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最近圖書市場上，于丹是最耀眼的明星，在有一些人眼裡，則是最刺眼的明星。一個昨天還默默無聞的大學教師，一夜之間成了中國最暢銷的作者，其作品迅速創下銷售數百萬冊的奇蹟，這個現象自然引起了人們的強烈關注和廣泛爭議。批評的聲音相當尖銳，斥為學者的墮落，斥為國學的庸俗化，不一而足。我本人認為，不必這樣痛心疾首，不妨把心態放平一些。在我看來，所謂于丹現象有兩層含義：一是電視文化媒介向印刷文化領域的勝利進軍，二是大眾文化傳播向傳統文化資源的勝利進軍。對於其中的得失，需做具體的分析。
眾所周知，無論易中天的《品三國》，還是于丹的《心得》，其熱銷是靠了央視強勢媒體之力。倘若不是先有了電視節目「百家講壇」的高收視率和二位在節目中的走紅，就不會有後來的事情。一個耐人尋味的事實是，在走紅之前，易中天已在上海文藝出版社出了四本書，但銷量都很有限。他原是一個作家型的學者，有才情，文字功夫也好，估計他自己也承認，以前好些文章的水準在《品三國》之上。可是，直到同一家出版社出了電視講本《品三國》，銷行數百萬冊，才帶動前四本書也暢銷了起來。一個文筆不錯的作者，必須先在電視上展示口才，娛樂觀眾，然後才能在出版上獲得成功，可見電視的威力多麼顯著地伸展到了書籍出版領域。我是基本不看電視的，因此，直到媒體報道中華書局即將出版《于丹〈論語〉心得》，首印幾十萬冊，我才第一次知道于丹這個名字。當時的感覺是，中華書局瘋了。甚至是，中華書局窮瘋了。事實證明我的商業眼光遠不如似乎一向古板的中華書局。於、易二位作品的熱銷是一次檢閱，證明了電視機前他們的熱心觀眾是一支多麼龐大的隊伍。
電視和網路越來越成為今天最強勢的文化媒介，這個事實對於傳統的印刷文化媒介產生了雙重衝擊。一方面，看電視和上網佔據了人們的大量業餘時間，導致書籍閱讀率急劇下降。另一方面，印刷媒介紛紛向電視和網路看齊，書籍出版走圖像化、快餐化的路子。一個便捷的方式是直接把熱門電視節目和人物搬上書本，這個過程早就在進行了，區別在於，以前出版的多是熱門影視的腳本或娛樂明星的自述，而「百家講壇」是一個學者、准學者講文化的節目。娛樂化是電視節目的基本屬性，講文化也不例外，只要有所節制，不對所講文化造成嚴重歪曲，就不必多加指摘。有些論者擔心，於、易的走紅會使學界人心浮動，都想上電視，走這一條快速名利雙收的捷徑，從此不好好做學問，導致學界的墮落。依我看，這種擔心未免可笑。當今學界確有嚴重的墮落現象，但不在於上電視，而在於腐敗，那些熱衷於在體制內攫取權錢的所謂學者何嘗是在好好做學問。同時，我相信，學界真正的核心力量，那些熱愛智性生活的真學者，他們的定力豈是這小小的誘惑動搖得了的。當然，一定會有人怦然心動，躍躍欲試，那就讓他們去試好了，只要他們有這方面的才能。在這個傳媒時代，知識界發生分流，一小部分干傳播比做學問更在行的人去干傳播，這很正常。不過，請不要抱著中大彩的動機去干。於、易的一夜暴富誠然是中了大彩，但是，須知公眾的熱度從來不會持久，媒體必定要不斷變換其發行彩票的花樣，如同「超女」躥紅一樣，電視講本的熱銷註定也是短暫的。
出於好奇，我看了于丹兩本《心得》的部分章節，覺得她大受普通觀眾歡迎並非偶然。她的專業是傳播學，她的確深諳傳播的訣竅，她的種種心得首先是建立在傳播學心得的基礎上的。人們不由自主會想起《讀者文摘》這樣的雜誌、《花香滿徑》這樣的勵志書、奧修這樣的心理導師，其間有一種為大眾喜聞樂見的共同模式，即簡單的小哲理配上感人的或有趣的小故事，而于丹運用起這種模式來真箇得心應手。從內容看，她有極明確的定位。當今社會急功近利，人們在充滿壓力和誘惑的外部世界中拼搏，內心卻焦慮而空虛。針對這種現狀，于丹的勵志講座緊緊抓住一個中心論點，就是教人們淡薄外在功利，回歸內心世界，尋求心靈的快樂和安寧。無論講《論語》還是《莊子》，她都圍繞著這個中心論點，落腳於這個中心論點。她十分了解外部生存給人們造成的心理壓力，能夠有的放矢，箭箭不虛發，充分發揮了緩解壓力和疏導心理的效果。
對於丹的批評集中在她的解讀方式上，指責其過於通俗、牽強甚至頗多硬傷，因而會導致國學傳播的庸俗化。我的看法是，于丹的講座與傳播國學無關，她講的不是國學，而是心得，並且不是她對國學的心得，而是她對人生的心得，《論語》、《莊子》中的句子只是她講述心得時使用的資料。有人調侃說：于丹豈不也可以用這種方式來講《聖經》、佛經等的心得了嗎？當然可以，她所緊緊抓住的淡薄功利、回歸心靈這個中心論點，原本就是中外一切賢哲的基本價值觀，否則就不叫賢哲了。所以，把這個論點套在無論哪一位賢哲頭上，都不會太離譜。那麼，于丹的講述會不會使受眾對《論語》、《莊子》本身產生誤解呢？如果這些熱心受眾自己不讀原著（很可能如此），當然會的，他們會以為《論語》、《莊子》就是這個樣子。凡是只憑道聽途說去了解大師思想的人，誤解是必然的。不過，只要他們從於丹那裡接受的影響是積極的，產生這一點誤解沒有什麼關係，對他們無害，更害不到他們並無興趣的國學頭上。
最後要問：于丹對受眾們的影響是積極的嗎？我的回答基本是肯定的。在當今這個重功利、輕精神的社會，我們需要提醒心靈生活的有效聲音，而從反應的熱烈看，于丹的提醒似乎十分有效。我的一點保留是，她過於把心靈生活歸結為心靈的快樂了。「《論語》真正的道理，就是告訴大家怎樣才能過上我們心靈所需要的那種快樂的生活。」這個斷語下得太輕率，遺憾的是，它貫穿於對《論語》、《莊子》的全部講解，諄諄教導人們，對於任何會使心靈不快樂的事情都要看淡和順應。這就可能把受眾引向一心一意做順民的平庸之路，從而消解我所期待於她的積極影響，乃至發生消極影響。事實上，無論《論語》、《莊子》，還是柏拉圖、《聖經》、佛經，核心的東西都是世界觀，而每一種世界觀都有著特殊而深刻的內涵。快樂只是心靈狀態，不是世界觀，至多是世界觀所達致的某一種心靈狀態。凡深刻的世界觀，所達致的心靈狀態絕不僅是快樂，必定還有博大的悲憫，對於社會現實的關係也絕不僅是超脫，必定還有堅定的批判。捨棄掉世界觀，把心靈的快樂當作目的本身來追求，就真會把所解讀的任何一種偉大哲學稀釋為心靈雞湯了。
2007.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