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是個很文雅莊嚴的題目，我卻只預備援引出一個近在身邊的俗例。我想提到的是我家中經管廚房的大司務老景。假若一個文學者的態度，對於他那份事業也還有些關係，這大司務的態度，我以為真值得注意。
我家中大司務老景是這樣一個人。
平時最關心的是他那份家業：廚房中的切菜刀，砧板，大小碗盞，與上街用的自行車。都親手料理得十分乾淨。他對於肉價，米價，煤球價，東城與西城相差的數目，他全記得清清楚楚。凡關於他那一行，問他一樣，他至少能說出三樣。他還會寫幾個字，記賬時必寫得整齊成行，美麗悅目。他所認的字夠念點淺近書籍，故做事以外，他就讀點有趣味的唱本故事。朋友見他那麼健康和氣，負責做人，皆極其稱讚他。
有一天，朋友××問他：「老景，你為什麼凡事在行到這樣子？真古怪！」
他回答得很妙，他說：「××先生，我不古怪！做先生的應當明白寫在書本上的一切，做廚子的也就應當明白擱在廚房裡的一切。××先生您自己不覺得奇怪，反把我當成個怪人！」
「你字寫得那麼好，簡直寫得比我還好。」
「我用了錢，得記下個賬單兒，不會寫字可不配做廚子！字原來就是應用的東西，我寫字也不過能夠應用罷了。」
「但你還會看書。」
朋友××以為這一來，廚子可不會否認他自己的特長了。誰知老景卻說：「××先生，這同您炒雞子一樣，玩玩的，不值得說！」
××是個神經敏感的人，想起了這句話里一定隱藏了什麼尖尖的東西，一根刺似的戳了那麼一下。「做廚子的能讀書，並不出奇，只有讀書拿筆桿兒的先生們，一放下筆，隨便做了件小小事情，譬如下廚房去炒一碟雞子，就大驚小怪，自以為曠世奇才！」
那大司務在人面前既常是一副笑臉，笑容里真彷彿也就包含得有這樣一種幽默。其實不然，他並不懂得這些空靈字眼兒，他無須乎懂幽默。
××似乎受了一點兒小小的窘，意思還想強詞奪理地那麼說：「我們做先生的，所以明白的是書本。你卻明白比做先生的多五倍以上的事實，你若不能稱為怪人，我就想稱呼你為……」他大約記起「天才」兩個字，但他並不說下去，因為怕再說下去只有更糟，便勉強地笑笑，只說，「你洗碗去，你洗碗去」，把面前的老景打發開了。
別人都稱讚我家中這個大司務，以為是個「怪人」，我可不能同意這種稱呼。這個大司務，明白他份上應明白的事情，盡過他職務上應盡的責任，做事不取巧，不偷懶，做過了事情，不沾沾自喜，不自畫自贊；因為小小疏忽把事做錯了時，也不帶著懷才不遇委屈牢騷的神氣。他每天早晚把菜按照秩序排上桌子去，一個捲筒魚，一個芥藍菜，一個四季豆，一個……告給他：「大司務，你今天這菜做得好。」他不過笑笑而已。間或一樣菜味道弄差了，或無人下箸，或要他把菜收回，重新另炒，他仍然還只是笑笑。說好他不覺得可驕，說壞他不惱羞成怒。他其所以能夠如此，就只因為他對於工作盡他那份職業的尊嚴。他自己以為自己毫不奇怪，別人也就不應當再派他成為一個怪人了。
不過，假若世界上這種人算不得是個怪人，那另外還有一種人，就使我們覺得太古怪了。我所指的，就是現在的文學家。這些人古怪處倒並不是他們本身如何與人不同，卻只是他們在習氣中如何把身份行為變得異常的古怪。
弄文學的同「名士風度」發生關係，當在魏晉之間，去吋較遠，似乎還無所聞。魏晉以後，能文之士，除開奏議賦頌，原來就在向帝王討好，或指陳政治得失有所主張，把文章看得較嚴重外，其他寫作態度，便莫不帶一種玩票、白相的神氣。或做官不大如意，才執筆雕飾文字，有所抒寫，或良辰佳節，湊興幫閑，才做所謂吮毫鋪素的事業。晉人寫的小說，多預備做文章時稱引典故之用，或為茶餘酒後閑談之用，如現存《博物》《述異》《世說》《笑林》之類。唐人作小說認真了一些，然而每個篇章便莫不依然為遊戲心情所控制。直到如今，文學的地位雖同時下風氣不同，稍稍高升一些，然而從一般人看來，就並不怎樣看得起它。照多數作家自己看來，也還只算一種副業。一切別的事業，似乎皆可以使人一本正經裝模作樣地做下去，但一提到寫作，則不過是隨興而發的一種工作而已。倘若少數作者，在他那份工作上，認真莊嚴到發痴，忘懷了一切，來完成他那篇小說，那些短詩，那幕戲劇，第一個肯定他為傻子的，一定也就是他同道中最相熟、最接近的人。
過去觀念與時代習氣皆使從事文學者如票友與白相人。文學的票友與白相人雖那麼多，這些人對於作品的珍視，卻又常常出人意料以外。這些人，某一時節捲起白襯衫袖口，到廚房裡去炒就一碟嫩雞子，完事以後得意的神氣，是我們所容易見到的。或是一篇文章，或是一碟雞子，在他們自己看來，總那麼使他們感到自滿與矜持。關於烹調，本是大司務做的專門職業，先生們偶爾一做，帶著孩子們，心情覺得十分愉快，並不怎麼出奇。至於研究文學的，研究了多年以後，同時再來寫點自己的，也居然常常對於自己作品做出「我居然也寫了那麼一篇東西！」的神氣，就未免太天真了。就是這一類人，若在作品中發生過了類乎「把菜收回，重新另做」的情形時，由於羞惱所做出的各種事情，有時才真正古怪得出人意外！
只因為文學者皆因歷史相沿習慣與時下流行習氣所影響，而造成的文人脾氣，始終只能在玩票、白相精神下打發日子，他的工作興味的熱忱，既不能從工作本身上得到，必須從另外一個人方面取得讚賞和鼓勵。他工作好壞的標準，便由人而定，不歸自己。他又像過分看重自己作品，又像完全不能對於自己作品價值有何認識。結果就成了這種情形。他若想成功，他的作品必永遠受一般近在身邊的庸俗鑒賞者尺度所限制，作品絕不會有如何出奇炫目的光輝。他若不欲在這群人面前成功，又不甘在這群人面前失敗，他便只好擱筆，從此不再寫什麼作品了。倘若他還是一種自以為很有天才而又懷了驕氣的人呢，則既不能從一般鑒賞者方面滿足他那點成功的期望，就只能從少數帶著糊塗的阿諛讚美中，消磨他的每個日子。倘若他又是另一種聰明不足滑跳有餘的人呢，小小挫折必委屈到他的頭上。因這委屈，既無法從作品中得到卓然自見的機會，他必常常想方設法不使自己長受委屈；或者自己寫出很好的批評，揄揚吹噓，或別出奇計，力圖出名，或對於權威所在，小作指摘，大加頌揚。總而言之，則這種人登龍有術。章克標先生在他一本書中所列舉的已多，可不必再提了。
近些年來，對於各種事業，從比較上皆證明這個民族已十分落後，然而對於十年來的新興國語文學，卻似乎還常有一部分年輕人懷了最大的希望，皆以為這個民族的組織力、道德性與勇敢誠樸精神，正在崩潰和腐爛，在這腐爛崩潰過程中，必然有偉大的作品產生。這種偉大文學作品，一面記錄了這時代廣泛苦悶的姿態，一面也就將顯示出民族復興的健康與快樂生機。然而，現在玩票、白相的文學家，實占作家中的最多數。這類作家露面的原因，不屬於「要成功」，就屬於「自以為成功」或「設計成功」。想從這三類作家希望什麼紀念碑的作品，真是一種如何愚妄的期待！一面是一群玩票、白相文學作家支持著所謂文壇的場面，一面卻是一群教授，各抱著不現實願望。教俄國文學的就埋怨中國還缺少托爾斯泰，教英國文學的就埋怨中國無莎士比亞，教德國文學的就埋怨中國不能來個歌德。把這兩種人兩相對照起來時，總使人覺得極可憐，也極可笑。實則作者的態度，若永遠是票友與白相人態度，則教授們研究的成績，也將同他們的埋怨一樣，對於中國文學理想的偉大作品的產生，事實上便毫無幫助。
偉大作品的產生，不在作家如何聰明，如何驕傲，如何自以為偉大，與如何善於標榜成名，只有一個方法，就是作家「誠實」地去做。作家的態度，若皆能夠同我家大司務態度一樣，一切規規矩矩，凡屬他應明白的社會上事情，都把它弄明白，同時那一個問題因為空間而發生的兩地價值相差處，得失互異處，他也看得極其清楚。此外「道德」「社會思想」「政治傾向」「戀愛觀念」，凡屬於這一類名詞，在各個階級，各種時間，各種環境里，它的伸縮性，也必須了解而且承認它。著手寫作時，又同我家中那大司務一樣，不大在乎讀者的毀譽，做得好並不自滿驕人，做差了又仍然照著本分繼續工作下去。必須要有這種精神，就是帶他到偉大里去的精神！
假若我們對於中國文學還懷了一分希望，我覺得最需要的就是文學家態度的改變。那大司務處世做人的態度，就正是文學家最足模範的態度。他應明白得極多，故不拘束自己，卻敢到各種生活里去認識生活，這是一件事。他應覺得他事業的尊嚴，故能從工作本身上得到快樂，不因一般毀譽得失而限定他自己的左右與進退，這又是一件事。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