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不了解安娜。」醫生說道，他有些傲慢。他向書櫃走去，抱著雙臂站在那兒，頭微微向後仰靠著厚重的英文詞典。「你一共只跟她說過四次話。」他掰著手指數，「一次在一場律師舞會上，他們把你介紹給她。你和安娜跳了舞，是你這輩子第一次，也是最後一次。你和她跳的是沙龍舞，就是第二支沙龍舞，伴奏是匈牙利樂隊。記得嗎？」克里斯托弗不確定地、謹慎地搖搖頭。「跳完舞后，你陪她進了酒店的酒吧，坐在高高的吧台邊。也許你陪了她一個半小時，那會兒那裡還有其他人，舞會服務員、律師，還有安娜孩提時代的白馬王子。第二次是在西弗街上。那是舞會過去半年後四月末的一個上午。安娜剛下英文課，你從法院出來；你認出了她，還送她回家。你說回頭給她電話。後來你卻沒有去電話。第三次是在島上，你們玩了羽毛球雙打。後來還一起回家，一路從島上步行至布達那側的橋頭。她的一位女朋友伊蕾也跟你們在一起，後來就自己溜回家，去找那個男高音歌唱家了……你還記得嗎？我忘了那個歌唱家的名字……而且她朋友的父親也在，叫薩沃茲迪· 帕爾，是個商務代表。你第二天就去了奧地利，後來很久沒見過安娜。還有一次，是的，是三年後；那時她已經是我的妻子了，你也成了家。我和安娜在劇院里；我們站在走廊上，你從一個包廂里走出來，身後跟著你的妻子。舞台上，音樂還沒結束。你記得嗎？」克里斯托弗神色迷離地望著前方。他沉默著。「太神奇了，」他顫抖地低聲說道，「是的，突然間，是的，這種社交場合都在記憶中模糊了。但現在，就像你說的，我又想起來了。那天演的是《唐璜》。我想起來了。」「那麼那次在西弗街的相遇呢？後來在島上的呢？」克里斯托弗就像個被審問的嫌疑犯似的，被迫無奈地回答道： 「島上，是的……當然。你說的是薩沃茲迪？薩沃茲迪· 伊蕾？是的，也許是的……不過西弗街那次？是上午嗎？」他停住了，不安地沉默下來。他沒有看著醫生。是的，他也想起了那次相遇。就像大多數的相遇一樣……他表現得很尷尬，兩人客套地寒暄。也許還要更直接一些……現在，他全都想起來了。刺眼的陽光。那是四月末的一天，太陽很大，天特別熱。他們朝環路的方向走著。他們用英文交談，姑娘剛剛下課，兩人的英文都不太好，嘴裡磕磕巴巴地蹦著外語，可笑極了。克里斯托弗笨拙地用英語讚美姑娘。他本來要去法院辦事的，已經遲到了……早上，安娜跟著老師讀了莎士比亞，她拿出課本，是《羅密歐與朱麗葉》……克里斯托弗看了一眼表，已經遲到了，可他仍然把安娜送回家，情急之下，他拙劣地引用了一句羅密歐的台詞： 「讓我被拘捕，讓我被處死。我無怨無尤，如果你有意如此。」安娜為自己能夠以同樣的語調回應他而炫耀、興奮： 「哦，現在你快走吧，天越來越亮了。」的確，這是個多麼明亮、燦爛的上午，比春天平日的光線更充足、更光亮。他們在大門口停下，握著手。這時，應該說一句能夠讓這一刻平靜下來的話，這一刻，沒有意願，沒有更深層的含義，只是獨自閃耀著，就像一滴陽光下的水珠……水珠落下就永遠消失了。是的，稍後去電話。他望著姑娘的背影，在這一刻獃獃凝望著。可現在真的應該趕緊去法院了。「哦，現在你快走吧，」醫生嘟囔道，「天越來越亮了。」克里斯托弗手肘撐著桌子。「是的，」他答道，「你怎麼知道的？」醫生聳了聳肩，說： 「她說的。」「什麼時候？」克里斯托弗思忖。「昨天夜裡，就在這件事發生的……幾小時之前。昨天夜裡她說了很多關於你
的事。」
「你不了解安娜，」他又重複道，「很長時間以來，我也不了解她。是完完全全地了解一個人！後來，你去了奧地利，就在島上相遇後幾小時，第二天。你知道伊蕾的父親，就是那個老薩沃茲迪，對安娜死纏爛打嗎？老頭兒，上帝啊，那時候我就是這麼認為的，老頭兒。當時我二十八歲，安娜二十二歲，薩沃茲迪四十三歲。那個輕浮、放蕩的人。安娜總是嘲笑他。四年，等等，是五年後，我們也要到老薩沃茲迪的年紀了。我知道，你比我年輕。這個商務代表聽見了總是由年輕女孩子們奏響的弦樂：你熟悉這種電影配音，成熟男人深厚的慾望之聲……他想變成這樣。但什麼都沒有發生。不會因為我而發生。但我那時已經在安娜身邊了，就像是空氣、影子、黑夜。我是個年輕的醫生，幾乎談不上事業。我繼承的遺產剛夠買一些必需的器械，在協會裡待上一兩年。除此之外，就什麼都不夠了。我在國外的報紙上發表了一篇關於生理學實驗的文章後，受邀去荷蘭的大學訪學半年，這位商務代表非常確定有補助金。但我沒去。現在也去不了了。安娜也很窮，但跟我不一樣……她的窮困是工薪階層的。我的問題是，我出生在貧苦的環境中，這是另一種貧窮，是窮困潦倒……我爺爺以前是個吹玻璃匠。母親是個農婦，是佃戶的女兒。父親是工人，在玫瑰山的工廠里上班，後來去了美國，在那兒當了一段時間作家，也往回寄過錢，再後來就不寫作了。我們到現在都不知道他到底是活著還是死了。有一段時間，我讓人去找過他；但沒找著。我已經想不起來他的樣子了。大學時，我大舅負擔我的學費，他很有錢，是個貪得無厭的巴爾特法地區的農民。我繼承的就是他的遺產。但那時……你還記得我坐在第三排那會兒的情形嗎？我住在一個老鞋匠家，和男僕一起睡在廚房裡。我不想對你施加任何影響。對這段時間，我印象很深。巴爾特法的舅舅決定讓我接受教育，把我培養成上等人。他想讓我做一個最善良的神父。直到我成為上等人之前，母親一直都在做工，舅舅不喜歡母親，他討厭她。他內心深處那種原始、本能、黑暗的恨意，讓他處處容不下母親。後來，整個家族都被這股彷彿來自另一個世界的無名之恨籠罩著。我想，他也是因為覺得把我送入了上層階級，我就能自然而然地脫離母親，才讓我接受教育的。他寄錢給我，但每次都是零碎的分分角角，數量之少，也就能保證我不被餓死。他害怕給我錢，害怕被我騙了，害怕我把他給的東西寄給我母親。我母親一輩子都在我舅舅家鄰村做活。她的頭髮花白了，臉上總掛著驚恐和悲傷。有幾次我回家過聖誕節或是放暑假都必須住在我那富裕的舅舅家裡；為了迎接我，他叫人殺雞宰豬，但也寸步不離地守著，彷彿總要防備我偷點兒吃的給我母親似的。有一次，他看見我口袋裡裝著吃剩的酸乳酪麵餅在花園裡閑逛就起了疑心。母親就在外面的機器邊幹活，她已經是個老婦人了，幫著做點兒雜活，和陌生人住在一塊兒，過著女傭的生活；舅舅懷疑我偷麵餅給我母親，就沖我舉起斧子；還是被他的司機攔了下來。現在我算知道了，我的這個恩主就是個瘋子。我只能等到夜半時分，躲在村頭見我母親，就像兩個鬼鬼祟祟的情人一樣。她那麼可憐，只知道畏懼她的兄弟，這讓我感到害怕。貧困和恐懼讓她變得有些痴傻，假如有時她的眼中還能閃耀一些意識的光彩，那也都是因為想起了我。可是，她覺得這一切都再自然不過，在她看來，舅舅折磨她，把我搶走，不讓我和她住在一起，我穿著華服，每天在他家吃兩頓大餐，而她卻一周都吃不上一次，這都是正常的。我不理解。事過境遷，人才能明白這種難以解釋清楚的疑惑。假期我必須回家，因為舅舅期盼著我回家，他炫耀地帶著我去拜訪各位大人、神父，愉快地傻樂著，聽我說拉丁語，就像牽著一頭被成功馴服的動物，周旋在他自己的世界中。他覺得，他非常好心地在我的鼻子上拴了一個環，這和城裡的吉卜賽人對小熊崽做的事沒有任何區別。他沒有成家，只和一個年輕的斯洛伐克裔女傭過著同居生活；但那時，他已經是個膝下無子、行動不便的老人了，他們沒有生孩子。如今，直到二十年後，我才意識到，這個人在我的內心深處扼殺了什麼，這一次次的假期探望摧毀了什麼，他在我內心堆積了多少憤恨、無奈的怒火、恐懼、恥辱和絕望，知識沒有任何作用，成功、財富都沒用，把舅舅的事歸咎於安娜也起不到任何作用……靈魂的罩布已被焚毀，誰也無法將它重新修補好。我不能因為他去譴責社會。的確，我進入了上流社會，做了醫生，手裡有錢，身著華服……只是每一次當我走進這種裝修華美的陌生房間時，我都要長久地環顧四周，我不敢與女傭們對視，我害怕腦海中浮現出母親的臉，我不敢接受女傭們的服務……是的，我病了，我知道。我已經完全明白了。安娜卻始終沒有意識到。他們家的經濟狀況也很緊張，但並非食不果腹，安娜能夠心安理得地接受女傭的服務，但我卻永遠有些羞於面對。假如我要了一杯水，我會臉紅，早上我家女傭為我拿來鞋子的時候，我會背過身去……安娜無法理解我的這種羞愧。她生在一個幸福的、充滿安全感的家庭。她認為有些人就是應該從事服務他人的工作，而有些人，他們的任務就是接受他人的服務，這就是規矩。當然……也許是這樣……可還能怎麼做呢？也許這就是規矩。一個人累了，就要休息。我聽說，蘇聯也有女傭……那時，我還沒讀過托爾斯泰的作品，也不了解亞斯納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