過早成熟就是十全十美。
——奧斯卡·王爾德
十年前，國慶盛典前的綵排，上萬名少先隊員在《中國少年先鋒隊隊歌》的樂曲聲中，走過天安門廣場，放飛了萬羽鴿子和彩色的氣球。他們歡呼跳躍著，以秋分時節海潮的速度，像液體一樣，狂歡著湧入街道，不可控制地滲入城市的所有縫隙。
同一時刻，在偏僻的湖北小城，我所在的小學也在為建國五十周年而排練。上述畫面成為我們模仿和趕超的對象，在錄像機里播放了不下百遍，以至於我現在都能清晰地回憶起。回憶的畫面里還伴隨著我的音樂老師憤怒的畫外音：「你們看看首都小朋友的精神面貌，再看看你們自己的樣子。」
音樂老師是60年代出生的人，在她的經驗里，小學三年級的孩子應該小臉紅撲撲、奶聲奶氣，而不是眼前這批身形高大、怪形怪狀的半熟少年。十歲的孩子，已經不願意穿背帶褲，不願意在發梢綁粉紅色的硬縐紗，不願意用口紅在眉心中間點一個大紅點。
1999年，我十歲，乖僻，不恭。鄙夷嘲弄是我的日常食糧和工具，這是屬於我們那個年代的流行病，它以驚人的速度在同齡人中間蔓延。面對這種新穎而陌生的癥狀，所有人都一頭霧水，老師和家長失望地總結成「調皮」，那時候的我則羞愧地概括為「墮落」。所謂的教育家哭天喊地地說：「救救孩子！」
時隔十年，我再打量那個時候的自己，才知道時代在我身上作用了什麼，那是青春期過早地覺醒。
1999年12月31日最後一節課打響下課鈴，男生們守在教室門口，向走出來的人挨個借零錢，好換遊戲幣到街上的遊戲廳打「拳皇」。當少數幾個人或出於慷慨或出於義氣借給他們零花錢時，男生們就會溫柔地開玩笑：「謝謝，下個世紀再還給你。」
新千年到來，一夜之間，街上所有的純真兒童被一掃而空，收進了20世紀的記憶圖書典藏版。取而代之的，是一群口袋裡的硬幣咣當得更為響亮的悠遊少年。喧囂的遊戲廳查封、解封，再查封、又解封，最後終於使它最後的擁躉都失去了興趣，轉身進入新開的網吧。
網吧比遊戲廳更為風靡，因為格鬥是一種競技體育，任何競技都有弱者和輸家，被格鬥致死的人要接受來自一條街的孩子漫長的嘲笑。但是在網吧，沒有聒噪的觀戰者和評論員，而是一場不戰而勝的巷戰——與空虛的自己、無聊的學校和討人嫌的家庭沉默對抗，最悲慘的結果也不過是玉石俱焚。
那時候，班裡的男生攀比誰在網吧待的時間長，我的同桌是傳奇般的無冕之王，他不眠不休的時間超過了人類極限。我上課時不經意地轉頭，經常會被他媽媽貼在窗戶上的臉嚇到，她滿臉憂愁，急切地用目光在教室里搜尋著她的兒子，發現她兒子不在，就一路號叫著兒子的名字衝出校園。
老師也同情她的無助，有時候會帶著同學幫她一起找兒子。下午一點半的寧靜，是屬於躁動少年的寧靜，我們一行人有老有小，在小城的街道一路尖利地喊：「×××，你媽喊你回家吃飯！」她找不到兒子，同行的人都在低聲安慰，只有我上氣不接下氣、語無倫次地向她和老師告狀：「他上網，他才墮落，看特別多不健康的東西。」
我如此積極主動地告密，一半也是因為心虛。那時，我也開始上網，我們家那時候還是撥號上網，速度很慢。所謂「網上衝浪」只是心急火燎地盯半天滑鼠的小沙漏。而且上網很貴，每次交電話費都是驚險之旅，我記得有一個下雪天，我和我媽去電信局交了六百五十元網費，我們倆沉默壓抑地走著，我媽拿著繳費收據，忽然「撲通」一聲跪倒在雪地里，哭喊道：「我以後再也不上網了哇！」
這當然是作廢的誓言。接下來的日子裡，我和我媽還是貪婪又絕望地等待一個個緩慢打開的網頁。
我受老師之命，經常在中午待在網吧門口，攔要進去的同學，逮剛出來的學生。讓我感興趣的是那些長時間上網的少年的眼睛：他們推開網吧的門，總會停一下，眯一下眼睛，用一種來自外星球的目光，打量他們生活了多年的現世。
在網路的映襯下，現世是如此平庸不耐煩。每一代人的青春期都是不滿的，無條件的不滿，無條件發散的惡。青春期的兇猛看起來完全是每個人必經的生理階段。但是隨著新的網路時代到來，我們這一代的青春期已超出了它本身的範圍。
網路提供了一個脆弱的高台，更徹底地抽身於現實生活，它提供了一種局外人的目光，教會我們更批判地看待我們成長起來的世界和社會習俗。來自於陌生人的熱烈非凡的喝彩和同仇敵愾，教會我們更殘忍、更不留情面地撕去老師或父母身上任何虛偽的外衣。
站在岌岌可危的高台上，居高臨下地掃視，讓我們獲得了巨大的滿足。盲人的國度里，獨眼人就能稱王，因為他擁有了自由。
有一位北大的老教授評論我們這一代，說這一代的年輕人很冷，「而且是一種不舒服的冷——缺乏熱情，缺乏善意，對待周圍的事物，尤其是對待人（可以說是包括自己的親人在內的一切人），有一種刻骨銘心的冷漠」。他本來想把這一代稱為「冷漠的一代」，後來覺得過分了一點，就把它改成「調侃的一代」——「最大的特徵，就是自以為把什麼都看透了，不相信世上還有真誠的東西，所以對什麼都調侃，已經沒有敬畏之心了。」
那一年，韓寒出版了《三重門》，像是照明彈爆炸一般，多重效應讓死而不僵的教育系統瞬間顯形，照亮了青年自我認知的一條嶄新的小徑，引來了眾多亢奮叛逆的追隨者。
之後的幾年，我也稀里糊塗地參加了許多莫名奇妙的「新」字頭活動——「新青年」「新生代」「新概念」。這一類的活動組織者常常面目模糊、神出鬼沒，每次到了我們需要吃飯的時間就消失了。我們只好擠在狹小的賓館房間里，大聲熱切地討論文學藝術，假裝忘記了吃飯的生理需求。
每次集會，大家只不過在同一句宣言上反覆輾轉——「世界是我們的，也是我們的，歸根到底，世界還是我們的。」話說完之後，呼告者總要深深吸一口煙，把臉掩蓋在煙霧中警覺地打量四周，含有一點警告的意味。世界雖然是我們的，但為了避免衝突，大家還是各走各路隔開距離，公平分據地盤。
當年，我們這些「新」字頭的青春作家，既要拉幫結派，又忙著劃清界限，最後還是身不由己被合併同類項。我也曾被划到「殘酷青春」的流派里，照片被處理成黑白的，印上觸目驚心的「疼痛」兩個字。我自己倒覺得我從小到大並無坎坷，不覺得有什麼憤怒非吶喊不可，有什麼委屈非呻吟不可，但是大家都指著自己的傷口雪雪呼痛，我不和一嗓子自己也覺得不好意思。
2004年，上初中三年級的時候，我那個愛上網的同桌家裡出了事故，他的姥姥姥爺死了，他的父母姑舅去奔喪時又出了車禍，只有他的母親活了下來，受了重傷。這個消息是班主任挨個網吧找，才找到他通知的。
老師為了教育我們，開了一次班會，還專門把他母親找來。他的母親眼睛裡插了一根導管，憔悴晦暗。我的同桌站在講台上，低著頭，形容慘淡。那是一場混亂的班會，批鬥、懺悔、原宥不斷循環。他哭，他的母親哭，我們也哭。
最後，老師大聲問我們：「我們該怎麼辦？一起說——」「「我們要拯救他！」「我們要不要帶著他一起走？一起說——」「我們要帶著他一起走！」
我看著我同桌佝僂的身影，心想：這才是慘綠少年，這才是殘酷青春。最殘酷的地方，並不是他走了歧路，被荊棘扎得遍體鱗傷，而是經歷了這些，他還是要和我們一起走，還是要不分青紅皂白地往前沖涌。
那幾年裡，韓寒、丁俊暉、郎朗紛紛從擁擠冗長的大路中撤出，走上鮮為人知、充滿吸引力的小徑，大多數少年卻沒有條件更沒有勇氣效仿，而是裹挾在青春的洪流中，混在我們這支步伐整齊、歌聲嘹亮、大步挺進的隊伍里。即使有人心不在焉、三心二意，也迅速湮滅了，恰似一張埋沒在海邊沙礫里的面孔。
我的父親有一顆鑽石，比里茨飯店還要大。
——斯科特·菲茨傑拉德 《一顆像里茨飯店那麼大的鑽石》
我上高中的時候，有一個周末我們班進了小偷，他把同學們散落在桌子上沒帶回家的雜物洗劫一空。後來經過調查，發覺這次搜刮課桌面盜竊走的物品價值大概超過十萬元。
我們班有些有錢的孩子。現在，我才知道這就是所謂的「富二代」。他們的父母如果是原生大亨的話，他們就是從中衍生出來的完美破解升級版，一種新的「文化亞人種」。
上晚自習的時候，他們就坐在教室最後一排，一邊打牌一邊交換自己的欣喜和憂愁。有時是交換名牌資訊，有時是感嘆父母最近的投資失敗，有時是豪邁地計畫自己當了家族企業接班人後大刀闊斧的改革。
我喜歡聽他們的談話，喜歡聽他們隨口說出一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