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戰爭由北而南後，好些從事寫作的朋友，感覺國家應付這個問題的莊嚴性，和個人為戰爭所激起的愛國熱忱，興新的工作的渴望，都乾脆簡單，向各戰區里跑去。有的直到戰爭結束時，還來往於南北戰區最前線，或轉入淪陷區，隨同游擊隊活動，日子雖過得異常艱苦，精神實很壯旺，或經常有作品發表，或在準備中有偉大計畫等待實現。有些人又因為別有原因，從前方退回來，轉到幾個大都市裡住下，用「文化人」身份，一面從事寫作，一面還可參加各種社交性的活動，日子似乎也過得忙碌而緊張。又有人退回到原有職務上，或從政經商，或埋頭讀書，雖然對寫作已息手，因為明白了「持久戰爭」的意義，從抗戰建國廣泛解釋上，過日子倒也還心安理得。就中卻有幾個朋友，前線奔走三年後，在都市文化人中又混了二三年，再退到一個小地方來消化自己的社會經驗和人事印象時，不免對於寫作感到厭倦與灰心，且對文學本身表示一點懷疑。戰事結束後，這種情形且更顯著懷疑的是用文學作為工具，在這個變動世界中，對於「當前」或「明日」的社會，究竟能有多少作用，多少意義？具有這種心情的作家，雖只是個少數，但很可能在某種情形下，逐漸會成多數。平時對文學抱了較大希望與熱誠，且對於工作成就又有充分自信的作者，這點懷疑的種子發芽敷榮，不特將刺激他個人改弦易轍，把生命使用到另外工作上去，且因為這種情形，還會影響到新文學已有的社會價值，和應有的新進步。
試分析原因，即可知一種因習的文學觀實困惑人，挫折人。這種文學觀，在習慣中有了十多年歷史，已具有極大的勢力，不僅是支配一部分作家的「信仰」，且能夠支配作家的「出路」。一般作家雖可以否認受它的「限制」或「征服」，實無從否定它的「存在」。我們盡可說這是比較少數論客的玩意兒，與純粹而誠實的作家寫作動機不相干，與作品和歷史對面時的成敗得失更不相干，然而到我們動筆有所寫作時，卻無從禁止批評家、檢察官、出版人和那個分布於國內各處的多數讀者，不用「習慣」來估量作品的意義與價值，且決定它的命運。這種因習文學觀的特性，即「文學與政治不可分，且屬於政治的附產物或點綴物」。作家的懷疑，即表示對於這個問題的解釋，實各有異見。近代政治的特殊包庇性，毀去了文學固有的莊嚴與誠實。結終是在這個現狀繼續中，凡有藝術良心的作家，既無從說明，無從表現，只好擱筆。長於政術和莫名其妙者，倒因緣時會容易成為場面上人物。因之文學運動給人的印象，多隻具一點政策裝點性，再難有更大希望可言。
文學「屬於政治的附產物或點綴物」，這個事件的發展，我曾檢討過它前後的得失，且提出些應付未來的意見。在利害得失上，雖若比較偏於消極的檢舉駁議，然而一個明眼的讀者看來，會承認原來這一切都是事實，並非鑿空白話的。從民十五六起始，作家就和這種事實對面，無可逃避。雖和事實對面，多數人卻又不肯承認，亦無努力改正。習慣已成，必然是「存在的照舊存在」，因此，若干作家便用一個「犯而不校」態度來支持下去，恰恰和別個的讀書人應付社會一般不公正情況一樣，低首「承認事實」，與固執「關係重造」，前者既費力少而見功易，所以我爬梳到這個問題傷處時，轉若過分好事，不免近於捕風。風雖存在，從我手指間透過，如可把握，無從把握。
文學既附於政治之一翼，現代政治的特點是用商業方式花錢，在新聞政策下得到「群」，得到「多數」。這個「多數」，儘管近於抽象，也無妨害。文學也就如此發展下去，重在一時間得到讀者的多數，或尊重多數的願望，因此在朝則利用政治實力，在野則利用社會心理，只要作者在作品外有個政治立場，便特別容易成功。一些初初拿筆的人，不明白中國新文學，攪混入商場與官場共同做成的漩渦中後，可能會發生些什麼現象，必然還會有些什麼結果。另一方面，個人又正要發現，要露面，當然都樂於照習慣方式，從短短時期中即滿足一切。這些人也就做成某一時節某種論客說的「政黨雖有許多種，文學只有兩種，非左即右，非敵即友」論調的基礎。許多人在風氣追逐中打混下去，於是不甚費力即儼然已成了功。這種成功者，若世故與年齡俱增，作品卻並無什麼進步，亦無可望得到進步，自必樂享其成，在伙兒伴兒會社競賣方式中，日子過得從容而自在。物質上即或因為搶的是個冷門，得不到什麼特別享受，情緒還儼然是尊嚴而高尚。他若是個年齡越長越大、經驗越積越多、情性卻越來越天真、在寫作上又抱了過多的熱誠（與時代的不合的古典熱誠）的人，自必對於個人這點成功，不大滿意，對於文學作家中的依賴性，和其他不公正、不誠實的包庇性，轉趨懷疑，會覺得維持現狀，不僅墮落了文學運動固有的向上性，也妨礙這個運動明白的正常發展。文學運動已失去了應有的意義，作家便再不是思想家的原則解釋者，與詩人理想的追求者或實證者，更不像是真正多數生命哀樂愛憎的說明者，倒是在「庶務」「副官」「書記」三種職務上供差遣、聽使喚的一個公務員了。其用以自見於世的方法，再不基於人性理解的深至，與文字性能的諳熟，只是明白，新式公有程式之外，加上點交際才幹，或在此則唯唯諾諾，或在彼則裝模作樣，兼會兩份做戲伎倆。總而言之，一個「供奉待詔」，一個「身邊人」而已。凡有自尊心的作家，不能從這種方式中得到所從事工作的莊嚴感，原是十分自然的！他若看清楚習慣所造成的不公正事實，和墮落傾向，而從否認反抗下有所努力，不可免即有另外一種不公正，加於他的本身。能忍受長久寂寞的，未必能忍受長久苛刻，所以無事可為，只好息手不幹，然而這不甘哺糟啜醨的心情，尚難得社會同情，反做成一種奚落，「這個人已落了伍，趕不上時代」。堅貞明知素樸誠實地落了伍，另一些人似乎前進了。試看看近十年來若干「前進」作家的翻雲覆雨表現，也就夠給人深長思！即始終不移所信、所守的，有許多人豈不是雖得伙兒伴兒合作來支持他做「作家」的名分，還不能產生什麼像樣作品？
拿筆的人自然都需要讀者，且不至於拒絕多數讀者的信託和同感。可是，一個有藝術良心的作家，對於讀者，終有個選擇，並不一例重看。他不會把商業技巧與政治宣傳上弄來的大群讀者，認為作品成功的象徵。文學作品雖仰賴一個商業組織來分配，與肥皂、牙膏究不相同。政治雖有其莊嚴處，然而如果遇到二三與文學運動不相干的小政客，也只想用文學來裝點政治場面，作者又居然不問是非好壞，用個「阿諛作風」來取得「風氣阿諛」時，不僅是文學的莊嚴因之毀去，即政治的莊嚴也會給這種猥瑣設計與猥瑣願望毀去！近代政治技術，雖能產生偉大政治家，可不聞在同樣安排中產生過偉大藝術家或文學家。一個政治家，能在機會中控制群眾情感，取得群眾好感，並好好用群眾能力，即可造成偉大事業。一個音樂家或文學家其所以偉大，卻得看他能否好好控制運用音符文字。新聞政策雖能使一個政治家偉大，若藝術家、文學家失去與民族情感接觸的正當原則，僅圖利用政治上的包庇慣性和商業上的宣傳方式，取得群眾一時間的認可，個人雖小有所得，事實上卻已把藝術文學在這個不良關係上完全墜落了。近十餘年來的情形，一個真有遠見的政治思想家，一個對新文學發展過程有深刻理解的文學理論家，批評家，以及一個對寫作有宏願與堅信的作家，對於這問題得失，都應當清清楚楚。現狀的過去，只做成社會上這部門工作的標準分歧，以及由於這種分歧引起的思想混亂。北伐統一後最近十年中，年輕人生命、國力的種種犧牲，三十歲以上的人，必尚保留一個痛苦印象，現狀的繼續，另一面便做成目下事實：國內少數優秀作家，在剝削與限制習慣中，尚無法用工作收入應付生活。許多莫名其妙的人物，不折不扣的駔儈，倒各有所成，為文運中不可少的分子。事情顯明，一種新的文學觀，不特為明日文學所需要，亦為明日社會不可少。
國家進步的理想，為民主原則的實現。民主政治的象徵，屬於權利方面雖各有解釋，近於義務方面，則為各業的分工與專門家抬頭。在這種情形中，一個純思想家，一個文學家，或一個政治家，實各有其偉大莊嚴處。即照近代一般簡單口號，「一切與政治不可分」。然而，一切問題與政治關係，卻因為分工、分業，就必須重造。尤其是為政治的莊嚴著想，更不能不將關係重造。照近廿年來的社會趨勢，一種唯利唯實的人生觀，在普通社會中層分子中實現，到處可以發現。許多事業都以用最少勞力得到最大成功為原則，個人或社團的理想，說來雖動人堂皇，實際竟常與得到「數量」不可分，有時且與得到「貨幣」不可分。中層分子人生觀，既在各種支配階級中占絕大勢力，因之在國家設計上，就都不可免見出一點功利氣味，看得近，看得淺，處處估計到本錢和子息，不做賠本生意。我們常常聽人說到的「現代政治家」，事實上這些人有時卻近於一個商行管事，或一個企業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