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常，當下所產生的痛苦都是對現狀的抗拒，也就是無意識地去抗拒本然（what is）的某種形式。從思維的層面來說，這種抗拒以批判的形式存在。從情緒的層面來說，它又以負面情緒的形式顯現。痛苦的程度取決於你對當下的抗拒程度以及對思維的認同程度。
——摘自德國哲人埃克哈特·托利的著作《當下的力量》
在北京大學讀研究生期間，有兩年，我患了嚴重的抑鬱症，不僅痛苦，而且還險些導致我畢不了業。
對待沉重的痛苦，人們通常的辦法有三種：麻木、逃跑或對抗。總之，會想各種各樣的辦法去減輕痛苦。
但我沒有和這沉重的痛苦對抗，這不是一種有意識的做法，沒有人也沒有書籍告訴我這樣做，我只是自然而然地做到了這一點：沉入悲傷中，體會它，看著它，理解它……
兩年後，抑鬱症自然化解了，它並沒有被消滅，而是發酵並轉化成了另外的東西。突然間，我感覺自己對感情乃至人性的了解深了很多，似乎一下子什麼書都可以看懂了，什麼人的故事都可以聽懂了。
我研究生畢業後來到廣州，先是做國際新聞編輯，從2005年起做心理版編輯，到現在積攢了很多次類似的體驗。這些體驗讓我確信，一份體驗，不管它帶給我多大的痛苦，只要不做任何抵抗地沉到這份痛苦中，體會它，看著它，那麼它最多半個小時後就會融解並轉化。
因為我的這些體驗，也因為從其他人那裡知道他們有更神奇的類似體驗，我會在諮詢中這樣做：當來訪者體驗到一種痛苦並試圖對抗時，我會說，試著不對抗，試著接受它，並沉入這痛苦中。
我會覺得，「接受」這個詞都不足以描繪這種做法，因為接受看起來還是一種主動的行為，而任何主動的行為，都是在給這份痛苦本身增加一些內容。痛苦來了，只需自然而然地感受它就可以了。
這個辦法，有時會有效得可怕，有時則看起來沒有那麼有效。之所以有時沒那麼有效，也許一個原因是，當看到來訪者難以承受一些痛苦時，我也會擔心，所以會做一些事情，讓來訪者感覺舒服一些，暫時適當遠離這種痛苦。
這也是心理治療的經典做法，即心理醫生要根據來訪者的接受程度處理其痛苦。或者說，讓來訪者自然而然地去展開其痛苦。一般說來，隨著來訪者與心理醫生的關係越來越牢靠、越來越信任、越來越安全，來訪者會自然而然地展現更多和更大的痛苦。
這就像剝洋蔥一樣，痛苦只是洋蔥的內核，而圍繞著這個內核，一個人發展出了複雜的防禦方法，也就是對抗這個痛苦的種種辦法。但因為在心理醫生那裡感覺到安全，那些外層的防禦方法一個個被放下，最終那個核心的痛苦——也即事件發生時所產生的可怕體驗——也可以展開了，這時也就有了修復的機會。
不過，有時我總是會幻想，作為一個心理醫生，也許可以陪伴來訪者直接去面對這個內核。
痛苦與思維，是雞生蛋還是蛋生雞？
痛苦究竟是什麼？譬如，失去一個親人，這是痛苦嗎？不是。這只是一個事實，圍繞著這個事實所產生的體驗才可能是痛苦。
之所以說是可能，因為失去親人並不必然帶給一個人痛苦。例如古代的哲學家莊子，他在妻子逝世後鼓盆而歌，即一邊把瓦盆當鼓敲一邊唱歌，友人惠施前來弔唁，看到莊子這樣做很不滿，於是指責他說：「你的妻子和你同居，為你撫養子女，如今老死，你不哭就罷了，反而鼓盆唱歌，太過分了吧？」
莊子說：「不是這樣的。她剛死時，我何嘗不悲傷？但後來想，起初她沒有生命，沒有形體，沒有氣息，而後在若有若無的自然變化中，氣息、形體、生命漸漸成形，如今她死亡，就如四季運行般自然。她已安息在大自然的房間中，而我卻在旁邊大哭，這樣就顯得太不通達自然的命理了。」
不同的看法導致不同體驗。作為一般人，若失去一個親人，會認為對方徹底離開了這個世界，而且還認為死是一件不好的事情，所以不僅會為自己也會為這位親人悲傷。但是，在莊子看來，死和生一樣，都是「如四季運行般」的自然現象，而且她也並非徹底沒有了，她反而是「安息在大自然的房間中」，那又何必悲傷呢？
看法和體驗之間有著很複雜的關係。通常，我們會不自覺地認為，是事件導致了我們的體驗，例如我們會認為，是失去親人這件事直接導致了痛苦。但很多心理學理論會認為，不是事件導致了體驗，而是你對事件的看法導致了體驗。
但是，看法又是怎樣產生的呢？
對此，埃克哈特·托利認為，看法，或者說是思維，是用來對抗體驗的。他在著作《當下的力量》中提出了「向思維認同」和「痛苦之身」這兩個概念。他說，我們不能承受「痛苦之身」，於是發展出了種種思維，並認為，這些思維就是「我」，也就是將思維等同於自我，最終令我們陷入思維的牆中，而不能活在當下，與當下正在進行的事物建立毫無障礙的關係。
這聽起來會有點複雜，簡單說來就是，我們用思維來對抗痛苦，最終又愛上思維，這導致了種種問題。
這樣看來，思維和痛苦就成了「雞生蛋，蛋生雞」的關係了，思維是用來對抗痛苦的，而思維又產生了新的痛苦，新的痛苦又導致新的思維……
這種複雜的關係，仍可以用洋蔥來比喻。最核心的還是痛苦，圍繞著痛苦的第一層對抗性思維就是第一層「洋蔥皮」。但你勢必會發現，僅僅這一層思維並不能消滅痛苦，於是，你又發展出第二層「洋蔥皮」。但這還是不夠，於是你又發展出第三層……
不管我們發展出多少層「洋蔥皮」，其實都是在使用同一個邏輯——「我不要某些體驗」，並因而發展出了種種對抗辦法，但如果能放下這個邏輯，那我們就可以一層層地破除掉思維的「洋蔥皮」，最終也破除掉最核心的痛苦。
痛苦更大，還是消除痛苦的痛苦更大？
當我們想破除這一層又一層「洋蔥皮」時，可以問自己一個很簡單的問題：到底是那個原初痛苦更痛苦呢，還是想消滅這個原初痛苦的努力令我們更痛苦？
有一次我去深圳一家公司講課，課後，一位女士對我說，她爸爸嚴重痴迷於彩票，想問該怎麼辦。
她問的「怎麼辦」的意思顯然是，有什麼辦法可以消除老人家痴迷於彩票這個痛苦。我先問她有沒有辦法做到這一點，她說試了很多種辦法，都沒效果。因為我課上講了「接受」的辦法，所以她說，她和家人也試了「接受」他痴迷於彩票的事實，但還是沒有效果。
這顯然不是「接受」，因為她說的「接受」中還是藏著一個邏輯：既然我們表現出接受了，爸爸你就應該不那麼痴迷於彩票了吧。
總之，她和家人嘗試過的種種辦法都是試圖與她爸爸買彩票這件事對抗的，最後全是徒勞無功。
我問她：「到底你爸爸痴迷彩票這件事帶給你們多少痛苦呢？」她說，其實沒多少痛苦，因為爸爸只是痴迷於研究，但每次只花很少的錢買彩票，他們只是覺得這件事不合理而已，同時也擔心他太投入這件事了，會影響他的身體——因為很少運動，也會影響他的生活——因為都沒時間交朋友了。
我繼續問，假若他不玩彩票了，他就會運動，就會交朋友了嗎？
她愣了一會兒說，那倒也不會，因為他本來的個性就內向且孤僻。
「這就是了，」我繼續說，「照這樣看來，痴迷彩票是內向且孤僻的他消磨時間的一個辦法，也是一種樂趣，而你們卻想剝奪他這種樂趣，真的有必要嗎？」
最後，我再反問：「到底是你爸爸買彩票這件事本身的痛苦多呢，還是你們想消滅他這個行為的努力帶來的痛苦多呢？」
她想了想說，顯然後者多得多。
類似這樣的事情很常見。還有一次，我在廣州一個小區講課，課後一位年輕的媽媽問我，她該怎樣讓女兒不再痴迷於打電話。
原來，她正讀中學的女兒在兩年前迷上了網路聊天，管理著一個QQ群，每天都會花一定時間。她認為這會影響女兒的學習，所以想盡辦法讓女兒不要玩QQ，最終剝奪了她用電腦的權利，如果要使用電腦就必須經過大人的同意。
女兒玩QQ這件事因此而消失了。但緊接著，一個更大的痛苦產生了，女兒喜歡上了用手機聊天，每天晚上都會用手機和朋友們聊天。並且，她越干涉女兒這件事，女兒用手機聊天的時間就越長，先是聊到晚上10點、11點，後來聊到凌晨1點、2點，甚至更久。
相應的，她對女兒聊天的事情越來越敏感，她經常會在女兒房間門口偷聽女兒有沒有打電話聊天，如果有，她就會很「果斷」地衝進女兒房間，對女兒大喊大叫，嚴重時會一邊喊一邊哭泣，女兒有時也會一邊喊一邊哭。這時，她先生和她的公公婆婆都會從床上爬起來，一起衝到小女孩的房間里，一邊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