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6年，我十五歲，在正誼中學春季始業的高中待了半年，秋天考入山東大學附設高中一年級。北園高中是山東大學附設的高中。入正誼時沾了半年的便宜，結果形同泡影，一掃而光了。
北園高中坐落在濟南北園白鶴庄。泉城濟南的地勢，南高北低。常言道：「水往低處流。」泉城七十二名泉的水，流出地面以後，一股腦兒都向北流來。連泰山北麓的泉水也通過黑虎泉、龍洞等處，注入護城河，最終流向北園，一部分注入小清河，向大海流去。因此，北園成了水鄉，到處荷塘密布，碧波瀲灧。風乍起，吹皺一塘清水。無風時則如一片明鏡，可以看到二十里外千佛山的倒影。有人懷疑這種說法，最初我也是懷疑派。後來我親眼看到了，始知此語非虛。塘邊綠柳成行，在夏天，綠葉葳蕤，鋪天蓋地，都如綠霧，彷彿把宇宙也染成了綠色的宇宙，雖然不能「煙籠十里堤」，也自風光旖旎，悅人心目。
白鶴庄就是處在綠楊深處、荷塘環繞的一個小村莊。高中所在地是村中的一處大宅院，當年初建時，據說是一個什麼醫學專科學校，後來關門了，山大高中初建就選定了這一座宅院作校址。這真是一個念書的絕妙的好地方。我們到的時候，學校已經有三年級一個班，二年級一個班，我們一年級共分四個班，總共六個班，學生二百餘人。
高中是公立的學校，經費不發生問題。因此，師資隊伍可謂極一時之選，遠非正誼中學所可比。在下面，我先把留給我印象最深的幾位老師簡要地介紹一下。
在回憶正誼中學的時候，我已經寫到了鞠思敏先生，有比較詳細的介紹。在正誼中學，鞠思敏先生是校長，不教書；在北園高中，他是教員，講授倫理學，仍然兼任正誼校長。他仍然穿著一身布衣，樸素莊重。他仍然是不苟言笑。但是，根據我的觀察，所有的教員對他都十分尊敬。從輩分上來講，他是山東教育界的元老。其他教員都可能是他的學生一輩。作為講課的教員，鞠先生可能不是最優秀的。他沒有自己的講義，使用的課本是蔡元培的《中國倫理學史》，他只是加以闡發。講話的聲調，同在正誼每周一訓話時一模一樣，不像是懸河泄水，滔滔不絕，沒有什麼抑揚頓挫。但是我們都聽得清，聽得進。我們當時年齡雖小，但是信息還是靈通的。每一位教員是什麼樣子，有什麼德行，我們還是一清二楚的。鞠先生的過去，以及他在山東教育界的地位，我們心中都有數。所以學生們都對他表示出極高的敬意。
在山東中學教育界，祁蘊璞先生是鼎鼎大名的人物。我原以為他是著名的一中的教員，講授歷史和地理。後來才知道，他本名錫，是益都滿族人，史地學者。他是清末秀才，又精通英語和日語，在濟南第一師範教史地，後又在山東大學文學院當教授，教經史方面的課程，同時兼山大附中史地教師。在歷史和地理的教學中，他是狀元，無人能出其右者。
在課堂上，祁老師不是一個口才很好的人，說話還有點兒磕巴。他的講義每年都根據世界形勢的變化和考古發掘的最新結果以及學術界的最新學說加以補充修改。所以他教給學生的知識都是最新的知識。這種做法，不但在中學是絕無僅有，即使在大學中也十分少見。原因就是祁老師精通日文。自從明治維新以後，日本最積極地、最熱情地、最及時地吸收歐美的新知識，而祁先生則訂有多種日文雜誌，還隨時購買日本新書。有時候他把新書拿到課堂上給我們看。他怕沾有粉筆末的手弄髒了新書，戰戰兢兢地用袖子托著書。這種細微的動作並沒能逃過我的眼睛。可以看到他對書籍是怎樣地愛護。他讀新書是為了教好學生，沒有今天學術界這種浮躁的學風。同今天比起來，那時候的人實在是淳樸到可愛的程度了。據說他出版的著作相當多，主要的就有《中國文化史綱要》和《國際概況講義》。因其對地理學研究的貢獻，被英國皇家地理協會授予名譽會員。他於1939年病逝於重慶，所藏書由其夫人捐贈給山東省圖書館。
上面曾說到，祁先生不是一個口才很好的人，還有點兒磕巴。他講課時，聲調高揚，語音鏗鏘，但為了避免磕巴，他自己發明了一個辦法，不時墊上三個字——shi in la，有音無字，不知道應該怎樣寫。乍聽時，確實覺得有點兒怪，但聽慣了，只需在我們耳朵中把這三個音刪掉，就一切正常了。
祁老師教的是歷史和地理。他關心國家大事，關心世界大事。眼前的世界形勢隨時變動，沒有法子在正課中講。他於是另在課外舉辦世界新形勢講座，學生中願意聽者可以自由去聽，不算正課，不考試，沒有分數。先生講演，只有提綱，沒有寫成文章。講演時指定兩個被認為文筆比較好的學生做記錄，然後整理成文，交先生改正後，再油印成講義，發給全體學生。我是被指定的兩個學生之一。當時不記得有什麼報紙，反正在北園兩年，沒看過報。國內大事都極模糊，何況世界大事！祁老師的講演開闊了我們的視野，增加了我們的知識，對我們的學習有極大的幫助。
1928年，日寇佔領了濟南，學校停辦。從那以後，再沒有見到祁蘊璞老師。但是他卻永遠活在我的記憶中，一直到現在。
王老師（王玉）是國文教員，山東萊陽人。他父親是當地有名的文士，也寫古文。所以王先生有家學淵源，從小受過良好的教育，特別是古文寫作方面更為突出。他為文遵桐城派義法，結構謹嚴，惜墨如金，邏輯性很強。我不研究中國文學史，但有一些胡思亂想的看法。我認為，桐城派古文同八股文有緊密的聯繫。其區別只在於，八股文必須代聖人立言，《四書》以朱子注為標準，不容改變。桐城派古文，雖然也是「文以載道」，但允許抒發個人感情。二者的差別，實在是微乎其微。王老師有自己的文集，都是自己手抄的，從來沒有出版過，也根本沒有出版的可能。他曾把文集拿給我看過。幾十年的寫作，只有薄薄一小本。現在這文集不知到哪裡去了，惜哉！
老師上課，課本就使用現成的《古文觀止》。不是每篇都講，而是由他自己挑選出來若干篇，加以講解。文中的典故，當然在必講之列，而重點則在文章義法。他講的義法，正如我在上面講到的那樣，基本是桐城派，雖然他自己從來沒有這樣說過。《古文觀止》里的文章是按年代順序排列的。不知道為什麼原因，王老師選講的第一篇文章是比較晚的明代袁中郎的《徐文長傳》。講完後出了一個作文題目——《讀〈徐文長傳〉書後》。我從小學起作文都用文言，到了高中仍然未變。我彷彿駕輕就熟般地寫了一篇「書後」，自覺並沒有什麼了不起，不意竟獲得了王老師的青睞，定為全班壓卷之作，評語是「亦簡勁，亦暢達」。我當然很高興。我不是一個沒有虛榮心的人，老師這一捧，我就來了勁兒。於是就拿來韓、柳、歐、蘇的文集，認真讀過一陣兒。實際上，全班國文最好的是一個叫韓雲鵠的同學，可惜他別的課程成績不好，考試總居下游。王老師有一個習慣，每次把學生的作文簿批改完後，總在課堂上佔用一些時間，親手發給每一個同學。排列是有順序的，把不好的排在最上面，依次而下，把最好的放在最後。作文後面都有批語，但有時候他還會當面說上幾句。我的作文和韓雲鵠的作文總是排在最後一二名，最後一名當然就算是狀元，韓雲鵠當狀元的時候比我多，但是一二名總是被我們倆壟斷，幾乎從來沒有過例外。
我在上面已經談到過，北園的風光是非常美麗的。每到春秋佳日，風光更為旖旎。最難忘記的是夏末初秋時分。炎夏初過，金秋降臨，和風微涼，冷暖宜人。每天晚上，夜課以後，同學們大都走出校門，到門前荷塘邊上去散步，消除一整天學習的疲乏。其時，月明星稀，柳影在地，草色凄迷，荷香四溢。如果我是一個詩人的話，定會寫詩百篇。可惜我從來就不是什麼詩人，只空懷滿腹詩意而已。王玉老師大概也是常在這樣的時候出來散步的。他抓住這個機會，出了一個作文題目——《夜課後閑步校前溪觀捕蟹記》。我生平最討厭寫說理的文章，對哲學家們那一套自認為是極為機智的分析，我十分頭痛。除非有文采，像莊子、孟子等，其他我都看不下去。我喜歡寫的是抒情或寫景的散文，有時候還能情景交融，頗有點沾沾自喜。王老師這個作文題目正合吾意，因此寫起來很順暢，很愜意。我的作文又一次成為全班壓卷之作。
自從北園高中解散以後，再沒有見到過王玉老師。後來聽說，他到山東大學（當時還在青島）中文系教書，只給了一個講師的頭銜。我心中憤憤不平。像王老師那樣的學問和人品，比某一些教授要高得多，現在有什麼人真懂而且又能欣賞桐城派的古文呢？如果是在今天的話，他早已成了什麼特級教師，並會有許多論文發表，還結成了許多集子。他的大名會出現在什麼《劍橋名人錄》上，還有花錢買來的《名人錄》上，堂而皇之地印在名片上，成為「名人」。然而這種事情他決不幹。王老師鬱郁不得志，也在情理之中，但是，在我的心中，王老師的形象卻始終是高大的，學問是非常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