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尹雪艷總也不老。」——白先勇的名篇《永遠的尹雪艷》開頭這樣寫。尹雪艷是昔日上海百樂門的交際花，解放後去了台灣，在自己的小公館裡造出了一個世外桃源，讓遺老遺少們樂不思蜀。她在哪兒，舊日的繁華便在哪兒就地復活。
白先勇也不老，七十五歲的他出現在廣州方所書店講座，穿一身白色西裝西褲，緋紅臉龐，大眼睛，兩個笑盈盈的大酒窩，款款走上台，台下年輕人著魔一樣歡呼鼓掌。他自有明星派頭。
白先勇上次這樣密集地奔波、出鏡、做宣傳是為了崑曲青春版《牡丹亭》的演出，這回是為了宣傳他為父親編著的《白崇禧將軍身影集》。陪伴他做宣傳的出版社工作人員說，白先勇也像個將軍，指揮著一場場宣傳的調配，如指揮千軍萬馬，敵人是舟車勞頓和言語的重複。
那幾天適逢廣州暴熱，白先勇在幾乎無休止的攝影和採訪間隙說：「如果是為了宣傳自己的書，絕不肯受這樣的折磨。但是這回是為了父親，那也算盡了孝道。」
為父親著書立傳，正名於天下，成了白先勇這些年除了宣傳崑曲以外最主要的工作。幾年前，他就寫過長文《養虎遺患——父親的憾恨》，講述白崇禧將軍與四平街之戰。四平街之戰，白崇禧擊敗林彪軍隊，蔣介石卻反對乘勝追擊，林彪軍隊因此有了喘息和壯大的機會，從而一舉反擊，成為國共勝負的轉折點。
這場戰役，是白崇禧晚年居住在台灣小島還念念不忘、杜鵑啼血一樣反覆對兒女絮叨的一場戰役。耿耿於懷，是認為始終沒有被歷史所正名，是因為委屈。在國民黨官方歷史的描述里，對蔣介石的指揮失誤含混敷衍；在共產黨官方歷史的敘述里，林彪的潰敗是戰略性的撤退。
白先勇替父親委屈：「歷史永遠是由勝利者書寫的，父親在兩邊的歷史裡，全都消失了。」
台灣的「中央研究院」曾經為白崇禧做過一百二十八次口述，最後一次口述是白崇禧去世前八天，可是很重要的國共內戰還沒有講到，白崇禧將軍就已經走了，所以白先勇決定做父親的聲音，講完全部的故事。
1911年，武昌起義，廣西人士群情激昂，組軍北伐。白崇禧參加了一百二十人的學生敢死隊，隨軍北伐。白崇禧的母親知道他參加敢死隊的消息，命令他兩位哥哥到桂林城北門去守候攔截，沒想到白崇禧暗暗把武器裝備託付給同學，自己輕裝從西門溜了出去，翻山越嶺和大部隊會合，那一年他才滿十八歲。這一次走出桂林西門，就是永遠地投入了中華民國歷史的滾滾洪流，命運隨之被裹挾起落。
方所書店裡，白先勇身後的巨大投影里，是白崇禧將軍騎馬馳騁的瀟洒照片。父子二人的影像重疊，方顯出他們五官很像，都是闊臉大眼。父親要硬朗些，兒子長得要柔圓一些，不知怎麼，顰笑間氣質就差之千里。
講座快要結束的時候，有觀眾起立發言：「白先生您說了這麼多您父親的豐功偉績，我覺得都很好，他打仗確實很厲害。可我覺得『戰神』這個稱呼誇張了，而且國民黨最後還是敗了，您有沒有想過，戰爭中決定成敗的，其實是民心相背呢？」
這位觀眾又拉拉雜雜了講了一堆國民黨黨內腐敗、民心盡失的觀點，其他觀眾忍不住噓聲四起——太符合官方歷史的政治正確了，說話間也太不禮貌了。
白先勇卻仍然不惱，還是笑盈盈、軟柔柔地一句一句反駁，贏得滿場的掌聲，因為他的風度。
這就是修史者的尷尬，永遠會被人質疑動機。白先勇先生雖然反覆強調：「我在寫我父親的時候，一點都沒有為尊者諱。」可仍然逃不過質疑和冷語。
台灣作家張大春說：「白先勇在上海座談時表示：『我父親白崇禧和蔣中正是瑜亮情結。』我實在憋不住，不得不說，這話說得有點兒人來瘋了。」
在方所書店的講座里，白先勇談到蔣介石時說：「我的父親和蔣介石的關係非常複雜，分分合合四十年，一本書也講不完。」
有觀眾問：「蔣介石是不是忌妒？」
白先勇點頭，說：「他的心胸，十分……」話沒有說完，可是觀眾已經會意微笑。
電視連續劇《桂系演義》臨近收尾之處，在國共內戰中備受蔣介石排擠的白崇禧曾經憤懣怒吼：「沒有我白崇禧，哪有他蔣中正？」
這句對白雖然是虛構，可足以見出兩人的不和。平心而論，僅僅用蔣介石的忌才之心來解釋兩人之間的暗涌和防備有失公允，白崇禧和共產黨打仗，又和蔣介石打仗。白崇禧率領的桂系和蔣介石之間的戰爭，使雙方元氣大傷，北伐之後的中國失去了統一的機會而四分五裂，日本侵略，國共內戰，新中國成立，歷史從此改寫。
「中研院」近史所研究員陳存恭曾說：「大陸的淪陷蔣先生很氣他（指白崇禧），叫你去指揮徐蚌會戰你又不去，你又要逼我下台，你又擋不住共產黨。」
1949年，國共雙方勝負已定，蔣介石敗逃台灣。據說當時白崇禧和李宗仁曾有過一次擁抱，白崇禧在李宗仁耳邊囑咐：「千萬不要去台灣。」
沒想到幾個月之後，李宗仁去了美國，反而是白崇禧從海南島飛台灣。此時他從廣西帶出一路浴血的軍隊，已經不剩一兵一卒了。
白先勇解釋父親為什麼還是要去台灣時說：「他放不下民國，他對民國有種責任感和使命感，所以除了去台灣，他沒有其他選擇。」
到了台灣的白崇禧將軍，只為了給歷史一個交代，卻賠上了一生的政治生涯。白崇禧在台灣任職「戰略顧問委員會」副主任委員，這個委員會就是給何應欽等一些老將軍以虛職，對他們敷衍交差。閻錫山之類的老人每逢開會，就推說生病，不去開會，只有白崇禧，每次按時正裝出席，認真聽會和記錄。
白先勇說，白崇禧在台灣的將近二十年時光里沒有什麼實質性的工作，頂多就是為大學建造游泳池、綠化之類的工程選址，可他還把這些瑣事當成大事，跑前跑後地去操勞。他最大的愛好一個是下圍棋，另外一個就是督促自己的兒女學習，以檢查他們的成績單為樂。
白先勇在整理父親的照片時，看到一張照片讓他淚如雨下。白崇禧在台灣南部的某個小學，站在木箱上向小學生訓話，他當時嚴肅的神情，和當年指揮千軍萬馬北伐的時候毫無二致。
「這大概是他維持尊嚴的一種方式。」白先勇說。
即使只有些閑職，白崇禧仍然一直被監視，外出永遠有一輛吉普跟隨。白崇禧寫信質問蔣介石，陳述自己一直忠於黨國，為何要被監控？
「副總統」陳誠向他解釋：「便衣人員是保護你的，我也有人跟隨。」
白崇禧說：「你是副總統，有這個必要。我沒有這個必要。」
可這輛吉普，卻一直跟隨，直至他去世。漸漸地，白崇禧一家竟也學會苦中作樂，白先勇的母親馬佩璋喜歡看戲，有一次全家去看戲，時逢大雨，那輛特務的吉普也跟在後面，車裡三個人在寒風中瑟瑟發抖，馬佩璋看了一眼，嘆道：「真是辛苦他們！」就讓白先勇去買了幾張票，請他們一起看戲。白先勇買票遞給他們，三個人開始是慌張不敢接，後來仍是接受，一同進戲院去看那出張正芬的《紅娘》。
苦中作樂也仍然是苦，白崇禧把自己在台灣的園子起名叫做退思園。丟掉大陸匹夫有責，他覺得自己責無旁貸。
白先勇整理出白崇禧1965年的信，他聽說李宗仁從美國回到大陸，就提筆給當年的桂系主力黃旭初寫信，通篇都在分析時局和反攻大陸的可能性，結尾寫道：「弟待罪台灣，十有七年矣！日夜焦思國軍何時反攻大陸，解救大陸同胞。」
英雄遲暮比美人遲暮還要殘忍。美人老了，漸漸地，也就認命了。可英雄，既難耐寂寞和冷清，同時又沉湎於往日的輝煌當中，對於未來，野心仍然不死，何其悲涼。
章詒和曾問白先勇：「戰事結束，勝負分明。令尊大人既反共，也反蔣。在毛與蔣之間，最後還是選擇了蔣。」
白先勇說：「他沒有選擇毛，也沒有選擇蔣，他選擇的是國。」
「國？」
「國！中華民國。」
而如今「國」只是想像中的國，「隔江猶唱後庭花」和「將軍空老玉門關」都只是一廂情願和自欺欺人罷了。
張大春1975年寫過短篇名篇《將軍碑》，講一個國民黨的將軍，應該已經死了，有墳墓，有碑，卻好像總是活在現在，能夠隨時看到死後自己的家人和兒子怎麼看待他，又能看到過去自己戎馬生涯的歲月。他既瘋又神，像是神志不清，又像是真的能穿梭回過去，回到過去的沙場上，他恨自己無法扭轉歷史，回到未來的子女身邊；又恨他們開始學習馬克思和共產主義——這是對自己最徹底、最無情的背叛。
張大春寫得刻薄：「將軍已經無視於時間的存在了，他通常在半夜起床，走上陽台，向滿院陰暗招搖的花木揮手微笑，以示搭理。到了黃昏時刻，他就舉起望遠鏡朝太平山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