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相信曾經有詩歌創新這樣的事發生，文學史家和文藝理論家不妨對之進行研究。我也相信還會有詩歌創新這樣的事發生，但無論什麼專家都無法對之預做設計。詩歌中一種新的形式、風格、流派的誕生，總是事實在先，個別人已經做出來了，然後才成為討論的對象。詩歌史上也有結派造勢的情形，但和詩歌的關係不大。最後起作用的是詩歌本身，許多熱鬧一時的潮流煙消雲散了，唯有真正的好作品才能長久流傳。
藝術當然要創新，但是，把創新當作主要的甚至唯一的目標，就肯定有問題。對於一個真正的詩人來說，詩歌是靈魂的事業，是內在的精神過程的表達方式。一個人靈魂中發生的事情必是最個性、最獨特的，不得不尋求相對應的最個性、最獨特的表達，創新便有了必要。所以，首要的事情是靈魂的獨特和豐富。
在我看來，中國當代詩人的主要問題是靈魂的平庸和貧乏。這個批評同樣適用於其他的文化從業者，包括小說家、畫家、理論家、學者等等。人們都忙於過外在生活，追求外在目標，試問有多少人是有真正的內在生活的？這個問題不解決，所謂創新不過是又一個外在目標而已，是用標新立異來掩蓋內在的空虛，更壞的是，來沽名釣譽。
我不怕危言聳聽，寧願把話說得極端一些：我認為詩人沒有社會使命。當然，一個人除了做詩人之外，還可以有別的抱負，例如做革命家、改革家、社會批評家等等。但是，在那種情況下，他所承擔的社會使命屬於他的後面這些角色，而不屬於他的詩人角色。當然，一個詩人也可以把詩作為武器，用來喚起民眾，打擊敵人，或者捍衛道統，迫害異端。但是，在那種情況下，他已經不是在寫詩，而是在做別的事情了。
之所以要把界限劃得這樣清楚，是為了給詩留出屬於它自己的位置。中國的傳統是「文以載道」、「詩言志」，詩和一切藝術沒有獨立的地位。在今天，「文以載道」好像不太香了，「詩言志」卻仍被視為天經地義。其實，詩所言之「志」和文所載之「道」是一回事，都是指儒家的道德理想，區別僅在於，「志」側重於主觀態度，「道」側重於客觀秩序。我的懷疑是，今日之強調詩人的社會使命，背後都有強烈的道德動機。可是，詩是超越於善惡的，詩人不是道德教師。
如果一定要說使命，詩人只有精神使命和藝術使命。在精神上，是關注靈魂，關注存在，關注人生最根本的問題。在藝術上，是錘鍊和發展語言的藝術。簡言之，詩人的使命就是寫出有深刻精神內涵和精湛語言藝術的好作品。毫無疑問，這樣的作品一定能在社會上發生有益影響，但是，這不是詩人刻意追求的目的，而只是自然的結果。而且，這種影響決非局限於狹義的道德教化。
200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