評論界有人認為：偵探小說就是推理小說。往日叫偵探，今日叫推理；西方叫偵探，東方叫推理；名稱不同而已。
是的，推理小說是偵探小說，因為兩者所描寫的都是刑事案件的發生和破案經過，小說以從事偵察活動的偵緝人員為中心人物，表現他們的勇敢、機智、巧詐和冒險。這是它們的共性。
但是，如果說推理小說是偵探小說的同義語或別稱，那就錯了。因為，推理小說雖然屬於偵探小說之列，但它是偵探小說類中的一種具有推理性質的小說。具體講，這種小說里的偵緝人員在偵察、破案過程中，運用邏輯推理這種思維形式，對案情進行分析、解剖，從一些調查到的已知的情況，推出另一些與案件有關的未知的情況，從而揭開謎底，抓獲案犯。這是推理小說的特性。
在偵探小說類中，有一部分小說並不具有推理性質，就是說，疑案的偵破，罪犯的揪出，主要是依靠偵緝人員的深查細訪，尋蹤追跡，勇敢博斗等一系列行動來實現的，而不是通過邏輯推理去排除假象，發現真情，揭示謎底。柯南道爾的《福爾摩斯探案集》，我們統稱之為偵探小說。如果嚴加區別，又可分為推理與非推理兩種。前者是大量的，後者是少量的，如〈恐怖谷》的第二部《死酷黨人》《米爾沃頓》等，就屬於非推理偵探小說。《死酷黨人》描寫一名偵探冒充「自由人會」會員，打入死酷黨內部，偵查死酷黨人的暗殺活動，掌握每個人的罪惡和每一件秘密，然後設下圈套，把罪犯一網打盡。由於小說採取直接表現的手法，死酷黨人的一切罪惡活動，對於偵探來說，已不成秘密，因此也無須運用邏輯推理去揭示案件的謎底。我國文學雙月刊《長城》一九八四年第五期刊載的偵破小說《賊鴿之謎》，其中對偵探人員的描寫，只注重偵查過程的具體活動，並不強調推理能力，這也是屬於非推理偵探小說。如果我們也把這類小說稱為推理小說，那顯然是不確切的。
推理小說的這種特性，往往被一些文藝刊物所疏忽。如《通俗文藝》一九八五年一月登過一篇標有「推理小說」字樣的作品，敘述偵緝人員千里追捕罪犯，每到一個地方，便有當地人向他們提供罪犯行蹤的信息，偵緝人員再沿著罪犯逃竄的方向繼續追趕，終於在某車站的售票窗口扣上罪犯的雙手。這部作品可算是一般的偵破小說，但一標上「推理小說」字樣，便失去其原有的光彩，因為它事實上並不具推理性質。
評論界還有一種說法，認為推理小說是偵探小說的一種發展。具體講，是從二十世紀四十年代日本木木高太郎提倡寫「可供讀者思索與邏輯推理的小說」起，推理小說才興盛起來的。
這說法對嗎？也對也不對。
確實，推理小說這一名稱的廣泛使用，是從木木高太郎開始的；由於他的積極提倡，推理小說的創作在日本風靡一時，推理與非推理偵探小說也有了明確的界限。然而，如果不從名稱上而從實質上來考察，那麼，推理偵探小說比起非推理偵探小說的創作，起步還要早一二十年。
愛倫·坡的偵探小說處女作《毛格街血案》，就是一篇推理偵探小說。杜賓偵探從證人們所描繪的由作案房間里傳出來的誰也聽不懂的「尖聲尖氣」、「又快又亂」的話音，從兇手逃走的唯一出路的樓上窗口之險勢，從獸性般殘酷的兇殺慘狀，從死者手指縫裡拉出的一小撮毛髮，從死者喉部的深黑的瘀傷和深深的指甲印，從作案的毫無動機等等一系列情況，推斷出一個令人驚詫的結論：兇手是一頭來自東印度群島的體格魁偉、力大無窮、靈活非凡、生性殘酷、愛好模仿的茶色大猩猩。同時，杜賓又從現場拾到的一根油膩膩的小緞帶，推斷出大猩猩的主人是馬爾他商船上的一名水手。在準確地分析了猩猩失主的心理後，杜賓決定登出一則招領猩猩的廣告，誘使水手前來就範。杜賓偵探就是這樣根據現場偵查的材料，經過精心分析，嚴密推理，撥開重重迷霧，撕去層層假象，揭示了疑案的謎底。毫無疑問，《毛格街血案》是一篇標準的推理偵探小說。此後，愛倫·坡又連續發表幾篇偵探小說，都具有推理性質。
與此相反，被譽為英國偵探小說的創始之作《月亮寶石》，並不具有明顯的推理性質。在追查月亮寶石失竊案時，克夫探長所做的種種分析和推測，雖然不能說失敗，但也沒能取得令人滿意的成功。最後真相大白，主要是依靠當事者的追敘和交代。我認為，作為非推理偵探小說，《月亮寶石》無疑是一座里程碑。
由此可見，認為推理小說是偵探小說的一種發展，是缺乏事實根據的。它們於同一時期誕生，並帶著各自的血統繁衍生息，不斷發展，豐富、完善自己的後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