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國的空前絕後，全在於速度——所有舊的東西被快速摧毀，被新東西飛沙走石地席捲覆蓋。
幾千年來，在中國人的觀念里，最丟臉的事莫過於「不肖」，即不像自己的祖先。到了晚清末年，天朝的衰落和西方的崛起，讓中國陷入了前所未有的羞恥和自我懷疑。他們懷疑自己那迂緩莊嚴的祖宗是錯的，是低劣的，是自己受辱的原因。達爾文「進化論」理論的引入，更加速了恐慌——不毀滅舊的，就會被淘汰而滅亡。
到了民國，在短短几十年內，所有重大的哲學問題被重新思考，個體的生活方式被神經質地更新換代，各種先進與激進齊齊衝出水面，無所畏懼。李敖曾經列舉過民國的三大「文妖」：黎錦暉，他1927年寫了現代中國的第一首流行歌曲《毛毛雨》，歌詞里因為有「小親親不要你的銀，奴奴呀只要你的心」而被視為黃色歌曲；劉海粟，他第一個提出在教室里公開進行人體寫生；張競生，他登報向大眾徵集性經驗，編《性史》。
除了這些姿勢前傾得過頭，以至於成為靶子的標誌性人物，民國還有許多如今也算得前衛的氣象。比如女權主義，以唐群英、沈佩貞為首的新女性為了女性參政議政，衝進南京臨時參議院的會場，砸爛玻璃門窗，在受挫後還暴打宋教仁；比如藝術風格，1935年在廣州成立的中華獨立美術協會，大力倡導「超現實主義」和「野獸主義」，畫作多似莫奈和畢加索。
民國的速度多少有些歇斯底里，留洋的年輕人們看到西方的發展，深感與本國的時間差，於是急速地想彌補這個落差。雖然是前衛，卻是「浮游的前衛」，還沒來得及紮實地真正發展，就被40年代末天地玄黃的變局，消滅得幾乎蕩然無存。自此之後，中國人一個轉身，回到某個起跑線重新前行，清零了民國飛速奔跑累積的那些里程數。
張競生，1888年生於廣東省饒平縣，20世紀60年代失蹤於中國文學史。很多很多年之後，當我們的思維終於鉚足了一口氣，勇闖一些禁區時才發現：原來幾十年前，張先生就來過這兒。然而，張競生當年行至此處時，多半是被斥為瘋子、神經以及色情狂。
第一個罵他「神經病」的是他的父親。張競生在中學結業後，渴望北上升學，父親卻讓他回鄉當鄉紳，張競生心生憤懣，就走了四十多里的山路，到縣衙門告了父親「奪子之志」，打了個驚世駭俗的官司，父親才撥款讓他北上。
張競生在北京追隨孫中山革命，參與營救汪精衛，又擔任了南北議和團秘書，直到民國建立且袁世凱被推舉為大總統，決心與孫中山同進退的他才退出政壇，到法國留學。
他把自己的所有青春都攢到法國發作。他後來在《十年情場》等自傳詳細描述過這段時光，他留學八年，他大開眼界，他獵艷無數，他直白坦蕩，他回味無窮。那是與心平氣和的古中國完全不同的境況——情感滿天飛，滿地融溢磅礴的感受。留學的幾年讓張競生的重心和視野，從早年的「政治」，漸漸偏重到對「美」和「性」的研究。
1920年，他學成回國，看到中國漫無節制地多生子女，就給當時的廣東省長兼督軍陳炯明上了一份條陳，主張節育，每對夫婦只生兩個孩子，違反的就要處罰，他甚至連節育方法和節育器具都寫得很清楚。陳炯明認為「此人大概有神經病」。在此之前，從未有人提過「節育」。而在三十七年之後，歷史又選擇了另一位先知馬寅初，再次提出「只生兩個」的新人口論。
蔡元培把張競生聘到北大，和胡適並稱哲學系兩大最年輕的教授。他教的是邏輯學，在北大的講義出了兩本書，《美的人生觀》和《美的社會組織法》。前者還尚且有模有樣，用了許多科學分析和藝術思想，去解釋美的構成和極端體驗。後者則更像張競生個人狂野的伊甸園烏托邦：比如每年一次或幾次，從國都到村的各級行政單位都進行「選後選妃」；比如成立「美的政府」和「愛美院」，代替國家機器和法院，懲罰所有違背愛與美精神的人事；再比如用情人制代替婚姻制。
他的這些構想引起的也不儘是冷嘲熱諷，社會帶著猶豫的驚疑打量著這個留法學者，並不知深淺，也並沒有貿然打壓，一向大力引進西方學說的周作人甚至表示佩服，說：「在中國這病理的道學社會裡高揭美的衣食住以至娛樂等的旗幟，大聲叱吒，這是何等痛快的事……」
而真正使張競生身敗名裂的，則是他把「美」引申至「性」，火力全開，轟開那隱蔽的語境。他要編纂《性史》。1925年秋天，他在報紙上登了一則徵集性史的啟事，題目叫《一個寒假的最好消遣辦法》：
「……算到今日曾與若干人交媾？無或和誰？你一向的性量大小，興趣厚薄，次數多少。你喜歡那一樣的交媾法？從春宮圖看來，或由自己創造，請詳細寫出來。與你交媾的對手人性慾狀況、性好、性量、性趣等請代為詳細寫出來。尚望作者把自己的『性史』寫得有色彩，有光芒，有詩家的滋味，有小說一樣的興趣與傳奇一般的動人。」
來稿非常踴躍，短短的時間就有三百多封，張競生從中選取了七篇，附上按語，結集出版。其中第一篇《我的性經歷》的作者「一舸女士」，後來成了張競生的妻子。她誠實地描述了自己的性啟蒙、初次性經歷和婚後的性生活。其他投稿也生猛勁爆，大大咧咧地涉及少女同性愛和婚外戀。張競生自稱個人性史平庸無奇，卻在點評里給出了非常多具體、大膽而且富有想像力的辦法，來增加男女情趣。即使見怪不怪的現代人看了，恐怕也難免血脈賁張。
此書出版四個月後，首先在南開中學遭到查禁，被老師從學生的枕頭底下抄出來，當眾燒毀；接下來天津警察局也張榜查禁，然後各個學校紛紛貼出禁令，結果反而促進了銷量，這本書迅速流傳。甚至連蕭乾在回憶自己的初中時代，也說自己白天干農活兒，晚上如饑似渴地看書，其中就包括《性史》。
這本書銷量如此好，市面上出現了許多仿冒的續集，打著「張競生」的名號編些淫穢的故事裝訂出書。這時，社會對張競生再沒有聆聽，沒有寬容，甚至談不上熱烈的討論。對他的鞭撻是全方位的，不僅來源於道學家、學者，曾因為公開討論「性道德」而遭批評的周建人，毫不留情地批評張競生對「性」的科學一無所知，翻譯過《性心理學》的潘光旦冷嘲熱諷，而之前力挺張競生的周作人，也表示失望，說：「先前的張競生，還從法國帶得一道隱身符來，我們所見的不是他本人，他之前關於美的思想恐怕是東湊西和的法國舶來貨呢……他現在只使人感到不堪的醜惡：真是丑的話，丑的行為。」
1926年，張競生被迫離開北大，他在上海開辦了一個「美的書店」，只收美女店員，只賣自己編寫和翻譯的書，又遭到了無數諷刺。他去講學時，被浙江教育廳長蔣夢麟以「性宣傳罪」的罪名拘禁，又被驅逐出境，他只好再次赴法遊學。
1928年之後，張競生幾乎退出了所有風口浪尖的話題，翻譯出版了幾本盧梭，為賺錢寫了三本卡薩諾瓦式的情史回憶錄，「文革」之後，江湖上再也沒有他的傳說。
張競生重新被關注，不過是近幾年的事情，但始終沒有重量級的斬釘截鐵的評價。李敖曾說要寫《張競生傳》，也不了了之。能找到的對他的評價，大多是斷章取義的片段。其中被引用最多的是魯迅的話：「張競生的主張要實現，大約當在二十五世紀。」這被當做張競生觀念超前的證據，可仔細查證，發現這句話出現在魯迅和許廣平的通信里，緣由是魯迅班裡有五六個女學生，許廣平撒嬌打趣地勸他欣賞：「記得張競生之流發過一套偉論，說是人都提高程度，則對於一切，皆如鮮花美畫一般，欣賞之，願顯示於眾，而自然私有之念消，你何妨體驗一下？」而魯迅回應私有之念消除「大約是在二十五世紀」，用意不在說張競生，而是向許廣平表衷心，承諾自己一定目不斜視。
遲來的，奠定一生的重要判詞，不過來源於一段書信輕飄的調情，說者並無心，這對張競生來說簡直和從文學史上的「被消失」一樣悲哀。
無論如何，張競生終於被重新提及，以先知的名義。我們在回看歷史時，為了方便總會簡單地歸類「好人」與「壞人」，「偉岸」與「齷齪」。為故人的正名，也像翻畫片一樣無常輕率。而在我心目中，張競生真正超前、前衛、領先於我們好多年的地方，並不是他對人口的預見，對性的開明，而是他對人性提前了多年的和解與圓融。在張競生尚未被妖魔化之前，他曾寫下這樣的話：「怪惡在藝術上只可視為偉大的別名，或則為其陰影，是助成而不是忤逆，是統屬而不是獨立。」這話即使放在幾十年後，也是他最有力的辯詞。
有不負責任的陳年八卦，說是20世紀20年代，宋慶齡和孫中山從廣州到北平，fashion i宋慶齡擔心自己一直以來的上衣配裙裝太落伍，在借住外交官顧維鈞家的日子裡，她偷看了當時顧太太的衣櫥，因為那一定是最新的流行。後來北平的時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