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方針，最早醞釀於1956年4 月下旬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在討論毛澤東《論十大關係》的報告時，陸定一、陳伯達提出了在科學和文藝事業上應實施將政治問題和學術、技術性質的問題分開的方針，在後者的建議中就有「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提法，並得到了毛澤東的肯定1.在同年5 月2 日召開的最高國務會議上，毛澤東正式將這一方針公開提出，宣布「在藝術方面百花齊放的方針，在學術方面的百家爭鳴的方針，是必要的」，「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範圍之內，各種學術思想，正確的、錯誤的，讓他們去說，不去干涉他們」2.5 月26日，在中共中央在中南海懷仁堂召開的由北京知名科學家、文學家、藝術家參加的會議上，中宣部部長陸定一作了題為《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報告3 ，代表中共中央對這一方針作了權威性的闡述，指出「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方針，「是提倡在文學藝術工作和科學研究工作中有獨立思考的自由，有辯論的自由，有創作和批判的自由，有發表自己意見、堅持自己意見和保留自己意見的自由」，同時說明了這一方針的實施界限和範圍，「是人民內部的自由」，「這是一條政治界線：政治上必須分清敵我」.陸定一的報告，也標誌了「雙百方針」正式實施的開始。
這一重大方針的提出，有著國內國際的具體歷史背景。從國內來看，對階級鬥爭狀況的估計，對中國面臨的經濟和文化建設的歷史性任務的理解，以及對知識分子政治態度和思想狀況評價的變化，是「雙百方針」提出的重要依據和條件。在1955年下半年發生的對「胡風反革命集團」的鬥爭和在全國範圍內開展的「肅清反革命」的運動所造成的階級鬥爭的緊張政治氣氛，隨著農業合作化「高潮」和對城市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的「勝利」而得到相當程度的緩解，這使最高決策者對政治形勢的估計也有了變化，毛澤東主席作出了大規模的階級鬥爭已基本結束的論斷，要求把全黨和全國工作的重點轉移到經濟建設上來4.這樣，發掘和動員建設資源，「努力把黨內黨外、國內國外的一切積極因素，直接的、間接的積極因素，全部調動起來」5，變成為當務之急，其中知識分子的積極性自然是至關重要的。在知識分子中間，1955年的「胡風反革命集團案」的以政治鬥爭替代思想和學術論爭並演變成一場波及廣泛的政治悲劇的心理陰影還沒有消散，在這種情況下，1956年1 月，中共中央召開了知識分子問題會議，周恩來總理在會上所作的《關於知識分子問題的報告》，提出了改善知識分子工作條件，包括物質生活條件和精神環境的條件的重要許諾，承認知識分子經過參加社會活動、政治鬥爭，經過新中國成立以來的思想改造，他們的絕大部分「已經是工人階級的一部分」，因而是可以信賴和依靠的對象。
就國際形勢來看，50年代中期蘇聯和東歐發生了一系列重大政治事件，也是「雙百方針」政策產生的重要背景。特別是1956年2 月蘇共第二十次代表大會的召開，赫魯曉夫反斯大林的秘密報告在世界範圍內引起了巨大的震動。隨之而來的匈牙利、波蘭等社會主義國家所發生的群眾性事件，進一步從正反兩個方面推動了中國決策者們加強了原來就已存在的衝破蘇聯模式的立場，加快了尋找中國式道路的探索。從而逐步形成了反對教條主義的思想束縛，以自由討論和獨立思考來繁榮科學和文化事業，用批評和自我批評的辦法來處理「人民內部矛盾」，以避免這種矛盾因處理不當而發展到對抗性地步的思路。具體到文學藝術領域，蘇聯文藝政策的調整和文藝思潮的變動對中國也產生了影響。斯大林時代結束後，「解凍文學」思潮隨之興起，一批在30年代以來受到迫害的作家被「平反」和恢複名譽，尤其是1954年召開的蘇聯第二次作家代表大會對文藝的行政命令、官僚主義，文學創作的模式化和「虛假」作風的質疑，顯示了蘇聯文壇的一種企圖「復活」俄蘇近、現代文學另一種曾被掩埋、被忘卻的傳統的努力，這也激發了中國作家對「五四」新文學的啟蒙主義傳統的重新認識，它與國內政治形勢的社會變化一起，共同構成了「雙百方針」提出期間中國文壇的一個重要的思想和文化背景。
「雙百方針」的提出，體現了在人民共和國新體制下、在特殊的國際和國內背景下國家最高決策者對社會主義文化政策的一種新的嘗試，它顯然包含了對科技學術和文藝創作自由的倡導的努力，但它的表達方式卻又是「含混的詩意化」6 的，它之所以不採取法律條文的形式來保證文藝和學術的自由，而要採用文學性的語彙來表達、採用政治宣傳的方式來展開，本身就包含了政策制定者的曖昧、猶疑心態。具體表現在：一、「雙百方針」從一開始形成就包含了多種解釋和自我防禦的成份。例如，毛澤東在提出這一方針之初，就規定了它的實施範圍：「只有反革命議論不讓發表，這是人民民主專政」7 ，陸定一的報告對此從正面作了規定：即「雙百方針」是「人民內部的自由」，指出「這是一條政治界線：政治上必須分清敵我」8.這就意味著，如果某些人一旦被判定為「人民的敵人」，他不但失去了行使「雙百方針」的權利，而且他們的言行也就會被認定為來自敵對陣營的「猖狂進攻」，但確定敵我陣營界線的標準並沒有明確具體的法律條文規定。二，事實上，從「雙百方針」倡導的一開始，對於學術問題的具體爭論都是在最高決策者的干預和控制下進行的，形勢的發展很快表明，並非所有的學術問題都是可以隨便爭鳴的，除最為敏感的政治問題外，學術領域中如經濟學、社會學、人口學等方面問題的討論也顯得相當敏感。三，「雙百方針」的落實過程一直處於搖擺不定之中。對知識分子而言，胡風事件仍記憶猶新，這使他們在這一方針提出之初，興奮的同時仍有觀望心理，「知識分子的早春天氣」9 這一對形勢的估計，是大部分知識分子的典型心態。代表國家意志的輿論也一直左右搖擺，特別是1956年底到1957年初的一段時間裡，情勢有點讓人捉摸不定，1957年1 月，陳其通等人的《我們對目前文藝工作的幾點意見》已經被人視作「收」的信號，但毛澤東否定了這種左的傾向，並進一步開展整風，結果使文藝界的挑戰聲擴展到整個知識界。但不管怎樣，這一方針的提出仍然極大地鼓舞了知識分子，使他們逐漸從胡風事件的陰霾和驚恐中擺脫出來。
在1956年初到1957年春夏之交的近一年半的時間內，「雙百方針」確實產生了重大而積極的影響，在它的提出和貫徹的過程中，國家意志的統制一時間似乎有所鬆動，與知識分子傳統間的緊張關係也有所緩和，知識分子的政治參與和社會批判的熱情也空前高漲起來。就文藝界的來說，「雙百方針」的成果主要表現在三個方面：第一、它鼓舞了一大批來自「五四」新文學傳統下的老作家的創作，從而在一定程度上彌補了自第一次全國文代會以來，在五四新文學傳統和戰爭文化規範下的解放區文學傳統間無形中形成的隔閡。許多跨時代的作家都相繼發表文章或作品，他們包括周作人、沈從文、汪靜之、徐玉諾、饒孟侃、陳夢家、孫大雨、穆旦、梁宗岱等，出版部門也出版了（或計畫出版）徐志摩、戴望舒、沈從文和廢名等作家的作品選，包括張友鸞、張恨水等現代通俗作家在內的許多老作家和袁可嘉等外國文學的翻譯研究者一道，都以不同的方式對中國當代文學傳統資源的相對狹隘提出了質疑和批評10. 第二，在理論方面提出了反對教條主義，提倡現實主義的「廣闊道路論」，提倡文學寫人性，恢複人道主義傳統。圍繞「社會主義現實主義」概念及其內涵，何其芳、秦兆陽、周勃、劉紹棠、陳涌等人都作出了各自的思考，其中秦兆陽的題為《現實主義──廣闊的道路》11一文的影響最大也最有代表性，文章認為在堅持追求生活真實和藝術真實這一現實主義的總原則的前提下，沒有必要再對各種「現實主義」作時代的劃分。這既有蘇聯文學界對這一創作方法修正的國際背景，也反映了中國文學界對5 0年代以來的文藝政策所體現的越來越嚴重的教條主義傾向的質疑和反思。這些思考在對現實主義真實性的強調，對社會現實的積極干預，對文學創作中的主體性的肯定等方面，在某種程度上都是胡風文藝理論的延續和展開。另一方面，錢穀融、巴人、王淑明等人對文學中的人性和人道主義的闡發，又與有關典型、形象思維等問題的討論一起，從另一個角度對文學創作中的教條主義和公式化傾向提出了批評。
第三，出現了一批揭示社會主義社會內部矛盾的創作，這標誌著社會主義文學開始成熟。這部分文學創作主要是由一批年輕的新生代來承擔的。與文藝理論和批評相對應，在文學創作中最能顯示出「雙百方針」的巨大精神力量的是青年作家王蒙、劉賓雁、宗璞、李國文、陸文夫、從維熙等人的小說和流沙河、邵燕祥、公劉等人的詩歌，這是自「五四」以來中國知識分子為民請命的啟蒙主義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