震災之前，國人的興奮點在奧運。爭取到奧運的主辦權，的確不容易，對此在乎是合乎情理的。但是，多麼在乎也不要有失風度，用不著弄得緊張兮兮的。按我理解，奧運本來的宗旨，一是健康，是對生命的珍愛和讚美；二是和平，是拆除民族仇恨和意識形態對立的樊籬，全人類在生命立場上的和解與團結。主辦國誠然可以利用這個機會展示國家實力和能力，增進國家利益和聲譽，但要把握好分寸。其實，主辦國的舉止越是體現出奧運本來的宗旨，就越能夠從根本上增進國家的利益和聲譽。相反，只有愛國主義這一根筋，到處看到敵意，經常防衛過當，反而招人鄙視。尤其像我們這樣一個自信、正在崛起的大國，更應該通過奧運這個平台，向世界展示我們的從容的大國心態和開闊的全球胸懷。正因為愛中國，我才蔑視某些一根筋的愛國主義者，他們的言行恰恰是在損害中國。
人們本可期望，大自然突降的災難也許會促使這些人反思，不料他們刺耳的聲音不但沒有沉寂，反而掀起了新一輪更高亢的吶喊。不錯，在這次抗震救災中，國人顯示了多年未見的非常感人的團結精神和凝聚力。但是，把在自然災難面前迸發的這種團結精神和凝聚力歸結為愛國主義，絕不是拔高，而是貶低。與奧運相比，面對巨大的自然災難，愛國主義這把尺子就更顯其狹窄了。震災中生命所遭受的毀滅和創傷，在我們身上喚醒的最可貴的東西是什麼？首先是真實的人性，是人性中的善良，是對一個個活生生的個體生命的同情和尊重。這豈不是人之為人的最基本的品質嗎？豈不是人與人得以結合成人類、社會、民族、國家的最基本的因素嗎？與愛國主義相比，在人性層次上，它是更深刻的東西，在文明層次上，它又是更高級的東西。就說愛國主義吧，一個人如果不是一個善良的人，他會是一個好中國人嗎？如果一個國家的成員普遍缺乏對生命的同情和尊重，這會是一個好國家嗎？它還值得我們愛嗎？人性比民族性更根本，愛生命比愛國更根本，這是多麼簡單的道理。真正令人費解的是，某些人的頭腦怎麼會與這麼簡單的道理如此格格不入，以至於非要在人性光輝終於閃亮之處高喊民族主義口號不可。
事實上，自鴉片戰爭以來，我們從來不缺少愛國主義熱情，列強的侵略迫使我們把國家富強看作頭等重要的事情，這有其歷史的必然性和合理性。然而，正是一百多年來的歷史表明，在愛國主義的基礎上不可能實現中國的現代化，因而也不可能真正使國家富強。在這次抗震救災中，國人的表現是大大超越於愛國主義的，我之所以堅決反對把震災的意義歸結為愛國主義，正是因為我不願意看到，這個超越於愛國主義的最可貴的東西遭到歪曲和湮滅，不能產生應有的積極結果。
不分國家和民族，人皆是生命，人性中皆有愛生命的本能以及推己及人對他人生命的同情，區別在於能否使這個基本人性在社會制度中體現出來並得到保護和發揚。西方的歷史表明，現代文明社會的整座大廈就是建立在這個基本人性的基礎上的。正如亞當·斯密所指出的，同情是社會一切道德的基礎，在此基礎上形成了正義和仁慈這兩種基本的道德。同樣，尊重個體生命是法治社會的出發點，法治的目的就是要建立一種最大限度保護每個人的生命權利的秩序。在我們以儒家為主體的文化傳統中，所缺少的正是尊重個體生命這樣一個極其重要的觀念。因此，在道德領域，儒家的「仁」最後落實為「孝」和「忠」，所強調的始終是忠君愛國，是個人為集體和國家而犧牲。在社會秩序方面，則是長達數千年的人治即家長式統治，長官意志支配一切。現在，我們正在實現社會轉型，由計畫經濟向市場經濟的轉型開路，但這個轉型必須有另兩個轉型配套，方能成功。其一是人治秩序向法治秩序的轉型，其二是以忠君和愛國為核心的道德向以正義和仁慈為核心的道德轉型，如上所述，這兩個轉型（其實也包括計畫經濟向市場經濟的轉型）都是建立在對個體生命的尊重的基礎上的。
汶川大地震發生以後，災區的悲慘情景和感人故事通過電視畫面即時呈現在國人眼前，一下子把國人投入到巨大的悲痛和感動之中，出現了自發的捐款、獻血、救助之熱潮。我曾經為當今社會對生命的普遍冷漠感到痛心、寒心乃至灰心，現在我看到，同情的種子仍深藏在人性中，在大災難的震撼下迅速復甦了，這使我感到欣慰。然而，我擔心的是，在悲痛和感動逐漸淡去之後，由大災難喚醒的生命對於生命的同情能否長久保持下去，成為社會的一種健康的常態，抑或只是一時的亢奮，大家又回到了以前的冷漠？這是我們痛定思痛最應認真思考的問題。我們付出了慘痛的代價，尊重個體生命這個最基本的價值觀念終於清晰地浮現在國人眼前了，我們不應該再去遮蔽它，相反應該格外強調它、愛護它，使它更清晰、更牢固，真正深入人心。唯有如此，我們在實現社會轉型時才會有明確的指導思想。反過來說，只有成功地實現了社會轉型，對生命的同情和尊重才會成為國人普遍而持久的價值觀。
2008.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