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義之戰」出師有理
美國第44任總統 奧巴馬
2009年12月10日白宮新聞秘書辦公室
主席先生，陛下，王儲殿下，傑出的挪威諾貝爾委員會成員，美國公民們以及世界公民們：
懷著深深的感激和謙卑之心，我獲得了這個榮譽。它是一個指向我們最高理想的獎勵——即對於存在於我們這個世界上的殘酷和困難，我們並非只能做命運的囚徒。我們的行動有作用，且能在正義的方向上改變歷史。
然而，如果我不承認你們慷慨的決議所帶來的巨大爭議，於我而言將是失職。（笑）一部分原因，是因為這僅是我世界舞台貢獻的開始，而非終結。相對於曾獲得此項榮譽的歷史巨人——施韋策國王、馬歇爾和曼德拉——我的成績是微不足道的。世界上到處有因追求正義而遭到監禁和打擊的人；有在人道主義組織辛苦工作以減輕人們痛苦的人；還有那些數以百萬計的不知名的，默默地以富有勇氣和同情心的行為激勵著最頑固的憤世嫉俗者的人。我不能說自己與這些人——一些為人所知，另一些卻只被接受他們幫助的人知曉——比起來，更值得這項榮譽。
但也許我榮獲此獎項最深刻的原因就是我是兩場戰爭中一個國家的最高軍事指揮官。其中之一已經結束了，而另一場並非美國所要追求的衝突；其中一場是我們和其他42個其他國家（包括挪威）一起參加的——為了保護自己和所有的國家免受將來的襲擊。
不過，我們仍處於戰爭中，我仍要為數以千計的年輕的美國人在遙遠戰場的戰爭部署負責。有人將會舉起屠刀，而有人將會被殺死。因此，我懷著對武裝衝突的代價的敏銳認知來到這裡——帶著有關戰爭與和平關係的難題，以及我們想要以其中一個代替另一個的努力。
現在這些問題並不是新的。戰爭，不管以何種形式，在人類第一個人出現之時就隨之產生了。在歷史的曙光中道德標準不容置疑。它只不過是一個簡單的事實，如同乾旱或疾病那樣——是不同的部落和文明之間追求權力和解決分歧的方式。
隨著時間的推移，正如法律規範在尋求控制集團內部的暴力行為一樣，所有的哲學家、神職人員和政治家也在想法約束戰爭的破壞力。一個「正義戰爭」的概念出現了，表明戰爭只有在一定條件下才是合理的：如果它是作為問題解決的最後手段或是為自我防衛；武力的使用要適度；還有，只要有可能，平民應免遭暴力。
當然，我們知道，在歷史上我們很難發現這種「正義戰爭」。人類不斷想出新方式互相殘殺的能力被證明是取之不盡的，不去憐憫那些不同種族，不同信仰的人的能力也是用之不竭的。軍隊之間的戰爭讓位於國家之間的戰爭——戰士和平民之間的區別變得模糊。在30年間，此類屠殺曾兩次吞噬這個大陸。雖然很難想像比擊敗第三帝國和軸心國更公正的事業，但在二戰中被殺害的平民超過了士兵的死亡數。
在二戰後的恢複期以及核時代到來的時刻，戰勝者和戰敗者都同樣清醒地意識到世界需要一個共同的機構來阻止新的世界大戰。於是，在美國參院抵制國聯達25年之久後，由美國牽頭建立一個維護世界和平的機構：馬歇爾計畫和聯合國機制——美國時任總統伍德羅·威爾遜因此獲得諾貝爾和平獎。聯合國機構的作用就是控制戰爭的發動，保護人權條約，防止種族滅絕以及限制最危險武器。
這些努力在許多方面都是成功的。是的，恐怖的戰爭曾經打響，暴行也曾被犯下，但沒有出現第三次世界大戰。隨著人們歡慶柏林牆的拆除，冷戰結束。商業貿易將世界連接起來，數以十億計的人已擺脫了貧困。自由和自決，平等和法治在前進，儘管步履維艱。我們是過去幾代人的毅力和遠見的繼承者，理所當然這是我自己的國度所為之自豪的。
然而，新世紀的第一個十年中，這個結構就受到了新威脅的衝擊。世界可能不會面對兩個超級核大國之間的戰爭前景發抖，但擴散可能會增加災難的風險。恐怖主義由來已久，現代的先進技術使得一部分憤怒的人能夠去殺害無辜。
此外，國家之間的戰爭越來越讓位於國家內部的戰爭。少數族裔或宗派衝突死灰復燃；分裂主義運動，叛亂的增長，戰敗的國家——所有這一切越來越多讓平民陷入了無休止的混亂。今天的戰爭，被殺害的無辜平民遠遠多於士兵。經濟危機，國家四分五裂，難民成堆，兒童受虐，未來衝突的種子已然深埋。
我今天並沒有帶來解決戰爭問題的最終方案。我所知道的是，迎接這些挑戰將需要共同的信念，艱苦的工作以及持之以恆，就如同數十年前那些如此大膽地採取行動的人們一樣。它還要求我們從全新的角度去審視「正義戰爭」和公正和平的必要性等提法。
我們首先必須承認確鑿的事實：我們不能在我們的有生之年根除暴力衝突。這將會比國家——以個人名義或國家名義發現暴力的使用不僅必要而且在道德上是正義的要多花上好幾倍的時間。
我記得馬丁·路德·金多年前在同一個儀式前說：「暴力從來不會帶來永久的和平。它不能解決任何社會問題：它只是創造了新的更複雜的問題。」正如我們作為馬丁—路德—金終生工作的受益者站在這裡一樣，我們正在見證著非暴力運動的道德力量。我知道在聖雄甘地和馬丁·路德·金的生命中沒有任何東西是怯弱和幼稚。
但是，作為宣誓保護和捍衛我的國家的元首，我不能僅以他們的例子為指導。我面對的是世界本來的樣子，我不能對美國人民面對的威脅袖手旁觀。事實上，邪惡確實存在於世。非暴力運動不能阻止希特勒的軍隊，談判亦無法說服基地組織的領導人放下武器。武力有時是必要的，這樣的說法並非玩世不恭——這是對真實歷史、人性的不完善和理性的局限的正確認知。
我這樣說，並從這方面展開來講是因為當今世界諸多國家對軍事行動有著不同的解讀，無論出於什麼原因。有時，這甚至是出於對美國這個當今世界上唯一軍事超級大國的懷疑。
但是，當今世界必須記住，它不是靠簡單的條約和宣言就能阻止像二戰這樣的災難發生的。無論我們犯了什麼錯誤，事實確鑿：60多年間，美利堅合眾國用本國公民的鮮血和武器幫助維護世界安全。我國軍人的貢獻和犧牲曾經促進了德國、朝鮮的和平與繁榮，使諸如巴爾幹等地區獲得民主。我們承受這種負擔，並不是因為希望將我們的意志強加於人。我們這樣做並非出於自身的利益，而是因為想為我們的子孫後代尋求一個更加美好的未來。我們相信若能身處在自由和繁榮之中，他們的生活會更好。
所以，是的，戰爭的確能在維護和平中發揮作用。然而，這卻必須與另一個事實共存——無論如何，戰爭都將帶來悲劇。士兵的勇氣和犧牲充滿榮耀，是表達對國家、對事業、對戰友熱愛的方式。然而，戰爭本身是不光榮的。
因此，我們面臨的挑戰之一是協調這兩個看似不可協調的真理——戰爭有時是必要的，但在一定程度上戰爭卻又是人類愚昧的表現。具體來說，我們必須用我們的努力去實踐總統肯尼迪早年的呼籲。「讓我們專註，」他說，「在一個更實際，更容易實現和平的基礎上，不是基於人性的突然進步，而是人類機構的逐步提升。」
這種演變可能是什麼樣子？可能的實際步驟是什麼？
首先，我認為所有國家，無論強弱，必須堅持管制武力的使用。我，和任何國家的元首一樣，保留在有必要的情況下採取單方面行動以捍衛我的國家的權利。儘管如此，我深信，應當堅持標準，國際標準，同時增強那些遵守規則的，孤立和削弱那些不遵守的。
在9·11恐怖襲擊之後，全世界都站在美國一邊，並且還在繼續支持我們在阿富汗的行動，因為那裡的恐怖襲擊還在發生，因此自衛就應該受到認可。同樣，當薩達姆政權入侵科威特的時候，全世界都認同必須面對他。這是一個簡單的道理，即任何侵略都要付出代價。
此外，美國不認為如果我們拒絕執行規則其他國家仍然會照做，事實上，沒有一個國家能這樣認為。因為如果我們不這樣做，我們的行動變得紊亂，而無論如何正義，未來措施的合法性也將會被削弱。
而當軍事行動的目的超越了自我防衛或是保護一國免受侵略之時，這就變得尤為重要。我們越來越多地面對這樣一類困難的問題：比如如何防止本國政府對平民的屠殺或者阻止一場將毀滅整個地區的內戰。
我認為，基於人道主義的立場，武力可以變得正義，比如在巴爾幹地區，或者在已受戰爭創傷的其他地方。干預源於滴在我們的良知上的眼淚，並可能導致更為嚴重的代價。這就是為什麼所有負責任的國家必須明確有明確的任務的軍隊才可以發揮維持和平的作用。
美國承諾的全球安全不會動搖。但在威脅更加分散、任務更加複雜的當今世界，美國不能單獨行事。僅靠美國並不能確保和平。在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