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忍不住坐下來，想把我初涉人世，在人生大舞台的這段經歷寫下來，其實不寫也可以。有一點我敢肯定：此後，我永遠也不會再坐下來寫我的自傳了，哪怕活到一百歲。只有一個過分卑鄙地自戀的人，才會不知羞恥地寫他自己。我能夠原諒自己的只有一點：我寫作的動機與其他人不一樣，也就是說，我不是為了博得讀者的讚賞。如果說，我忽然靈機一動，想把我從去年伊始發生的事逐字逐句地記下來，我之所以作如是想，是出於我內心的需要：所發生的一切，使我太震驚了。我只是把所發生的事記錄下來，盡量避免做不相干的描寫。而主要是避免文字上的浮誇和華而不實。一個文學家，往往寫了三十年，到頭來卻完全不知道，他寫了這麼多年究竟為了什麼。我不是文學家，也不想當文學家，我認為把我的內心活動公諸於眾，對酸甜苦辣的種種感悟，做一番迴腸盪氣的描寫，然後拿到他們的文學市場上出售，這是不光彩的，也是卑鄙的。然而，我又懊喪地預感到，完全不描寫感受，也不談自己的所思所想（也許，甚至是鄙俗的），似乎也不行：可見，任何文字寫作，哪怕寫出來僅僅給自己看，也會對人起某種誨淫誨盜的作用。這些見解也許甚至非常鄙俗，因為，你自己感到珍貴的東西，很可能，在旁人看來，一文不值。但是，這一切先不去管它。不過，這也算是開場白吧；以後，這類絮聒就不會再有了。言歸正傳，雖說再沒有比言歸正傳更難的了，——也許，任何事都是開頭難。
說寫就寫，也就是說，我想從去年的9月19日寫起，也就是從我頭一次恰好遇見那個人……的那一天寫起，寫我的記事錄。
在任何人都一無所知的情況下，就先來說說我遇見了誰，未免有庸俗之嫌，甚至，我想，這風格也俗不可耐：我曾經許諾，要避免文字上的華而不實，可是下筆伊始，我就落入了追求華而不實的窠臼。此外，要寫得頭頭是道，光憑這願望還不行。我還要說，用任何一種歐洲語言寫作，似乎也不如用俄語寫作那麼難。我重讀了一遍剛才寫下來的東西，我發現我比所寫的東西要聰明得多。至於一個聰明人說出來的話，竟比他心中想說的要愚蠢得多，這又究竟是怎麼回事呢？在這要命的整整一年中，在我與人們的語言交往中，我曾不止一次地發現我有這樣的毛病，為此，我十分痛苦。我雖然想從9月19日寫起，但是我終究還是想插敘幾句，交代一下我是誰，在此以前我在哪兒，因而在9月19日那天早上（哪怕就拿這天早上說事，也行啊），我頭腦里有可能在想些什麼，這樣，讀者會清楚些，或許，以至於我本人心裡，也會變得明白些。
我是一名中學剛畢業的學生，現在我已經年滿二十，虛歲二十一了。我姓多爾戈魯基，而我在法律上的父親名叫馬卡爾·伊萬諾夫·多爾戈魯基，過去，他曾是韋爾西洛夫老爺家的家奴。因此，表面上看，我是合法所生，雖然，要較真的話，我其實是個私生子，我的出身是絲毫毋庸置疑的。這事是這樣發生的：二十二年前，地主韋爾西洛夫 （這人才是我的生父）二十五歲，他前來視察他在圖拉省的領地。我推測，他那時候還是個渾渾噩噩，完全沒有個性的人。有意思的是，這人卻打我小時候起就使我印象深刻，對我的整個心靈氣質具有極大影響，甚至於，也許，他還會長久地感染我，影響我的整個未來，這個人，甚至直到現在，在方方面面，對我仍舊是個解不開的謎。但是，話又說回來，這事以後再說吧。這不是三言兩語說得清楚的。即使不說，這人的身影也將充斥我的整個書稿。
他恰好在這時候，也就是行年二十有五的時候喪偶。他曾娶過一位出身上流社會但不十分富有的姑娘為妻，她姓法納利奧托娃，她給他留下了一子一女。關於這位夫人的情況，由於她過早地離他而去，所以我對她知之甚少，她在我擁有的材料中幾乎已經無跡可尋。再說，韋爾西洛夫私生活中的許多情況，總是迴避我，不讓我知道，而且他和我相處時總是那麼高傲、自大、深藏不露而又漫不經心，儘管有時候他在我面前又顯得似乎十分溫良，使我感到驚愕。不過，為了提前作個交代，我還要提一下，他已經花光了三份產業，而且還是三份非常大的產業，總共約值四十萬盧布有餘，也許還要多些。現在，不用說，他已身無分文。
當初，他到鄉下來，「天知道他來幹什麼」，至少，後來，他自己曾對我這麼說過。他那兩個不點大的小孩，照例不在他身邊，而是寄養在親戚家。他終其一生就是這麼對待自己的孩子的，無論是婚生的，還是私生的。這座莊園的家奴非常多，其中就有花匠馬卡爾·伊萬諾夫·多爾戈魯基。為了從此一勞永逸地不再提起此事，我想在這裡插句話：很少有人像我這樣，在我的整個一生中，對我自己的這個姓深惡痛絕的了。這當然很蠢，但是又確實發生過。每逢我要進什麼學校，或者遇到就我的年齡來說我必須向他們說明情況的什麼長者，總之，每個不起眼的老師、家庭教師、學監和牧師——隨便什麼人，在問到我姓甚名誰，聽到我姓多爾戈魯基後，總認為有必要沒來由地加問一句： 「多爾戈魯基公爵 ？」
每次我都必須向所有這些無所事事、無聊透頂的人解釋：「不，就姓多爾戈魯基，不是公爵。」
這個「就姓」二字，最後差點沒把我弄得發瘋。在此，作為一個怪現象，我要指出，我不記得任何例外：人人都問。顯然，有些人毫無必要，再說，我不知道究竟見什麼鬼了，什麼人會有這樣的必要呢？但是人人都問，所有的人，無一例外。一聽到我就姓多爾戈魯基，不是公爵，問我的人通常就會用他那遲鈍的、愚蠢而又漠然的目光，把我渾身上下打量個遍，這目光說明，他自己也不知道他這樣問究竟為了什麼，問完也就怏怏地走開了。我的同班同學問我的那副神態最侮辱人了。一名學生是如何盤問一名新生的呢？一個形單影隻、忸怩不安的新生，頭一天去上學（不管上什麼學吧）總會成為大家的犧牲品：大家對他呼吆喝六，耍他逗他，像對待奴僕似的對待他。一名健康的、胖胖大大的小男孩，突然在自己的犧牲品面前站住了腳，用長久的、嚴厲而又傲慢的目光，緊盯著他，觀察他若干時候。這名新生默默地站在他面前，側目而視，如果他不是膽小鬼，就會靜候下一步動靜。
「你姓什麼？」
「多爾戈魯基。」
「多爾戈魯基公爵？」
「不，就姓多爾戈魯基，不是公爵。」
「啊，就姓多爾戈魯基！傻瓜。」
其實，他說得也對：你不是公爵，卻叫多爾戈魯基，再沒什麼比這更愚蠢的了。我背著這口愚蠢的黑鍋，是無辜受辱。後來，我開始十分生氣，每當有人問我：你是公爵嗎？我就回答：
「不，我是家奴的兒子，從前是農奴。」
後來，我火冒三丈，光火到極點，每當有人問：您是公爵嗎？有一回我就生硬地回答道：
「不，我就姓多爾戈魯基，是我過去的主人韋爾西洛夫老爺的私生子。」
出此下策，我已經是在讀中學六年級的時候了，雖然很快我就毫無疑問地確信，我這樣做太蠢，但是我終究還是沒能夠立刻停止做這樣的蠢事。我記得，有位老師（不過也只有他一人）發現我「充滿了志在報復的正義感」。可是總的說來，大家對我的這一乖張舉動，都會露出某種使我感到可氣的沉思表情。最後，有名同學，這小子十分尖刻，而我總共才同他說過一次話，他擺出一副一本正經的神態，但是眼睛稍許斜睨著一邊，對我說道：
「這樣的感情，當然，會替你增光添彩，毫無疑問，您也有可以自豪的理由；可是，要是我換了您，我才不會像您那樣因為是私生子而興高采烈呢……可是您卻像過命名日似的喜氣揚揚！」
從那時起，我就不再誇耀我是私生子了。
我要再說一遍，用俄語寫作十分困難：我已經寫了整整三頁稿紙，說來說去都是說我一輩子恨透了我的這一姓氏，其實讀者一眼就可以看出，我恨的正是我不是公爵，是沒有這一勛銜的多爾戈魯基。再來解釋一遍從而為自己辯護，對於我，就顯得屈辱了。
總之，在這家地主的眾多僕役中，除了馬卡爾·伊萬諾夫以外，還有一名婢女，當時她已經約莫十八歲了，五十歲的馬卡爾·多爾戈魯基忽然示意他想娶她。大家知道，在農奴制時代，家奴們的婚姻，必須在主人的恩准下才得以實現，而有時候簡直就是奉他們之命的包辦婚姻。當時在這片領地附近還住著一位姑姑；也就是說，她不是我的姑姑，而她本人就是位女地主；但是，不知為什麼，終其一生，所有的人都管她叫姑姑，不僅我叫她姑姑，而且韋爾西洛夫家的所有人都管她叫姑姑，其實她跟韋爾西洛夫家既不沾親也不帶故。這就是塔季雅娜·帕夫洛芙娜·普魯特科娃。當時，她在同一省和同一縣還擁有三十五名農奴。韋爾西洛夫的領地（共500名農奴），倒不是由她來管理，而是因為彼此毗鄰，由她來監管，而這種監管，我聽說，抵得上任何一位精明的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