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前提？今天我講的題目是從尼採的一篇文章套用來的，那篇文章的題目是《德國人缺少什麼》。遺憾的是，尼采講這樣的題目用不著做譬如說德國與東方或者德國與英國之類的比較，他只是把德國的現狀與他心目中的標準做一個比較，然後直截了當說出他的批評意見來。而一個中國人講《中國人缺少什麼》這樣的題目，似乎就理所當然地成了一個所謂中西文化比較的題目。事實上，中國人也的確是在西方的衝擊下才開始反省自己的弱點的。我們本來是一個沒有反省習慣的民族，從來以世界的中央自居，不把夷狄放在眼裡。如果不是鴉片戰爭以來不斷挨打，我們到今天也不會想到要反省。不過，挨打之後，我們也真著急了，反省得特別用力，以至於以中西比較為背景的文化反省成了20世紀中國思想界說得最多的話題。該說的話好像都說過了，再說就不免老調重彈，所以我從來不參加這類討論。
也許由於我始終與這個話題保持著一個距離，因此，當我現在來面對它的時候，我就獲得了一個與身在其中的人不同的角度。我在想：百年來的文化反省本身是否也是一個需要反省的對象呢？我發現情況確實如此。我已經說過，我們是因為挨打而開始反省的，反省是為了尋找挨打的原因，改變挨打的狀態。之所以挨打，明擺著的原因是中國貧弱，西方國家富強。所以，必須使中國富強起來。於是，富強成了20世紀中國的主題。為了富強，中國的先進分子便向西方去尋求真理。所謂尋求真理，就是尋求西方國家富強的秘訣，尋求使中國富強起來的法寶。這種秘訣和法寶，在洋務派看來是先進的技術和武器，所謂「西洋奇器」和「堅船利炮」，在維新派和革命派看來是西方的政治制度，即君主立憲或共和，在新文化運動看來是科學和民主。當然，你可以說認識是在一步步深入，但是，基本的出發點未變，就是把所要尋求的真理僅僅看作實現國家富強之目標的工具，與此相應，反省也只局限在那些會妨礙我們富強的弱點上。我不能說這樣的出發點完全不對，不妨說是形勢逼人，不得不然。可是，在這樣的尋求真理和這樣的反省中，中國文化傳統中的一個嚴重弱點不但逃脫了反省，而且成了不可動搖的前提，這個弱點就是重實用價值而輕精神價值。
我以嚴復為例來說明我的看法。嚴復是一個適當的例子，他是百年來中國人向西方尋求真理的先行者和傑出代表，其影響覆蓋了世紀初整整一代中國知識分子。他的高明之處在於，他首先認識到西方的政治制度不是憑空建立的，而有其哲學上的根據，應該把這些哲學也引進來。但是，即使是他，或者說，特別是他，亦是用實用眼光去尋求真理的。
大家知道，在上世紀末本世紀初，嚴復翻譯了8部西方名著。關於他的翻譯，我想提示兩點。第一，他引進的主要是英國的社會哲學，之所以引進，除了他在英國留學這個經歷上的原因外，最主要的是因為他有強烈的社會關切，在他看來，斯賓塞的進化論社會哲學是警醒國人起來求富強的合適的思想武器。第二，他翻譯的方式是意譯和節譯，通過這個方式，他捨棄乃至歪曲了他理解不了的或不符合他的需要的內容，更加鮮明地貫徹了求富強這個意圖。
舉一個例子。在他的譯著中，有約翰.穆勒的《論自由》，他譯做《群己權界論》。這部著作的主旨是要確定社會對於個人的合法權力的限度，為個人自由辯護。在書中，穆勒反覆強調的一個論點是：個人自由本身就是好的，就是目的，是人類幸福不可缺少的因素，它使得人類的生活豐富多樣，生氣勃勃。書中有一句話準確表達了他的出發點：「一個人自己規劃其存在的方式總是最好的，不是因為這方式本身算最好，而是因為這是他自己的方式。」
事實上，肯定個人本身就是價值，個人價值的實現本身就是目的，這個論點是西方自由主義思想的核心。無論是洛克、約翰.穆勒以及嚴復最信服的斯賓塞等人的古典自由主義，還是以羅爾斯、哈耶克為代表的當代自由主義，都是把個人自由看作獨立的善。羅爾斯正義論的第一原則就是自由優先，他認為較大的經濟利益和社會利益不能構成接受較小的自由的充足理由。他還強調，自尊即個人對自己價值的肯定是最重要的基本善。哈耶克則反覆闡明，個人自由是原始意義上的自由，不能用諸如政治自由、內在自由、作為能力的自由等具體的自由權利來混淆它的含義。
可是，在嚴復的譯著里，這個核心不見了。在他所轉述的英國自由主義理論（見約翰.穆勒《群己權界論》和斯賓塞《群學肄言》）中，個人自由成了一種手段，其價值僅僅在於，通過個人能力的自由發展和競爭，可以使進化過程得以實現，從而導致國家富強。
與德國哲學相比，英國哲學本來就偏於功利性，而嚴復在引進的時候，又把本來也具有的精神性割除了，結果只剩下了功利性。只要把真理僅僅當作求富強的工具，而不同時和首先也當作目的本身，這種情況的發生就是不可避免的。因為這樣一來，一方面，必定會對人家理論中與求富強的目的無關的那些內容視而不見，另一方面，即使看見了，也會硬把它們塞進求富強這個套路中去。
這個例子十分典型，很能說明當時中國思想界的主流傾向。究其原因，只能從我們重實用的文化傳統和國民性中去找。由於重實用，所以一接觸西方哲學，就急於從裡面找思想武器，而不是首先把人家的理論弄清楚。中國人是很少有純粹的理論興趣的，對於任何理論，都是看它能否儘快派上用場而決定取捨。在世紀初的這班人里，嚴復算是好的，他畢竟讀了一些西方原著，其他人如康有為、梁啟超、譚嗣同、章太炎輩基本上是道聽途說（只看日本人的第二手材料），然後信口開河（將聽來的個別詞句隨意發揮，與佛學、中國哲學、西方其他哲學片斷熔於一爐），為我所用。也由於重實用，所以對於西方哲學中最核心的部分，即涉及形而上學和精神關切的內容，就讀不懂也接受不了。在中國人的心目中，一般沒有精神價值的地位。無論什麼精神價值，包括自由、公正、知識、科學、宗教、真、善、美、愛情等等，非要找出它們的實用價值，非要把它們歸結為實用價值不可，否則就不承認它們是價值。
我不否認，中國有一些思想家對於人的精神問題也相當重視，例如嚴復提出要增進「民德」，梁啟超鼓吹要培育「新民」，魯迅更是孜孜不倦地呼籲要改造「國民性」。但是，第一，在他們那裡，個人不是被看作個人，而是被看作「國民」，個人精神素質之受到重視只因為它是造成民族和國家素質的材料。第二，他們對於精神層面的重視往往集中於甚至局限於道德，而關注道德的出發點仍是社會的改造。因此，在我看來，其基本思路仍不脫社會功利，個人精神的獨立價值始終落在視野外面。
那麼，有沒有例外呢？有的，而且可以說幾乎是唯一的一個例外。正因為此，他不是一個幸運的例外，而是一個不幸的例外，不是一個成功的例外，而是一個失敗的例外。在世紀初的學者中，只有這一個人為精神本身的神聖和獨立價值辯護，並立足於此而尖銳批評了中國文化和中國民族精神的實用品格。但是，在當時舉國求富強的吶喊聲中，他的聲音被完全淹沒了。
我想從一件與北大多少有點關係的往事說起。兩年前，北大熱鬧非凡地慶祝了它的百年大典。當時，純種的北大人或者與北大沾親帶故的不純種的北大人紛紛著書立說，登台演講，慷慨陳詞，為北大傳統正名。一時間，蔡元培、梁啟超、胡適、李大釗、蔣夢麟等人的名字如雷貫耳，人們從他們身上發現了正宗的北大傳統。可是，北大歷史上的這件在我看來也很重要的往事卻好像沒有人提起，我相信這肯定不是偶然的。
北大的歷史從1898年京師大學堂成立算起。1903年，清政府批准了由張之洞擬定的《奏定學堂章程》，這個章程就成了辦學的指導方針。章程剛出台，就有一個小人物對它提出了尖銳的挑戰。這個小人物名叫王國維，現在我們倒是把他封做了國學大師，但那時候他只是上海一家小刊物《教育世界》雜誌的一個青年編輯，而且搞的不是國學，而是德國哲學。當時，他在自己編輯的這份雜誌上發表了一系列文章，批評張之洞擬定的章程雖然大致取法日本，卻惟獨於大學文科中削除了哲學一科。青年王國維旗幟鮮明地主張，大學文科必須設立哲學專科和哲學公共課。他所說的哲學是指西方哲學，在他看來，西方哲學才是純粹的哲學，而中國最缺少、因此最需要從西方引進的正是純粹的哲學。
王國維是通過鑽研德國哲學獲得關於純粹的哲學的概念的。在本世紀初，整個中國思想界都熱衷於嚴復引進的英國哲學，唯有他一人醉心於德國哲學。英國哲學重功利、重經驗知識，德國哲學重思辨、重形而上學，這裡面已顯示了他的與眾不同的精神取向。他對德國哲學經典原著真正下了苦功，把康德、叔本華的主要著作都讀了。《辨證理性批判》那麼難懂的書，他花幾年時間讀了四遍，終於讀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