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西斯老闆慕索里尼被民眾捉住時，對那個圍困他的一群義大利人民說：「你放了我，擁護我，我保可以給你們一個嶄新的羅馬帝國。」話說得很動人，但是大家不相信，他就完了。若相信，他就可以在擁戴中重新爬起。至於那個大帝國，過三年五載，能不能實現，那另是一問題。到時，他可以說，因如此如彼不能實現，照例有話可說。並且事實上也不會有人會去追問這個預言的兌現。
這是政治。政治藝術就在這點上，權變第一。世界歷史上就有許多政治家偉人，在大群人民中，或較小一群的議員中，用各種預約，得到個人成功，無害其為偉大。羅斯福和共和黨要人競選總統時，史塔林和人競爭黨書記時，都不免要有那麼一手。現代社會，不僅容許一個政治家對本國人如此說點謊話，若對於另一國家時，似乎還容許說更多的謊話！縱橫捭闔之術，是一個政治家的本錢，也是一個外交家的本錢。
可是，說這個話的若是一個作家，比如說，下巴頦生有長長的鬍子那一位托爾斯泰吧，在沙皇向人民宣稱德惠，大家都信以為真時，他卻向俄羅斯人說：「列位，擁護我，愛我，投我一票，信託，跟我走，我明年寫一部《戰爭與和平》給你們。」大家卻會考慮一會兒，不大相信。也許會有人那麼說：「托爾斯泰伯爵，你最好還是先寫出來，我們再擁護吧。」萬一時間已到了二十世紀，俄國政治社會組織已變了，說話的是高爾基，人民客氣一點，也許會說：「高爾基先生，我很相信你的話，要寫可一定要有你上次出版的那本好！」相信也是有條件的。他曾經寫過幾本書，取得人民信託，得到成功。這事，到中國也怕差不多。因為這是文學。
文學家不能空口說謊。任何偉大文學家，賣了預約的書，必得到時出版。而讀者又還有權利和自由來批評這個作品好壞，批評得好不好，意見不受作者拘束。一個政治家，受無理攻擊，他會起訴，會壓迫出版者關門歇業，會派軍警將人捉去殺頭。一個作家呢，他只笑笑。因為，一個人的演說，或一千個人的吶喊鼓噪，可以推翻尼羅王的政權，或一個帝國，可不聞有一篇批評或一堆不可靠文壇消息把托爾斯泰葬送。
若有人認為，作家的筆必由政黨調遣，那無妨各行其是。我的理由卻極簡單，這是兩種工作。從政治家或偉人看，一千人進軍羅馬，即可產生一個帝國。從作家看，他那個四千字的小說或一首詩，實在只有他的頭腦和手才能產生。一個帝國固然偉大，然而說到經久時，有時又似乎還敵不過一首七言詩。文學作家歸入宣傳部做職員，這是現代政治的悲劇。引引俄國事例統治管理來駁我的，回過頭來看看那個自由一些國家的成就。我們作家不是在爭「自由」，爭「民主」？文學上的自由和民主，絕不是去掉那邊限制讓我再來統治。民主在任何一時的解釋，都包含一個自由競爭的原則，用成就和讀者對面、和歷史對面的原則。並且政黨要領袖，要擁護，而且容許用一切不大合乎真實的手段做宣傳，爭取或鞏固地位。文學的民主卻不需要也不容許這些。文學涉於創作。沒有什麼人在作品以外能控制他人的權利，剛用筆的每一個人，都可以用作品和老牌競爭，而且永遠也在競爭中。這種競爭儘管十分不同，正由於不同，即帶來進步。真的進步是由此而來，不是由競選……
這一個月來，因我寫了點小文章，被另外一位筆名先生當作題目批判了若干次以後，得到許多的信。信件大致可以分作兩類：一是少數熟人的，總說爭不了事，這和國家情形一樣，還是聽命掃蕩吧；一是陌生人和讀者的，倒奇怪在名分下我有不少副刊，事實上幫手怕也不少，怎不來個筆戰？我得謝謝這些朋友的好意，並謝謝給我把批判文章寄來的兩位。批判文章做得很好，有立場，站地步，而又觀點正確。且於雄赳赳之中還保留點點客氣，又會斷章取義不求甚解地附會其詞，若配合什麼會的舉行，可以說絕妙宣傳。這一來，沈從文簡直被打倒了。但是照某兄所說，又像是沈從文早就落伍而倒多日了。極奇怪的倒是我什麼時候又起來過？因為照我記憶所及，民十五年時剛學習執筆，就被一夥在北平的什麼社員倒過，我自己就不曾料到。民十八在上海，又被一團體指定一某兄由檢討而揚棄過，且宣布必倒。我也想不出這檢討是什麼意義。到二十三年，又被一群生力軍戰戰。三十年左右，桂林又有一些遠距離掃蕩。三十四五年在昆明，又有些近距離掃蕩。一共約二十年光景，次數不為不多，而且照例是團體性，再加上一堆文壇消息，不可謂不實力雄厚。我這一面呢，照理說，老是居於劣勢。真不免讓那些好朋友代為擔心！不過，事情也奇怪，二十年已成過去，好些人都消失了，或做了官，或做了商。更有意義的，是其中有兩個還做了我的朋友，都是真有批評能力，且寫過批評集的。我倒很希望他們還有興緻，再來批判我新寫的一切作品，可是已停筆了。我還是我，原來無從屬，單人獨馬用這支筆來寫點小說，從學習討經驗，求有以自見，現在還是如此。想起來真不免使人感慨系之！因為在我自己，對工作態度二十年變得似乎極少，但批判的筆卻換了四五代了。而且所以受批判，倒又簡單，我很惱怒了一些人。我的不入幫態度，有時近於拆台，我的意見又近於不喝彩，而我的寫作恰恰又「都要不得」。這個批語，且可能是從不看我作品的人說的。這也正見出中國文壇的一鱗一爪。什麼文壇？不過是現代政治下一個縮影罷了。只見有集團的獨霸企業而已。然而和政治稍稍不同處，即有野心文壇獨霸企圖而已。然而和政治稍稍不同處，為的是二十三十人固然可以產生個委員，或部長，更多些人還可以產生個羅馬帝國，可是一首七言絕句呢，卻要一個人用腦子來產生的。文壇中，不僅有作者，也還有個讀者。不僅有讀標語而感動十分的人，也還有拈斤簸兩把作品從文學史上衡量得失的人。有歡喜開會的作家，也有不歡喜出風頭的作家。我們不是說要「民主」嗎？這裡就正有個民主，一面應容許相異，不同，而又能以個人為單位，競爭表現，在運動規則內爭表現。不過，這種民主制度對某一些人當然就不大順利，因之掃蕩隨來。所以分析起來，這雄赳赳中其實也就有懦怯，恰恰和另外那個戰爭中有懦怯一樣，不敢單獨接受工作正面所課的責任，於是出以集團攻擊。文字既然不過一種工具，那麼，涉及批判，什麼話不好說？所以話說得險而狠，可以說是必要的。不過既有二十年低頭從事不做官的作者，也自然還有不信官的讀者。所以文壇到底又還有點民主，雖然這正是另外一些人所不要的！掃蕩者的文章，倒要附於被掃蕩者集中，方能存在，是無可奈何的。記得《益世報·文學周刊》第一期上，編者即有個聲明，刊物是對報紙、對讀者、對作者要有個交代，不用作個人利益企圖和熱鬧筆戰時，所以現在還是要守住這個原則。我只說說批判者文章中串貫不來處和錯誤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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偉大作品的產生，不在作家如何聰明，如何驕傲，如何自以為偉大，與如何善於標榜成名，只有一個方法，就是作家「誠實」地去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