語言和行為是神力的截然相反的表現，語言是一種行動，行動也是一種語言。
——愛默生
在我們日常交往中，與人交談或是請示彙報工作時，說話浮於形式，無實質內容，疏於描述，當然不會收到好的效果。反之，清晰、明確地表達自己的意思，不讓對方摸不著頭腦，不說模稜兩可的話，肯定能給人留下好印象，使對方認為你是個頭腦清晰、思路敏捷的人。因此，我們與人交往時，說話表達的意思一定要明確。
「你不要把清楚的重要和艱難估價太低了。」一位愛爾蘭詩人當眾誦讀他自己的詩，可是，聽眾懂得一半的，還不到十分之一。有很多演說家，不論是演說和說話，他們大都犯同樣的毛病。
英國大物理學家羅滋爵士，有四十多年的公眾演說經驗，他談演說要素的時候，十分鄭重地指出兩個要點：一是學問和預備，二是努力說清楚。努力說清楚指的就是形象化說話。
在普法戰爭起初的時候，德國名將毛奇將軍對部下的官佐說：「無論哪種命令，因不清楚而有了被誤解的地方，一切將被誤解。」
耶穌的門徒問他為什麼講道的時候用比喻，耶穌說：「因為我所講的東西他們看不見、聽不到，我不用比喻，我想講的道理，他們根本就無法懂。」形象化說話，也就是說用你所能想像的最簡單、最自然的方法去加以解決：把人們不知道的事和他們早已知道的事物聯結在一起。天國……那是什麼樣子呢？要怎麼說才能讓那些未受過教育的巴勒斯坦農民知道呢？所以，耶穌用他們所熟悉的名詞和動作來描述天國：
「天國就像酵母，婦人拿了它，放入相當數量的玉米粉，直到全部發酵完畢。
「還有，天堂就像尋求美好的珍珠的商人……
「還有，天堂就像拋入海中的網……」
這些比喻，明白易懂。聽眾中的那些家庭主婦，每個禮拜都要使用酵母，漁夫天天把網撒放海中，商人經常搞珍珠買賣……
「上帝是我的牧羊人，我不能一日不看他。他令我躺在青草地上，他帶引我來到清水旁邊……」
在那幾近荒涼的青綠草原，羊群可以飲用的清水池塘——這一切，都是牧羊人所熟悉的。
「天國」這個人們無法想像的地方和「上帝」這個現實生活中無法感知的一個萬能的主宰者，要想讓人們相信他們的存在並能拯救苦難的塵世萬物，如果不用生動形象化的語言描繪他們，是很難做到的。耶穌之於基督教在全球傳播開來，與他善於用形象化的語言明確地表達說話的意思是分不開的。
在我們的日常生活中，當說明聽眾不太了解的事物時，也要善於用形象化的語言加以說明。假如你要描寫偉大的金字塔，第一便要告訴你的聽眾它高137.5米，然後再以他們日常所見建築物作比喻，告訴他們那有多高，告訴他們塔的基底佔據城內多少條街和房屋。不要對人們說這個可以容納多少加侖，那個有多少桶，何不說某某東西之多，可以裝滿學校的大禮堂？何不說某某建築之高，有你正在演講的禮堂天花板的兩倍高呢？
生活中這樣的例子舉不勝舉，只要因地制宜、明確說話的目的，就是讓對方最直接、最快、最準確的接受，你離形象化說話便已經不遠了。
人是有感情的動物，對感情尤為敏感，而語言所負載的信息，除了理性信息之外，就是情感信息。這種情感信息的內涵十分豐富，它的功能不僅是要訴諸人的理智，而且是要打動人的情感。「感人心者，莫先乎情」，這就要求我們在說話中，一定要充滿著講說者自己的真情實感。所謂情感，就是人接觸客觀外界事物所產生的肯定或否定的心理反應，諸如喜歡、憤怒、悲傷、恐懼、愛慕、厭惡等。
人在日常交往中，深厚穩定且有原則性的情感，往往會產生巨大的鼓舞力量。因此，「情」是口語表達的一個重要因素。
在人際交往中，話語所飽含的情，就會在傳遞信息、思想的同時產生言語魅力和感染作用，從而取得圓滿的交際效果。俗話說，「情自肺腑生，方能入肺腑」，「通情才能達理」。列寧也認為：「沒有人的情感，就從來沒有，也不可能有人對真理的追求……只有被感情支配的人才能使人相信他的情感是真實的，因為人們都具有同樣的天然傾向，惟有最真實的生氣或憂愁，才能激起人們的憤怒和憂鬱。」這就是說，說話人的話語一定要受到發自內心的充沛情感的支配，才可能產生感染力、影響力和號召力。世界最著名的演講家之一，美國黑人領袖馬丁·路德·金在林肯紀念堂前發表了《美國給黑人一張不兌現的期票》的演說，其高潮部分是這樣的：
「回到密西西比去吧！回到阿拉巴馬去吧！回到南卡羅來納去吧！回到喬治亞去吧！回到路易斯安納去吧！既然知道這種境況能夠而且一定改變，那就回到我們南方城市中的陋巷和貧民窟去吧！我們絕不可以陷入絕望的深淵中。
「今天，我對大家說，我的朋友們，即使我們面臨著今天和明天的各種艱難困苦，我仍然有個夢想，這是深深紮根於美國人夢想中的夢想。我夢想著，有那麼一天，我們這個民族將會奮起反抗，並且一直堅持實現它的信條的真諦——『我們認為所有的人生來平等是不言自明的真理』。
「我夢想著，有那麼一天，甚至現在仍為不平等的灼熱和壓迫的高溫所炙烤著的密西西比，也能變為自由與和平的綠洲。
「我夢想著，有那麼一天，我四個孩子，能夠生活在不以他們的膚色，而是以他們的品行來判斷他們的價值的國度里。
「我夢想著，有那麼一天，就在邪惡的種族主義者仍然對黑人活動橫加干涉的阿拉巴馬州，就在其統治者抱不取消種族歧視政策的阿拉巴馬州，黑人兒童將能夠與白人兒童如兄弟姐妹一般攜起手來。
「我夢想著，有那麼一天，溝壑填滿，山嶺削平，崎嶇地帶鏟為平川，坎坷地段夷為平地，上帝的靈光大放光彩，芸芸眾生共睹光華！
「這就是我們的希望！這是我們返回南方時所懷的信念！懷著這個信念，我們能夠把絕望的群山鑿成希望的磐石。懷著這個信念，我們能夠將我國種族不和的喧囂變為一曲友愛的樂章。懷著這個信念，我們能夠一同工作，一同祈禱，一同奮鬥，一同入獄，一同為爭取自由而鬥爭。堅信吧，總有一天我們會自由……」
在這段演講中，馬丁·路德·金用四段「我夢想著」領起的排比式表述，深情地、正面地、具體地表現了對自由的渴望，語勢磅礴，一瀉千里。他熱切地期望種族歧視最嚴重的密西西比變成「自由與和平的綠洲」，希望自己的孩子在有高尚品德和卓越才能的情況下不因膚色不同而得不到公正對待，希望黑人兒童與白人兒童能像兄弟姐妹一樣攜起手來，和睦相處，由此甚至希望一切都變得公正平直，坦途通天。作為民權運動的領袖，他的這些話完全發自肺腑，道出了千百萬黑人的心聲，使得在場的聽眾有的吶喊，有的喝彩，有的悄然流淚，有的失聲痛哭。話語之「情」，出於肺腑，方能入肺腑，達到以情動人的效果。
1934年，中央警衛團剛劃歸中央軍委領導，由葉劍英同志分管。警衛團的同志大多是由部隊抽調來的，他們從炮火紛飛的火線調下來，都普遍不安心，想重返前線直接和敵人廝殺。葉劍英了解到情況，召開了全團大會。會上，他提高嗓門大聲說：
「中央警衛團應該改名，不叫警衛團，叫鋼盔團。」
這話把大家弄懵了。接著，葉劍英緩緩解釋道：
「鋼盔是幹什麼的？鋼盔是保護腦袋的，中央警衛團是保護黨的腦袋——黨中央的，所以應該叫它鋼盔團，你們說對不對？」
大家恍然大悟，齊聲說：「對！」
「人沒腦袋行不行？」葉劍英追問。
「不行！」
「你們都是英雄好漢，到前方去可以殺千百個鬼子，但沒有黨中央領導能不能把鬼子打出去呢？」
「不能！」
只幾句話，說得警衛戰士心裡亮堂堂的。
孫子兵法說，和敵人作戰，除了正面出擊之外，側面突出奇兵，以奇取勝，往往會收到意想不到的效果。葉劍英沒有正面解釋警衛團有何重要意義，而是以一個極其通俗的比喻，緊接著連發幾個問題，步步緊逼，把戰士們心中的疙瘩一下子剷除了。
在生活中，因為我們的說話對象是占多數的普通人，所以我們應該盡量選取那些讓人一聽就懂、一說就明白的事例去作比喻，這樣，人們在欣賞時就不會因聽不懂喻體而無法體悟其中更深的本體意思。比如：一位記者採訪一位廠長時，問他：「為什麼條件優越的全民所有制企業還不如集體所有制企業和鄉鎮企業呢？」這位廠長風趣地說：「鄉鎮企業好比是鳥，自己找食養活自己，因此滿天飛；集體企業好比是雞，吃的食物一部分靠人供給，一部分靠自己找，有束縛也有自由；而全民所有制企業好比是豬，吃的全部靠人，不必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