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大革命」，全稱「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這是一場在中國現代歷史上空前的政治運動，它從1966年開始到1976年結束，歷時整整十年，其對中國政治、經濟和文化造成了極其深遠的破壞性影響，文學當然在此之列，知識分子在這場運動中是首當其衝的受害者，因為文化大革命從一開始就以文學藝術作為其主要批判領域，雖然在它的背後有著更為險惡的政治權力鬥爭作為樞紐。
1966年5 月召開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和同年8 月的八屆十一中全會，是文化大革命全面發動的標誌，但它的「導火索」則是1965年11月1 0日上海《文匯報》發表姚文元的文章《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是歷史學家吳晗應京劇表演藝術家馬連良之約創作的。1961年初在北京上演。吳晗寫海瑞原是為了響應1959年毛澤東提出要宣傳和學習海瑞的主張，但廬山會議以後，因為彭德懷在廬山會議上就「大躍進」政策及其後果向毛澤東提出了一系列激烈的批評性意見，被免去國防部長等領導職務，毛澤東又把彭德懷看作是海瑞式的人物，康生和江青有意把歷史劇中的海瑞與現實生活中的彭德懷聯在一起，促使毛澤東認可了此劇具有影射意味。姚文元的這篇批判文章正是江青和張春橋的直接授意策劃而成，並經毛澤東親自審定後發表的。同年11月29日後，全國主要報紙均予轉載，並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單行本。
1966年2 月，江青得到林彪的支持，並以林彪的名義在上海召開了「部隊文藝工作座談會」. 會後形成一份紀要，經江青、張春橋、陳伯達修改，毛澤東在審閱時又親自修改了三次。紀要共十條內容，包括「文藝黑線專政論」、重新組織文藝隊伍、破除對30年代文藝的迷信、破除對中外古典文學的迷信、文藝上反對外國修正主義等，並且點名批判了一大批文藝作品。其中關於「文藝黑線專政論」是這樣解釋的：建國以來的文藝界「被一條與毛主席思想相對立的反黨反社會主義的黑線專了我們的政，這條黑線就是資產階級的文藝思想，現代修正主義的文藝思想和所謂30年代文藝的結合」，表示要「進行一場文化戰線上的社會主義大革命，徹底搞掉這條黑線」，1它與另一條「重新組織文藝隊伍」相配合，從文藝路線和文藝組織兩個方面全盤否定了新文藝的歷史和現狀，並以此作為洗劫文藝界的依據，給以後的文藝造成了極大的禍害。
同年4 月，這個會議紀要以《林彪同志委託江青同志召開的部隊文藝工作座談會紀要》為題，以中共中央文件的形式下達全黨。這就與中共中央此前簽發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組關於當前學術討論的彙報提綱》（即《二月提綱》）形成了完全的對立，並且否定了後者。當時以彭真為組長的「中央文革五人小組」在《二月提綱》中，強調吳晗的《海瑞罷官》問題是學術問題。《紀要》的出台同時也表明江青在文藝界領導地位的確立。自60年代初期以後，江青在文藝領域地位的提高是一個突出的現象，這也表明中國的文化和文藝格局的新變動。因為50年代初對胡適派文人的批判否定了「五四」一代知識分子的自由主義傳統，使知識分子基本上失去了基於「五四」自由主義立場批判現實的能力和權利；1955年對胡風集團的批判又將來自30年代左翼文藝陣營內部的反對派清除出文壇；1957年的「反右」運動又剝奪了一大批在50年代成長起來的知識分子對現實的批判權利；直到這時為止，周揚一直是以解放區以來的毛澤東文藝思想傳統的闡釋者和捍衛者自居，但周揚地位的被替代，使文藝界割斷了自「五四」到1949年的所有傳統，在這一聯串的批判運動之後，新中國的文藝傳統成了一片空白。
1966年5 月召開的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彭真、陸定一與羅瑞卿、楊尚昆被定性為「反黨集團」，《二月提綱》被撤消，原「文革五人小組」也被解散，並通過了由康生、陳伯達起草，經毛澤東修改的《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通知》（即《五一六通知》），第一次完整地表述了毛澤東的「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理論」，「黑線專政論」被正式寫入其中，而且擴大到文藝以外的其他所有系統，《通知》與三個月之後的中共中央八屆十一中全會通過的《關於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決定》一起，成為文化大革命的指導性文件。8 月18日，毛澤東在天安門廣場檢閱紅衛兵，一場鈣劫迅速蔓延全國。
8 月23日，著名作家老舍與北京文藝界許多知名人士在成賢街孔廟被紅衛兵暴徒掛牌批鬥，施以皮帶、拳頭、皮靴、唾沫等毆辱，會後紅衛兵們又尾隨押解的汽車趕到當地派出所，將老人輪番毒打至深夜。第二天，老舍自盡於北城太平湖。文革開始後，文藝界遭到滅頂之災，先後殉難的有理論家葉以群、邵荃麟、侯金鏡、馮雪峰、巴人、鄧拓，翻譯家傅雷，藝術家馬連良、嚴鳳英、蔡楚生、鄭君里，作家趙樹理、田漢、吳晗、楊朔、聞捷、魏金枝、陳翔鶴、肖也牧、海默等。隨著文革的展開，除了少數緊跟當權權者外，幾乎所有的作家、藝術家都受到不同程度的批鬥、打擊、勞改和迫害，倖存者也都遭受了巨大的身心摧殘，給當代中國文藝事業造成了難以估量的災難。即便像周揚等身名顯赫的文藝界當權者也受到殘酷打擊，和過去被他們整過的「反動作家」一起，被關進了監獄。
在將政治上的異己力量和文化思想上的傳統因素全部清除之後，江青等人宣布「無產階級文藝新紀元」的開始，並極力推行一系列為其政治鬥爭服務的高度政治化、概念化的文藝創作，使整個「文革」期間公開出版的文學在總體上呈現荒蕪、枯竭和畸形發展的局面，只是期間也有一個階段性的變化過程，而這種高度政治化的文學演變，當然與政治事件密切相關。
自「文革」開始到70年代初，「革命樣板戲」是官方提倡最力、影響最大的文藝作品。其實，京劇現代戲的提倡開始於「文革」前的50年代中期，60年代初起更多地與所謂「階級鬥爭」的政治現實相關聯，便在江青的直接干預下開始了樣板化的過程，1964年文化部在北京舉辦全國京劇現代戲觀摩大會，彙集了全國19個省市28個劇團的37個劇目，其中好些戲就是後來「革命樣板戲」依據改編的原本。「革命樣板戲」的正式命名是發表於1966年12月26日《人民日報》的一篇題為《貫徹毛主席文藝路線的光輝樣板》的文章，它首次將京劇現代戲《沙家浜》、《紅燈記》、《智取威虎山》、《海港》、《奇襲白虎團》和芭蕾舞劇《紅色娘子軍》、《白毛女》和交響音樂《沙家浜》並稱為「江青同志」親自培育的八個「革命現代樣板作品」.之後又出現了京劇《龍江頌》、《紅色娘子軍》、《平原作戰》等第二批「樣板戲」，到1975「文革」接近尾聲時，「樣板戲」的數目增加到18個，其中京劇11個。在這個打倒了所有中外傳統的時代里，它們便是數量不多的公開文學作品中的「樣板」，它們以舞台表演、電影播放、電台廣播和語言文字等國家控制的傳播渠道，被強行在全民中推行，至少在公開的層面上，它們已經成為文革時代精神生活的象徵。在樣板戲的推行過程中，還形成了「三突出」、「三結合」等一系列模式化的文學創作觀念，這些「理論」的強行推行給文革期間和文革後很長時間內的中國文學創作造成了十分惡劣的影響。
自1971年9 月13日的林彪叛逃墜機事件發生至1974年底，可以看作「文革」時期公開文學的第二個階段。隨著領導層的變動，國家對文藝政策有了相應的變化。一方面，文藝書刊的出版得到有限度的恢複，1971年12月，由北京市文聯主辦的原《北京文藝》以《北京新文藝》為名率先復刊，隨後，《廣西文藝》、《廣東文藝》和《革命文藝》（內蒙）等文藝雜誌相繼復刊，到1973年夏季為止，全國大部分省市文聯（或作協）的機關刊物都已復（創）刊2 ，同時，文藝書籍出版也有一定程度恢複，如魯迅作品集的單行本24本到1973年底全部出齊，根據1938年版重排的20卷《魯迅全集》也在1974年發行，到1975年，《三國演義》、《儒林外史》、《水滸傳》等古典作品也由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這與文革高潮時期相比，讀者畢竟有了一些被官方認可的公開出版物可供閱讀，在政治許可範圍內的創作也有了發表的園地。另一方面，這個時期的公開創作繼續受到政治權力的嚴密控制，仍舊在《紀要》所規定的框架內進行，其時還出版了長篇小說《金光大道》（第一、二卷）3 和《虹南作戰史》4 等典型體現這套創作原則的文本。浩然的三卷本長篇小說《艷陽天》，是文革時期唯一可以公開出售的文革前的文藝作品（起先還有金敬邁的長篇小說《歐陽海之歌》，不久因作者的問題也遭禁），在閱讀環境異常惡劣的條件下，它竟獲得了巨大的聲譽，浩然也因此成為當時能夠繼續公開寫作的少數作家之一。《金光大道》雖然是個人創作，但完全失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