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們普遍認為，偵探小說產生於十九世紀中期並盛行於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的歐美，美國作家愛倫·坡（1809—1848）是偵探小說的鼻祖。一八四一年四月，愛倫·坡在他任編輯的《葛雷姆雜誌》上，發表了《毛格街血案》。這篇小說的問世，標誌了偵探推理小說的誕生。此後幾年，他又陸續發表了四五篇偵探小說，主要的有《瑪麗·羅熱》《金甲蟲》《竊信案》等。愛倫·坡的偵探小說雖然只有那麼幾篇，但卻被世人譽為這類小說的嚆矢，並成為後世竟相仿效的範本，足見其地位之高，影響之大！
此外，我們還可以從跟愛倫·坡同時代的幾位大作家的名著里發現偵探小說的蹤跡。法國大仲馬的暢銷小說《基度山伯爵》，寫的是復仇報恩的故事，主人公鄧蒂斯的一系列機智、冒險、詭秘的行動，就明顯地塗上一層偵探的色彩。英國小說大師狄更斯的《凄涼院》的主要情節，則是由一起兇殺案引出來的，從題材到結構，都不難尋覓到這類小說的萌芽。一八六八年，英國作家威爾基柯林斯發表了《月亮寶石》，被奉為英國偵探小說的創始之作。其故事情節之複雜，表現手法之多樣，人物形象之豐滿，堪稱偵探小說的一座新的里程碑；世人尊崇威爾基柯林斯為英國偵探小說之父，不是沒有根據的。
稍後，十九世紀八十年代，俄國短篇巨匠契訶夫在這方面也作了有益的嘗試。他寫過一篇偵探小說《瑞典火柴》，有趣的是，小說一反常規，不是讚頌偵探機敏善斷，而是嘲諷、挖苦那些主觀、武斷、任意推測的辦案官員。這篇獨一無二的偵探小說，雖然未能引起評論界的矚目，但其藝術構思之巧妙，人物性格之鮮明，文筆之幽默，稱得上是偵探小說藝苑中的一朵奇葩。
再往後，到了十九世紀末和二十世紀初，英國文壇先後出現兩位潛心於偵探小說創作的大師柯南道爾和阿加莎·克里斯蒂。前者以塑造福爾摩斯偵探形象而聞名於世，後者因描寫了大偵探波洛而風靡全球。毫無疑問，他們是迄今為止世界文壇上最有影響的偵探小說作家。
上述事例，均可證明，偵探小說的淵源出自歐美，根在西方。
如此看來，東方似乎沒有它的根，也找不到它的祖，中國的偵探小說自然是不折不扣的泊來貨羅？然而，我卻從東方的一部傑作里發現了偵探推理小說的雛形。
這部傑作成書於十七世紀八十年代，比起愛倫·坡的偵探小說處女作《毛格街血案》，早問世整整一百五十年；而比起英國的偵探創始之作《月亮寶石》，至少先誕生一百八十個春秋。它就是中國古典名著《聊齋志異》。
《聊齋志異》是一部文言體的短篇小說集，其中敘述賢官斷案的故事就有六七篇，而《詩讞》《胭脂》《折獄》《於中丞》等，乃是這類作品的上乘之作。
《詩讞》寫的是地方官周元亮英明斷案的故事。周在審查一起移交來的殺人積案時，發現郡縣給吳某定殺人罪，根據的只是某婦女被害現場拾到的一把標有贈吳某字樣的詩扇。周認為證據不足，命令脫去吳某的死械。後經深入細緻的調查，合乎情理的推想，周元亮終於逮住真正的兇手。民眾驚佩其神斷，有位鄉紳向他請教破案之要領，周大人洋洋得意地說：「這是很容易明白的。賀氏被殺，是在四月上旬，那天夜晚，陰雨寒冷，扇不是急用之物，豈有緊要時攜帶扇子，反添累贅！可見罪犯有意嫁禍於人。以前，我曾在城南避雨，看到壁有題詩，其筆調與扇頭詩很相似，所以推測是李生所作。真幸運，果然被我猜中了！」這是一則符合邏輯的推理。結案後，再由破案人從容地解析案情，以釋眾疑，這種結構安排，跟愛倫·坡的偵探小說的結構模式何其相似！
再如《於中丞》，敘述於公路過城郊，遇見五六條漢子用一張小床輪流抬著一個病婦，送往夫家。於公從抬床人的神態、言談和動作中，推測這夥人可能是盜賊。派人前往細訪，果真是賊。人們無不嘆服，於公解釋說：「這是很容易理解的，但大家都不留心。少婦躺在床上，怎能容許漢子把手伸到被子底下呢？看他們行走時換肩，樣子沉重、吃力，還用手圍護著，可見床里必有物品。再說病婦昏迷回家，該有女人在門口接應；但只有男人，見病婦也不驚問一聲，必是盜賊無疑。」於公眼光之敏銳，聯想之豐富，推測之準確，不是很容易使人聯想起那位從一根手杖推測出手杖主人的年齡、履歷、性情以及他有一隻心愛的狗的福爾摩斯大偵探嗎？
又如《胭脂》，我認為，它是蒲松齡老先生寫得最好的一篇偵探推理小說。小說的故事情節複雜多變，跌宕起伏；結構嚴密精緻，奇巧不凡；敘述娓娓動聽，引人入勝。而後面寫聞學使施公從四五名嫌疑犯中辨別出一名殺人真犯那一節，尤其精采動人。施公事先在一間暗室的牆壁上塗上煙灰，然後把光著脊背、手沾煤煙的嫌疑犯們領入暗室令他們面壁而立，警告說：「殺人者，不準亂動，神靈將在他背上寫字。」
後來，果真抓出殺人犯毛大。據施公說：「殺人者怕神靈寫字，把背緊貼牆壁；往外走時，又用手遮護脊背，故殺人者背上必有煙灰。」這是運用犯罪心理學進行斷案的一個典型例子。日本當代著名推理小說家森村誠一，寫過一篇頗具特色的小說《殘酷的視野》，其中有個情節：警長在被害人房間的窗帘後面安置一部攝影機，對著電車站站台，拍攝上下班乘車的人群。他說：「兇手心裡有鬼，他一看，死者的房間一如往常，沒有變樣，一定要奇怪。在人群中時隱時現往這裡瞧的人，肯定就是兇手。」真叫人驚訝，古代的中國聞學使施公和現代的日本警長，在辨別罪犯時所運用的心理分析法，竟有異曲同工之妙！
三百年前，中國沒有公安局或警視廳，自然也不會有警長、探長、警察之類的人物，把《胭脂》《詩讞》《於中丞》《折獄》等作品稱為偵探小說，似乎有點牽強附會。但從實質上看，施公、於公、周公、費公（《折獄》等郡縣大人，本身就是警長、探長，也是法院院長，從聽人報案，受理狀文，錄取證言，直至暗查私訪，分析推斷，量刑判決，不都是由他們個人承包了嗎？他們是公、檢、法的全權代表！因此，如果說愛倫·坡塑造的杜賓偵探這一形象是柯南道爾筆下的福爾摩斯的前輩，那麼，薄松齡描寫的施公、於中丞等斷案的賢官能人，便是杜賓偵探的東方先祖。
然而，後來雖也出現記敘清康熙年間施仕綸斷案遇險的《施公案》，頌揚宋仁宗時代包拯英明斷案的《三俠五義》，講述清光緒時期彭朋查斷要案的《彭公案》，再往後，又有《劉公案》《李公案》等等，但除了《三俠五義》中「包公審木匠」一節有點推理色彩，大都難於尋覓到偵探小說的蹤跡。
蒲松齡創造的英明善斷的「古代探長」施公、於公，其子孫沒能在東方傳宗接代，繁衍生息，這不能不使東方人感到莫大遺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