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一名尼采哲學的研究者和翻譯者，我想結合自己在這方面的經歷，以尼采哲學的接受為例，探討一下中國知識分子對於歐洲哲學的接受的歷史、現狀和問題。
尼采之傳入中國，在二十世紀初，是當時中國知識分子借道日本引進西學之熱潮中的一項成果。最早介紹尼採的是梁啟超（1902年，《進化論革命者頡德之學說》）。但真正有代表性的人物是王國維（1904年，《尼采氏之教育觀》，《德國文化大改革家尼采傳》，《叔本華與尼采》）和魯迅（1908年，《摩羅詩力說》，《文化偏至論》，《破惡聲論》）。在當時談論尼採的人中，只有他們兩人比較認真地讀了尼採的原著（雖然可能都只讀過《查拉圖斯特拉如是說》）並受到較深的影響。
王國維和魯迅代表了對西方哲學的不同的接受立場：王國維是哲學的和學術的立場；魯迅是社會的和文學的立場。
王國維不但是把德國哲學引入中國的第一人，而且是二十世紀早期中國學者中唯一真正能夠進入歐洲哲學傳統之思路的人。他於1903年至1907年的五年中，系統閱讀了康德和叔本華的全部主要著作（英譯本），並在他任實際主編的《教育世界》雜誌上發表了論康德的文章六篇，論叔本華的文章六篇。從這些文章可以看出，他對形而上學和知識論懷有極其濃厚的興趣，他的思路的確進入了歐洲哲學所探討的基本問題之中。也就是說，他是把德國哲學當作哲學來理解，而非當作一般的文化現象或者社會思潮來理解，所重視的是其整體的哲學內涵。同時，在個人與社會的關係上，他更傾向於把哲學看作個人精神的事情，而非社會的事業。對於他來說，研究哲學主要是為了自救，而非救世。他的主要功夫下在康德和叔本華上，對尼采未及深入，但從《叔本華與尼采》一文可看出，他所關注的亦是尼采學說的哲學內涵及其與叔本華哲學的內在聯繫。
魯迅1902年到日本留學，在留學期間接觸到尼采學說，於1908年發表上述3篇文章。從這些文章看，他關注的重點是尼采對現代文明的批判，包括：（1）批判物質主義，重視精神生活；（2）批判群氓，提倡個人的優異。前者涉及尼採的文化理論，後者涉及尼採的道德學說。他在兩者之中又更側重於後者。在後來的作品中，魯迅也常常提及尼采，或者顯示出尼採的某些影響。其關注的重點愈加放在後者，試圖用尼採的「個人的自大」（主人道德）之道德學說來改造中國人的「合群的愛國的自大」（奴隸道德）之國民性。作為個人，他對尼採的共鳴主要在一種深刻的孤獨感，但這種孤獨感仍是偏於社會性質的，是一個精神戰士面對社會的孤獨感，而非一個哲人面對宇宙的孤獨感（《野草》）。
王國維之於德國哲學，所感興趣的內容是哲學性質的，而接近此內容的方式又是嚴格學術性質的，他努力要把握所讀哲學著作的原義，四次攻讀康德的《純粹理性批判》便是一個顯著例子。他的這種態度，與當時「新學」（章太炎、梁啟超等）之道聽途說、信口開河、牽強附會的學風適成對照。
魯迅之於尼采，在內容的接受上具有強烈的社會關切，在接近的方式上則多半是文學性質的。後者是指，他主要是在自己的文學寫作中引證尼採的個別言論或涉及其某些見解，這樣做往往還有修辭學上之考慮，而無意對某一個西方哲學家（在這裡是尼采）作系統的客觀的研究。
此後直到1949年，中國知識界對尼採的介紹、宣傳和談論一直沒有停止，但基本上是走在魯迅的思路上，而魯迅確實代表了這一思路的最高成就。這個思路就是：（1）社會的立場：注意力放在用尼採的個人自強說改造中國國民性，因此被談得最多的是尼採的主人道德與奴隸道德說、超人說。他的本體論、知識論很少有人論及。（2）文學的立場：被尼採的文采所吸引，因此，譬如說，尼采最富文採的著作《查拉圖斯特拉如是說》被人談論得最多，也翻譯得最多，而最具哲學性的著作，例如《善惡的彼岸》、《偶像的黃昏》、《反基督徒》卻很少有人讀和談論。
由於哲學的和學術的立場之缺乏，將近50年里，關於尼采所發表的多是單篇文章，小冊子已屬例外（只有李石岑《超人哲學淺說》1931，陳銓《從叔本華到尼采》1944），無專著，內容多為一般性介紹或感想式議論，翻譯也相當落後，大多數著作未被譯出。
1949年以後，對尼採的評價照搬蘇聯，兩句話概括：法西斯主義的思想先驅；反動的唯意志論。尼采之接受完全中斷。
中國的文化傳統：重視實用，無形而上學；政治至上，無獨立的學術。使得中國知識分子往往不是作為哲學家、學者，而是作為社會活動家、改革家面對西方哲學，社會關切壓倒一切，對每一種哲學本身的問題不予關心，只想尋找其中有助於解決中國問題的內容。在接受的過程中，那種哲學必然被縮減甚至被歪曲了。
對尼采哲學也是如此。它只成了一種道德學說。而在尼采那裡，道德問題其實是作為形而上學基本問題的一個方面加以思考的。
尼采是五十年里（1949年之前）最熱鬧的話題之一（還有進化論，柏格森，杜威，羅素），其餘就更可想而知了。
王國維「學術轉向」的重要原因：此路不通。他因雙重限制而絕望：自身文化傳統的限制（只能做哲學史家）；社會文化環境的限制（無人對話）。
中國知識分子能以何種方式接受和進入西方哲學，這是值得探討的。可以設想的方式：
主觀的——
（1）作為懷有社會關切的「文化人」，以西方哲學為分析、解決中國社會之實際問題或精神問題的武器，如魯迅之於尼采，胡適之於杜威，張君勱之於柏格森，陳獨秀之於馬克思。
（2）作為自成一體的學問家，以西方哲學為形成自己的思想或學問體系的材料之一，如章太炎之於康德。
（3）作為愛好者，以西方哲學為個人精神生活之指導或安慰，如早期王國維之於叔本華。
客觀的——
（4）作為介紹者，通過翻譯或論述，把西方哲學介紹到中國來。今日中國以西方哲學為職業的人基本上做的是這一工作。
（5）作為研究者，真正進入西方哲學的問題之中，並能夠與西方最優秀的研究者展開水平相當的對話。
在今日中國，佔主流的仍是（1）。我本人的定位：（3）和（4）。
問：尼采是從西方的基督教傳統中生長出來的，他又是反對現代性的，中國沒有基督教傳統，又在搞現代化，如何能夠理解尼采？
答：這是一個很好的問題。我認為，尼采思考的問題有兩個方面。一是歐洲特殊的方面，這一方面與希臘和基督教傳統密切聯繫。二是人類共同的方面。我們可以通過後一方面去理解前一方面。例如「上帝死了」，這是歐洲特殊的問題，沒有基督教傳統的人很難理解這個命題的嚴重性。但人之需要對於生命意義的信仰，這是人類共同的，我們藉此而得以理解「上帝死了」對於歐洲人意味著什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