫作的立場也是分不開的。他的文論中貫穿著這一不言而喻的認識：作品是一個作家得以表明自己對文學的理解的唯一手段，也是他可以從文學那裡得到的最高報償，作品之外的一切文學名義的熱鬧皆無價值。在我看來，一個寫作者真正需要的除了才能之外，便是這種作品本位的信念，誰若懷著這樣的信念寫作，便一定能夠走到他的才能所許可到達的最遠方。
1997.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