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中國當代文學的源流
中國2 0世紀文學是一個開放性的整體，尤其是「五四」新文學運動以來的文學歷程，雖然幾經曲折幾遭摧殘，依然頑強而逼真地表達了中華民族在現代化轉型過程中衝破幾千年傳統的精神桎梏、追求人性的自由解放、國家的民主富強、社會的進步正義以及種種人類永恆的夢想而生髮的豐富複雜的審美心理，同時也頑強而逼真地反映了中國知識分子由古典向現代轉型過程中感應著時代變遷而生髮的對國家命運、個人命運以及廣大人民大眾的命運三者關係的思考、探索和實踐。這是一個沒有終結的集體性的精神運動過程，即使在2 0世紀行將結束的今天，文學的歷程仍將一如既往地跨過世紀之門，向新的未來深入推進下去。一百年的時間在人類歷史上是極為短暫的瞬間，不可能積累太豐富的精神成果，所以，人為的斷代史並不能說明什麼問題。從1949年算起的當代文學史，僅僅是2 0世紀文學的某一階段，這個概念也會隨著「2 0世紀文學」或者廣義的「現代文學」的普遍應用而逐漸淡出學術舞台。但目前僅就這一階段性的文學過程為研究和教學對象，其源流也只能在整個2 0世紀文學的範疇中來加以討論。
早在4 0年代，新文學運動中的左翼人士就已經在理論上探討：「五四」新文學運動的傳統與正在進行中的抗戰所提出的文化要求之間存在著怎樣的關係。著名的「民族形式問題」討論是這種理論要求的集中反映，雖然這場討論表面上是由毛澤東的一段有關「中國作風和中國氣派」的論述1 和向林冰的一篇探討「民族形式」的「中心源泉」的理論文章2 所引起的，但它深層次地反映出「五四」以來的新文學傳統在戰爭的現實要求下日益顯得不相適應的困境。以啟蒙主義為特徵的「五四」文化傳統是一種一元化價值取向的知識分子的運動，知識分子一方面不斷抗爭來自國家權力所支撐的主流意識形態，另一方面又對長期蒙受了封建意識侵蝕的民間大眾採取了啟蒙教育和精神批判的態度，這種「雙刃劍」的功能在以魯迅為代表的「五四」新文學運動的實踐中發揮了輝煌的戰鬥力，並在常識上被認同為新文學傳統的主流。但是，1937年爆發的一場全國規模的民族解放戰爭使這個知識分子的戰鬥傳統受到考驗，由於在戰爭中人民大眾（主要是廣大農民）承擔了最主要的民族解放任務，在幾千年被壓抑的人性中爆發出自我犧牲的「美的極致」（孫犁語），他們不僅不再是知識分子的啟蒙對象反而成了服務的對象，金字塔式的社會文化結構被顛倒了過來。所以，歷史地表現了他們的文化內涵和審美要求的民間文化形態不能不進入知識分子所關注的視野。另外一個相關的文化現象是：由於抗戰而建立起來的統一戰線，使原來相互對峙的知識分子與國家權力之間的關係也變得微妙而複雜起來。當時的中華全國文藝界抗敵協會和以郭沫若為旗幟的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第三廳，名義上都是在國民黨政府管轄的文藝界組織，同時又受到中國共產黨組織的暗中控制和領導，這裡當然是有內在的衝突和鬥爭，但國家和黨派權力正面滲透到文學領域也是不可迴避的事實。這就使戰爭以來的新文學價值結構有了複雜的改變，原來單一的知識分子啟蒙文化取向分成了國家權力意識形態、知識分子的現實戰鬥精神傳統以及大眾的民間文化形態三分天下的格局。這種格局不僅存在於當時的國民黨統治區，也同樣存在於共產黨領導的抗日民主根據地，甚至還存在於日本侵略軍佔領下的淪陷區。因此，從文學史的發展來看，抗戰以後的文化格局出現了新的結構和規範。
企圖對「五四」新文學傳統與抗戰以來新的文化規範之間的關係作出理論整合的，是胡風。這位「五四」新文學傳統最熱烈最自覺的捍衛者，在「民族形式問題」的論戰中敏感到新文學的啟蒙文化傳統與抗戰以來大眾文化形態之間的尖銳衝突以及新文學可能受到的威脅。於是他這樣解釋了新文學的傳統：「文藝大眾化或大眾文藝底內容底這一個發展，匯合著『五四』以來的新的現實主義理論底發展（新現實主義--唯物辯證法的創作方法--社會主義現實主義）和進步的創作活動所累積起來的藝術的認識方法底發展，這三方面底內的關聯就形成了『五四』新文藝底傳統，現實主義的傳統。」3 如果把這三個方面的內涵的順序倒過來說，那就是以魯迅為代表的創作實踐、從蘇聯傳來的社會主義現實主義的理論以及以大眾化運動為中心的革命文學運動，且不討論胡風對新文學傳統的整合是否全面，他在理論上作出的努力，正是想把抗戰以來文學實踐的新的經驗歸納到「五四」新文學傳統中去，來充實和豐富新文學的傳統。胡風強調了以大眾化運動為中心的革命文學運動是進展而不是否定了「五四」的傳統，所謂不是「否定」，即迄今為止的大眾化運動依然是仍然沒有從反帝反封建的民主主義任務中突變出去；所謂的「進展」，是指「五四」新文學由「市民階級」把它的領導權交給了它的繼承者。4 很顯然，胡風雖然以「五四」新文學的傳統的捍衛者自居，但他對「五四」運動是資產階級領導的文化革命這個認識，則是沿襲了自瞿秋白以來所有的共產黨人和左翼人士的一般看法。
就在同一年的年初，毛澤東在《新民主主義論》里卻對「五四」新文學運動作了完全不同於以前共產黨人的高度評價：他稱「五四」為開端的新民主主義文化是「無產階級領導的人民大眾的反帝反封建的文化。」因而「五四」新文化運動也是「在共產主義的文化思想，即共產主義的宇宙觀和社會革命論」領導下的新民主主義的文化運動。這樣一來，抗戰以來共產黨直接參与並建構的新的文化現象，成為「五四」以來的文化邏輯發展的必然結果。他還用熱烈的口吻高度讚揚了魯迅，把魯迅為象徵的3 0年代左翼文藝運動概括為「圍剿」與「反圍剿」的鬥爭，5 魯迅當年確實用過「圍剿」兩字，那是用來戲擬2 0年代末「革命文學」論爭中創造社等對他的批判攻擊的，現在毛澤東把這個詞與當時發生在江西蘇區的軍事行動聯繫起來，將魯迅為旗幟的左翼文學運動納入了整個革命鬥爭事業的範圍中，很自然地引申出了朱總司令和魯總司令的兩支軍隊的說法。6 毛澤東雖然站在比胡風高得多的政治起點和理論起點上總結了「五四」新文學傳統，並且也把它與抗戰以來的新的文化規範統一起來，但他的結論與胡風的結論是不同的。面對戰爭，胡風強調了文學運動必須帶了「新文藝底傳統」走進「戰爭所顯示的生活密林」，如果沒有了這個傳統，「文藝運動對戰爭的服務就弄到手無寸鐵」。7而毛澤東則是站在戰爭所要求的立場上，更強調的是如何把文學運動改造成文化軍隊的現實需要。在幾年後發表的《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中，毛澤東一系列文藝思想及其論述的出發點，起於其《引言》部分，即關於兩條戰線和兩支軍隊的論述。8 為了達到這個需要，毛澤東對新文化的主要體現者知識分子的小資產階級屬性和歐化的文學表現樣式，逐一地進行了批判。9 他否定了「五四」新文化的一個重要標準--西方文化模式，建立起另一個標準--中國大眾（主要是中國農民）的需要。他強調知識分子唯有背叛自己的教養，深入到工農大眾中去改造思想、脫胎換骨，才有可能適應新的文化規範。他為知識分子指出了兩條途徑：一、無條件地向工農兵大眾學習，為工農兵服務，以大眾的思想要求和審美愛好作為自己的工作目標；二、無條件投入戰爭，一切為戰爭的勝利服務，也就是一切都圍繞著特定歷史時期的政治鬥爭和路線方針政策服務。可以看得出，這兩個要求都鮮明地烙上了戰時文化的特殊印記。
很顯然，由於戰爭的規模與深刻性，「五四」以來的新文化逐漸改變了前一階段以啟蒙為主要特徵的規範，並在實踐中逐漸形成新的以戰爭為主要特徵的規範。毛澤東在這一時期發表的《新民主主義論》、《矛盾論》、《實踐論》、《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等著作，從政治、哲學、文化等各個方面對這一新的文化規範做了深刻而完整的論述，並且從這一現實出發提出了革命的目標和任務。從文學史的發展來看，戰爭文化規範的建立雖然與「五四」新文化傳統有著某些繼承和發展的關係，但它畢竟不是啟蒙文化必然的邏輯結果，而是戰爭外力的粗暴侵襲的產物，所以，它不能不與前一文化規範發生價值觀念上的衝突。毛澤東在《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中對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所作的嚴厲批評，不能不是這種文化衝突的反映。因此，自戰爭開始，中國文學史的發展過程實際上形成了兩種傳統：「五四」新文學的啟蒙文化傳統和抗戰以來的戰爭文化傳統。毛澤東的文藝思想及其影響下的抗日民主根據地和後來的解放區文藝運動，正是來自於戰爭的偉大實踐。我們在討論1949年以後的當代文學的源流時，不能不注意到兩種文學傳統的影響。它們有時是以互相補充或者比較一致的方式、有時則以互相衝突以致取代的方式來影響當代文學，這就構成了當代文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