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國女作家弗吉尼亞·伍爾夫（1882—1941）是「意識流」小說的代表作家，又是一位非常重要的西方文學評論家。她是《泰晤士報文學副刊》和《大西洋月刊》等英美重要報刊的特約撰稿者，她一生中共發表過三百五十餘篇書評和論文。她的評論範圍極其廣闊，包括散文、小說、傳記、書信、詩歌和論著。她的評論所涉及的作家，從古希臘的埃斯庫羅斯直到二十世紀的辛克萊·劉易斯，包括英、美、法、俄等國各種流派的重要作家。要在有限的篇幅之中，把如此廣博的一位評論家的理論概貌勾勒出來，是相當困難的。伍爾夫的評論以小說為主要對象，因此，本文僅涉及她的小說理論。本文採用述評的方法，首先引述伍爾夫的原文，讓讀者直接了解她的主要觀點和批評方法，然後再加以分析、評價。
一、時代變遷論
伍爾夫的文學評論活動的主要階段，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後。戰爭不僅消滅了千百萬人的軀體，而且戕害了億萬人的心靈。傳統的道德觀念和理性哲學也被炮火轟得粉碎，它們已不復是人們的精神支柱。大戰之後，隨之而來的是十月革命的勝利，一九一八至一九二三年各國工人運動的高潮，以及一九二九至一九三三年空前嚴重的經濟危機，使整個資本主義世界處於風雨飄搖之中。因此，伍爾夫說：「我們顯然處於這樣一個時代：我們不是牢牢地固定在我們的立足之處；事物在我們的周圍變遷；我們本身也在變動。」
時代在變化，人們的生活也在變化。往昔那種田園詩一般的生活方式，早已消失了。另一方面，人們在這物質文明的囚籠中，過著動蕩不安的生活：「那長長的磚石砌成的大街，被分割成一幢幢盒子一般的房屋，每幢屋子裡住著一位不同的人，他在門上裝了鎖、在窗上安了插銷，來獲得清靜獨處不受干擾的某種保證；然而，他頭頂上方的天線、那穿越屋頂的音波，卻大聲告訴他關於在全世界發生的戰爭、謀殺、罷工和革命的消息，……。」（《狹窄的藝術之橋》）
伍爾夫認為，時代變了，生活變了，人們的感覺自然也相應地發生變化，產生了一種深刻的危機感、厭惡感、隔絕感和懷疑感。
伍爾夫在她的日記中寫道：「為什麼生活如此像萬丈深淵之上的一條小徑？」（《一位作家的日記》第27頁）她感覺到她的世界是在一個無底深淵之上危險地維持著平衡。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後，這種對於變化無常的人生毫無把握的危機感，幾乎成了西方社會中人們帶有普遍性的感受。
在西方的現代化城市中，到處是高樓大廈，五花八門的商品廣告和家用電器。人們貪得無厭地追求物質享受，並且以這種追求來取代高尚的精神生活。伍爾夫在《論美國小說》這篇文章中，流露出她對於這種「物質主義」的厭惡。
西方人一般認為，兩代人之間總是存在著某種隔閡，他們稱之為「代溝」（geiob gap）。但是，在伍爾夫看來，現代人所面臨的，不是一般意義的「代溝」，而是與先輩割斷聯繫的一種「隔絕感」。伍爾夫寫道：「我們被乾脆地割斷了與我們先輩的聯繫。稍微變動了一下衡量的尺度——許多世代以來被放在一定位置的一大堆東西，就突然墜落了——已經徹頭徹尾地震動了那個組織結構，使我們和過去疏遠了，……每天我們都會發現自己在做著、說著、想著對我們的父輩說來是不可能的事情。」（《對於現代文學的印象》）
因此，伍爾夫認為，現代人對於過去的一切都表示懷疑：「似乎現代人的心靈總是想要驗證核實它的各種情緒，它已經喪失了單純地按照事物的本來面貌來接受事物的能力。毫無疑問，這種懷疑和驗證的精神已經使靈魂更新、節奏加速。現代作品中有一種坦率真誠的品質，如果說它不是非常可愛的，它卻是有益的。」（《對於現代文學的印象》）
國內外不少評論家都引述過這句話：「大約在一九一〇年十二月左右，人性改變了。」他們往往把伍爾夫所說的人性的改變與後印象派的畫展聯繫起來。但是，與其說伍爾夫所說的人性改變是指後印象派藝術的影響，還不如說她是指一種更為一般化的傾向，指人與人之間的關係和其他關係的變化，因為，在她的論文中說得很清楚：「人與人之間的一切關係——主僕、夫婦、父子之間的關係——都已經發生了變化。而人與人之間的關係一旦發生了變化，信仰、行為、政治和文學也隨之而發生變化。」（《貝內特先生與布朗夫人》）
伍爾夫為什麼要把變化發生的時間規定為一九一〇年左右呢？我們可以從這篇論文的草稿中找到線索。在未曾發表過的「僧舍手稿」 中，伍爾夫明確地把這種人與人之間關係的變化歸諸於弗洛伊德的觀念：「如果你閱讀弗洛伊德的著作，在十分鐘之內，你就會了解到一些事實……或者至少是一些可能性……而我們的父母沒有可能自己猜測到這些〔關於他們的同胞之各種雄心和動機的情況〕。」
弗洛伊德用人性惡的觀點來觀察人類社會，認為「黑暗、冷酷和醜惡的力量決定著人的命運」。殘酷的戰爭揭示了人性中的醜惡成分，使伍爾夫接受了弗洛伊德的影響，認為這世界不復是美麗的花園。她說：「羅曼史被扼殺了，」「人們看上去是如此醜惡——德國人、英國人、法國人——如此愚蠢。」（《一間自己的房間》）
在弗洛伊德影響之下，現代西方人對於人性的認識複雜化了。弗洛伊德把人的意識結構分為三個層次，處於最上層的清醒的意識，不過是浮現於水面之上的冰山頂端，而淹沒於水面之下的絕大部分，是屬於潛意識本能慾望的黑暗王國。伍爾夫驚呼道：「大自然讓與人的主要本質迥然相異的本能慾望偷偷地爬了進來，結果我們成了變化多端、雜色斑駁的大雜燴……」
人性複雜化了，自我當然也就複雜化了。伍爾夫認為，我們在任何特定場合所顯示的那唯一的身份，可能「並非真實的自我」，它不過是我們「為了方便起見」，把「我們的多樣化的自我雜亂無章的各個平面」湊合到一起罷了。（《文選》 第四卷第161頁）她顯然是把生活和自我都看作變化不已、流動不居、互相矛盾的複雜現象。
伍爾夫在《論婦女與小說》和《斜塔》等論文中，都指出了藝術家需要安靜舒適的環境與紮實的教育。一九一四年之後，藝術家的處境也發生了變化，中上階層及其教育機構的象牙之塔，「不再是穩固的塔」，而成了「傾斜的塔」。作家們在動蕩的生活和戰爭的威脅之中掙扎著寫作，他們顧影自憐，並且把他們的怒火轉向這不合理的社會。（《文選》第二卷第116—117頁）
伍爾夫認為，現代人的審美感覺也和以前不同了。她對此作了形象化的描述：「在一個春天的夜晚，皓月當空，夜鶯歡唱，低垂的楊柳在河面上飄拂。然而，就在這時，一個殘廢的老婦，在一條鋼鐵的長凳上挑揀她油污滑膩的破爛碎布。她和春天一起進入了他的心靈；他們互相交錯，……。但是，當濟慈聽到夜鶯的歌聲之時，他所感到的情緒是完整統一的……。現在詩人提到夜鶯，就說它『對著骯髒的耳朵唧唧地聒噪不休』。在我們現代之美旁邊啁啾的夜鶯，是對於美感嗤之以鼻的某種嘲弄的精靈；它把鏡子翻轉來，向我們顯示美神的另外一邊臉頰是深陷的、破了相的。」（《狹窄的藝術之橋》）
在伍爾夫看來，上述各種變化必然導致人們去考慮：在現代西方社會中，原封不動地使用傳統的藝術形式是否恰當。她認為，過去的藝術形式不能包涵當前的現實，「正如一片玫瑰花瓣不足以包裹粗糙巨大的岩石。」（《狹窄的藝術之橋》）因此，伍爾夫說：「要是時代的印記還有任何價值的話，人們正在感覺到作出新的發展的必要性。肯定無疑，有一批分散在英國、法國和美國各地的作家，他們正在試圖從那個已經使他們感到厭倦的老框框中解放出來」。而伍爾夫所指的這批作家，正是西方現代主義的先驅。
二、主觀真實論
伍爾夫還認為，真實是客觀的。但是，不同的人對於同樣的客觀真實的感受和看法，卻又各不相同。換言之，人們的真實感隨著時代環境的變遷和立場觀點的差異而有所不同。伍爾夫十分強調人們對於真實性的不同看法：「一個人物可能對於貝內特先生說來是真實的，而對我說來又是相當不真實的。……再也沒有什麼事情，像人們對於人物的真實性的看法那麼截然不同的了，對於現代作品中的人物，則尤其如此。」（《貝內特先生與布朗夫人》）
所有的作家都受到他們的環境的影響，他們在構成他們的世界的各種準則和價值的範圍之內工作，並且據此決定他們的創作態度。伍爾夫在她的特定環境中所主張的真實，是二十世紀初期一位西方現代作家心目中的真實，是在硝煙瀰漫的氣氛中所感受到的真實，是在炸彈的火光照明之下所看到的真實。這種真實帶有鮮明強烈的時代烙印，它的具體表現，就是一種追求人物的內心真實的傾向。
伍爾夫是一位極度敏感而神經脆弱的知識分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