臧仲倫
一位名叫艾亨瓦爾德的俄羅斯學者寫道：
「這位偉大的苦役犯，步履沉重，面色蒼白，目光如火，拖著鎖鏈，走過俄國的文壇。他那瘋狂的步伐，使我國文壇至今猶迷離惝怳，如墜五里霧中。他在俄羅斯自我意識的巔峰，打了一些至今猶無法辨認的信號，他那舌敝唇焦之口還說了一些預言和不祥的話。現在，斯人已去，我們只能獨自來破解這些啞謎了。」
陀思妥耶夫斯基與被稱為俄羅斯文學「三巨擘」的另外兩位，屠格涅夫和列夫·托爾斯泰不同，出身於莫斯科一所貧民醫院的醫生家裡。他一生清貧，負債纍纍。1848年，他寫了他的第一部小說亦即他的成名作《窮人》，得到別林斯基和涅克拉索夫的讚賞。1849年，因參加當時的革命組織彼得拉舍夫斯基小組和當眾朗讀別林斯基那封著名的給果戈理的信，遂以陰謀反對正教教會和沙皇政府罪被捕，關進彼得堡的彼得保羅要塞。是年年底，陀思妥耶夫斯基等21名彼得拉舍夫斯基分子被判死刑，押赴謝苗諾夫校場執行槍決。直到臨刑前的最後一分鐘，沙皇尼古拉一世的赦免令才送達。陀思妥耶夫斯基被改判四年苦役，送往西伯利亞鄂木斯克囚堡。刑滿後又被流放到哈薩克塞米巴拉金斯克邊防營當列兵。
陀思妥耶夫斯基經過近十年的囚禁、流放、苦役和充軍，被剝奪了寫作和發表作品的權利。直到1859年初才得到沙皇恩准，重返俄國文壇，但仍受沙皇憲兵的秘密監視，並被禁止居住在彼得堡和莫斯科。直到此年年底，經多方奔走，才由沙皇恩准重返彼得堡。這以後，作家經歷了一個創作上的過渡時期，發表了《死屋手記》和《被侮辱和被損害的人》等令俄國文壇耳目一新的作品。
1864年，作家發表了他的哲理小說《地下室手記》。小說主人公，亦即「地下室人」，貧窮孤獨，蟄居在彼得堡的一間地下室里，是個失意的文人和窮官吏，受盡歧視和屈辱，心中積澱了太多的怨和恨。他思想發達而又憤世嫉俗。用他自己的話說，他只是一隻「具有強烈意識的地下室耗子」。他不滿現實，但他既無力改變現實，也無力改變自己。他嚮往「美與崇高」，可是又偏偏凈做壞事。他張揚個性，追求個性自由，可是他嚮往的其實只是隨心所欲（「自由意願」）和恣意妄為。他認識到自己的卑劣，但又甘心墮落。他思想發達，但又貶低理性，寧可做個喪失理智的「狂人」和「瘋子」。他不是好人，也不是壞人。用他自己的話說：「我不僅不會變成一個心地歹毒的人，甚至也不會變成任何人：既成不了壞人，也成不了好人，既成不了小人，也成不了君子，既成不了英雄，也成不了臭蟲。」他之所以被人目為「狂人」，目為「瘋子」，就是因為他愛發牢騷，愛說怪話，玩世不恭。「意識到的東西太多，」他說，「也是一種病，一種真正的、徹頭徹尾的病。」
但是，這種人並不是個別現象，而是「那個時代的典型人物，是至今還健在的那一代人的代表」（引自《地下室手記》中的作者自注），是俄國「多餘人」的當代變種。而《地下室手記》就是當代的《多餘人自白》。為此，作家在《少年·前言草》中說：「我引以為自豪的是，我首次塑造了代表『俄國大多數』的真正的人，首次揭示了這種人的醜陋和悲劇的一面」，「惟有我一人描寫了地下室的悲劇性」。而所謂「地下室」，就是這人鬱結於心、揮之不去的思想，亦即：他心中對現實和人生的思考。
《地下室手記》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創作中的里程碑，是他步入創作巔峰時期的定鼎之作，是一部具有很大概括性的哲理小說，也可以說，是他以後享譽世界的五部長篇小說（《罪與罰》《白痴》《群魔》《少年》《卡拉馬佐夫兄弟》）的總序。
在這五部作品中，《罪與罰》和《卡拉馬佐夫兄弟》是作家的代表作，影響深遠，自不待言。《白痴》則因故事生動、情節曲折、高潮迭起，且多次被拍成電影，早已婦孺皆知。而《群魔》，因是一部具有強烈論戰色彩的政治小說，曾一度遭到前蘇聯的封殺，被斥為「含血噴人」之作而聞名遐邇。惟獨《少年》較少有人提及，甚至文學史上也往往三言兩語，一帶而過，似乎是作家的「敗筆」，不值得多提。
總之，19世紀的俄國，無論是國內還是國外，除了極少數人以外，都不理解這部小說，說得不客氣點，甚至都沒看懂。居然有人說，《少年》是陀思妥耶夫斯基最差、最不成功的一部小說，脫離現實，歪曲現實。有的評論家甚至還說《少年》是一部「混亂無序的作品」，「書中有大量形形色色的思想和見解，一切混亂地攪和在一起，以致讓人無法明白這部小說到底要說什麼。」一向與陀思妥耶夫斯基交惡的薩爾蒂科夫-謝德林，還惡意地攻擊《少年》：「簡直是一部瘋子小說」。
其實，這也不足為怪。對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不動腦筋，一讀就懂，那它的作者也就不成其為陀思妥耶夫斯基了，也就不會出現筆者在本文開頭所引用的那段話了。
《少年》在《祖國紀事》雜誌連載之初，作家就看到和聽到了類似的評論意見。當時的俄國評論界不理解他的美學觀點和創作方法。他曾試圖對這些意見作出反應。為此，他在1875年3月22日草擬了一篇《前言》，試圖反駁有人指責他脫離現實，專門描寫地下室的奇談怪論和污濁現象。他認為這些批評站不住腳，堅稱他描寫的恰恰是生活的本質，是多數人視而不見的「當前的現實」。「地下室，地下室，地下室詩人——一些小品文作者，喋喋不休地這麼說，想藉此貶低我。這些傻瓜。這是我的光榮，因為——誠哉斯言。」
陀思妥耶夫斯基詩學的一大特點是讓事實說話，尤其注重細節的真實，而不是越俎代庖，替書中人物下評論，作結論，生怕讀者看不懂。所以作家一再強調，講事實，講細節，講細節！因此陀氏才在上述《前言草》中開宗明義地喟然長嘆：「種種事實。擦肩而過。視而不見。」
可是，「種種事實」雖然已經擺得很清楚了，有些人還是看不懂，咋辦？
「我不是為笨蛋寫作的。」作家斷然道。
本書主人公阿爾卡季·多爾戈魯基（即少年）是俄國貴族韋爾西洛夫的私生子。他母親原是韋爾西洛夫家的奴婢，後與少爺私通，生下一子一女。為了使孩子取得合法身份，只好讓孩子暫姓她自己合法丈夫的姓。她丈夫馬卡爾·多爾戈魯基原是一名家奴，花匠，在無可奈何下，也只好默默吞下這顆苦果，做了孩子名義上的父親。
本書是以少年回憶往事的形式出現的。這時少年剛滿十九歲，按當時俄國法律，尚未成年（成年應滿二十歲），所以，姑以「少年」稱之，是個在肉體上成熟，精神上尚屬幼稚的半大不小的小青年。他初涉人世，雖天真無邪，但內心卻已被世俗的成見所囿，過早地萌生了對自己這一「偶合家庭」的怨與恨，各種邪念已開始進入他的靈魂。為了迎合這個社會，他也養成了卑躬屈膝和對強者逢迎討好等陋習。
此外，少年因是私生子，母親是奴婢，從小受盡了屈辱和歧視。他的童年乃至少年的一切苦難，均來自他是地主的私生子，但又頂著一名農奴的姓，而這地主還撇下他不管，十九年里只去看過他一次。他本該詛咒自己的出身，可是，他卻心理扭曲，到處宣揚他是私生子，自己法律上的父親是農奴，好像不以為恥，反以為榮似的，藉此泄憤。少年熱愛自己和生母，可是他又千方百計地折磨她，使她痛苦，使她難堪，他恨透了自己的生父，可他又希望得到父愛，得到他在為人處世上的指點。他希望有個家，能與自己的父母和妹妹同住一起，可是他又一再申明，他要同他們一刀兩斷，要住出去，走自己的路。
少年初入人世，恰逢俄國1861年農奴制改革，古老的封建宗法制度開始土崩瓦解，資本主義勢力瀰漫整個俄國。在當時社會風氣的浸染下，少年也萌生了一種斂財欲與發財夢。他把這種金錢萬能的思想名之曰「羅斯柴爾德思想」。詹姆斯·羅斯柴爾德是當時法國的大銀行家和億萬富翁。少年的志向就是做一名俄國的羅斯柴爾德。他因有這樣的思想而自豪，認為自己有抱負，有理想，不同於芸芸眾生。他自以為有了錢就有了一切。金錢能使最微不足道的人平步青雲，變成人上人。他說：「金錢是一種專橫的勢力，同時也是最高的平等……金錢能使一切不平等成為平等。」能使他為所欲為，要什麼有什麼：可以住豪宅，蓄家奴，可以吃山珍海味，可以讓千嬌百媚的女人投抱送懷。「不是我往貴族堆里鑽，而是他們對我攀龍附鳳；不是我去追女人，而是她們爭先恐後地蜂擁而來，獻給我女人所能獻出的一切。」
為了實現這一夢想，他先是省吃儉用，像個真正的守財奴一樣聚斂財富。繼而又利用剛剛興起的拍賣市場投機取巧，低價買進，高價賣出。最後，他又投身賭博，想一夜暴富。結果，在一次賭博中，他自己的錢卻被人偷了，反被人誣為小偷，受盡羞辱。他在午夜的彼得堡狂奔，恨不能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