茹志鵑是50年代少數幾個用短篇小說的形式來描寫戰爭的作家之一。短小斧致的結構與細膩獨特的視角渾然而一體，體現出這位女性作家獨有的明朗秀麗風格。這位在1943年參加新四軍部隊文工團的女作家，對戰爭的關懷和理解都別具一格，她似乎並不在意戰場上敵我雙方的進退勝敗，而專註於戰爭中人與人之間的情感碰撞與交流。
短篇小說《百合花》9 寫作於1958年初春，正是「反右」鬥爭的高潮時期，許多作家知識分子都經受了不同程度的打擊，作家本人在當時的時代環境里也感受到一種無形的壓抑，在高度政治化的時代氛圍中，人與人之間的關係也變得緊張起來，相比之下，戰爭硝煙之中的淳樸真摯的人際關係則更加令人懷戀。「戰爭使人不能有長談的機會，但是戰爭卻能使人深交。有時僅幾十分鐘，幾分鐘，甚至只來得及瞥一眼，便一閃而過，然而人與人之間，就在這個一剎那裡，便能夠肝膽相照，生死與共。」10作者的寫作動機是想借對戰爭年代聖潔的人際情感的回憶和讚美，來表達對現實生活的感慨。它顯然是一篇不合時宜的作品，由此它在問世前的曲折遭遇也就可以理解了，當茹志鵑把《百合花》寄給許多刊物時，一再遭到退稿，其理由是「感情陰暗，不能發表」. 這樣幾經周折，終於發表在《延河》雜誌上，後經時任文化部長的茅盾的讚揚，才開始受到評論界的重視。
《百合花》的清淡、精緻、美麗，在五六十年代的戰爭小說中是絕無僅有的，它以戰爭為背景，描寫了部隊一個年輕的通訊員與一個才過門三天的農村新媳婦之間近於聖潔的感情交流。作家的創作目的很明確也很堅定，那就是表現戰爭中令人難忘的、而且只有戰爭中才有的崇高純潔的人際關係，與通過這種關係體現出來的人性美和人情美。因此，作品取材於戰爭生活而不寫戰爭場面，涉及重大題材而不寫重大事件。戰爭的槍林彈雨只是為了烘托小通訊員與新媳婦之間詩意化的「沒有愛情的愛情牧歌」. 通過生活的側面寫生活中的普通人，寫日常生活中的「家務事」、「兒女情」，這是茹志鵑一生為數不多的短篇小說的一個重要特點。《百合花》是她早期作品，雖然寫的是戰爭，卻已經包含了刻畫普通人的感情世界的美學追求。那兩個連名字也沒有的小通訊員和農村新媳婦都是這樣的普通人。在當時提倡寫「英雄人物」的戰爭文化背景下，茹志鵑有意識地不把作品中的主要人物寫成「英雄」，或者說是不把他們當作「英雄人物」來寫，這是與她對「英雄」藝術形象的認識直接相關。在她的眼裡，英雄應該與平常的人是一樣的，戰鬥英雄只有在戰鬥時才是英雄，而在平常的生活中，他們就是平常的人，也會臉紅，也會帶有女孩兒的忸怩姿態，他們所談的也只不過是些家常話。從這個意義上來說，小通訊員也可以說是一位英雄。由於作家避開了戰鬥場面，她就不用去寫他的英雄行為，而只是寫他平常的一面。她還認為，小說中的人物形象必須是能夠站立得起來的藝術形象，然後才談得上是不是「英雄」. 如果把小通訊員當作「英雄」來寫，那就得寫他的英雄事迹，突出他在戰場上勇猛的一面，小說敘事者只能與「英雄」的同行，不斷發現他的優秀品質，也只能成為「唱頌歌、受教育」的機會，而且，按當時審美習慣，作家是不可以讓新媳婦隨便笑話「英雄」的，雖然「英雄」可能有暫時的失敗（如借不到被子），但受到嘲笑卻會有損於「英雄」形象。所以，作家有意迴避對英雄形象的正麵塑造，只是為了堅持自己的美學風格而不受當時流行的創作思潮所左右，這正是茹志鵑的可貴之處。
由於作家擺脫了「英雄」概念的束縛，小說里的主要人物身上的美好情感都得到了自由充分的表現。小說主要刻畫的是小通訊員與新媳婦之間的聖潔感情，但兩者之間穿針引線的是小說敘事人「我」.這篇小說引人注目的敘事特色就是女性視角，即「我」是個有強烈性別意識的角色，一開始就寫在戰爭爆發前，因為「我」是女性，才被團長安排到前沿包紮所，才引出了小通訊員的護送。小通訊員是個剛參軍一年，只有十九歲的農村青年，質樸憨厚、不善言辭，特別怯於與異性的交往。為了突出他的後一特點，作者用較大篇幅描寫了他與「我」和新媳婦兩位女性的關係。在小通訊員送「我」去包紮所的路上，是初步展示小通訊員的性格的重要階段。作者有意地把這段行軍路程安排在白天而不是夜晚，安排在總攻之前而不是炮聲呼嘯的戰鬥之中，使得小通訊員不願與女性接近的個性明顯地暴露出來。在這個過程中，「我」微微有些女性特有的撒嬌，如走不動路啦，主動與小通訊員認老鄉啦，甚至帶有挑釁性地問他娶媳婦沒有等等，表現出一種戰爭年代思想感情開放的新女性特有的「潑辣」，以反襯小通訊員的外表靦腆淳樸和內心蕩漾著對女性的喜悅。小說寫了這麼一個情節：小通訊員完成了任務（護送「我」與借被子）後要回團部，他對這次與女性接觸的經歷充滿興奮和感激。作家這樣寫道：
他精神頓時活潑起來了，向我敬了禮就跑了。走不了幾步，他又想起了什麼，在自己掛包里掏了一陣，摸出兩個饅頭，朝我揚了揚，順手放在路邊石頭上，說：「給你開飯啦！」說完就腳不點地的走了。我走過去拿起那兩個干硬的饅頭，看見他背的槍筒里不知在什麼時候又多了一枝野菊花……
幾乎沒有任何議論和解說，小通訊員的一系列動作和那枝不知何時插在槍筒里的小龔，已經把一種性格的形象活潑潑地表現出來。
新媳婦的出現是在小通訊員的形象初步定型之後，作品通過小通訊員借不到被子引出了新媳婦的形象，並成功地將作品的重心轉移到新媳婦身上。新媳婦的出場十分自然而優美，給人以賞心悅目的快感，正好與結尾時的莊嚴肅穆形成強烈的對比：
門帘一挑，露出一個年輕媳婦來。這媳婦長得很好看，高高的鼻樑，彎彎的眉，額前一溜蓬鬆松的留海。穿的雖是粗布，倒都是新的。我看她頭上已硬撓撓的挽了髻，便大嫂長大嫂短的向她道歉，說剛才這個同志來，說話不好別見怪等等。她聽著，臉扭向裡面，盡咬著嘴唇笑。我說完了，她也不作聲，還是低頭咬著嘴唇，好象忍了一肚子的笑料沒笑完。
新媳婦的性格塑造，是通過她與小通訊員的關係，或者說是以小通訊員的最後犧牲為代價來完成的。起先是代表部隊去向老百姓借被子，小通訊員去了，她不借，而「我」去了，她就借了。讀者完全可以通過對小通訊員已有的了解想像當時兩人初次接觸的「窘狀」. 她心裡覺得委屈了小通訊員，所以當小通訊員接過被子，慌慌張張地把衣服的肩膀處掛了一個口子時，「那新媳婦一面笑著，一面趕忙找針拿線，要給他縫上。通訊員卻高低不肯，挾了被子就走。」只有女性才會對衣服上的破口子那麼敏感，這個口子就永遠地留在了新媳婦心上。因此，當她從眾多的傷員中一眼就看見那個露著的大洞時，立即就變成了另一個人。作品寫道：
我迴轉身看見新媳婦已輕輕移過一盞油燈，解開他的衣服，她剛才那種忸怩羞澀完全消失了，只是莊嚴而虔誠的給他拭著身子，……等我和醫生拿了針葯趕來，新媳婦正側著身子坐在他旁邊。她低著頭，正一針一線在縫他衣肩上那個破洞。醫生聽了通訊員的心臟，默默的站起身說：「不用打針了」. 我過去一摸，果然手都冰冷了。新媳婦卻象什麼也沒看見，什麼也沒聽到，依然拿著針，細細的、密密的縫著那個洞。我實在看不下去了，低聲地說：「不要縫了」. 她卻對我異樣的瞟了一眼，低下頭，還是一針一針的縫。
作者在這裡不厭其煩地反覆渲染小通訊員肩上那個破洞，一步步把新媳婦的感情閘門打開，也一步步把作品推向了高潮。當衛生員讓人抬了一口棺材來，要動手揭掉小通訊員身上那床被子時，新媳婦的感情終於爆發出來。作者用了一連串與新媳婦剛出場時感情色彩截然不同的辭彙：「劈手奪過被子」，「狠狠的瞪了他們一眼」，「氣洶洶的嚷了半句」等，然後，為她心目中的「英雄」蓋上了那條「棗紅底色上灑滿白色百合花的被子」. 作者正是通過這條精心設計和挑選的有著「象徵純潔與感情的花」的被子，最終完成了作者對戰爭中的人性美和人情美的歌贊。
善於運用細節的描寫來表現人物的精神面貌，是這篇小說常為人稱道的藝術特色，但這篇小說在敘事上的特色卻很少被注意到。從結構上說，兩個主人公是被言說者，他們的心理世界是通過敘事者「我」的眼睛看出來或感受到的，所以「我」的作用是很重要的。小說前三分之一是寫「我」眼睛裡的小通訊員形象，中間三分之一還是寫「我」眼中的通訊員和新媳婦，而他們倆唯一的一次單獨接觸則完全被虛寫，讀者並不知道新媳婦對通訊員的真實態度。直到小說的最後三分之一的篇幅里，小通訊員犧牲了，新媳婦的感情才洶湧澎湃地爆發。但讀者讀到這裡並不會感到突兀，似乎只有這樣表現才符合人物的性格邏輯。這種讀者心理上的邏輯，卻是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