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對我說來是很可能的，或者說是稱心合意的事情：我也許是這個房間里唯一曾經寫過，試圖要寫，或者沒有寫成一部小說的傻瓜。當我問自己——因為你們邀請我來給你們講現代小說，這就促使我向自己提出問題——是什麼精靈鬼怪在我身旁絮絮耳語，慫恿我走上了那條絕路，於是一個小小的人影兒（一個男人或女人的身影）在我面前站了起來，她對我說：「我姓布朗。如果您有本事，就來抓住我吧。」
大部分小說家都有過同樣的經歷。某一位布朗·史密斯或瓊斯來到他們面前，以世界上最誘惑人、最富於魅力的方式說道：「如果您有本事，就來抓住我吧。」於是，追隨這簇閃爍的鬼火，他們踉踉蹌蹌地前進，寫出了一部又一部作品，在這場追逐中消磨了他們一生中最寶貴的歲月，而他們大多數幾乎沒有得到什麼報償。只有少數人抓住了這個魔影；多數人不得不滿足於扯到一片衣服或一綹頭髮。
男女作家們之所以會去寫小說，是因為他們受到了誘惑，要把這盤據在他們心頭的人物形象塑造出來；我的這種信念，得到了阿諾德·貝內特先生的認可。他在一篇我將要引用的文章中寫道：「優秀小說的基礎就是人物塑造，此外再也沒有什麼別的東西……。風格是有價值的；情節是有價值的；觀點的新穎獨創是有價值的，但是，它們中間沒有一項像塑造令人信服的人物那樣有價值。如果人物是真實的，那部小說將會有一個生存的機會；如果人物是不真實的，那部小說的命運必將是湮沒無聞……。」他進一步得出結論：在目前，我們沒有第一流的、舉足輕重的青年小說家，因為他們沒有能力塑造出栩栩如生、真實可信的人物形象。
這些就是我要在今天晚上大膽地而不是審慎地加以討論的問題。我要弄清楚，當我們提起小說中的「人物」之時，我們是指什麼而言；我要就貝內特先生所提出的真實性問題發表一些見解；而且我要為青年小說家在塑造人物方面的失敗找出一些理由，如果他們確實像貝內特先生所斷言的那樣失敗了的話。我很清楚地意識到，這將會使我作出一些非常概括而又十分模糊的論斷。因為，這是一個極其棘手的問題。請想一想，我們對於人物懂得多麼少——對於藝術我們又是多麼無知。但是，為了在我開始論述之前把情況澄清一下，我建議我們把愛德華時代 和喬治時代 的作家分成兩個陣營；我要把威爾斯先生，貝內特先生和高爾斯華綏先生稱為愛德華時代的作家，把福斯特先生，勞倫斯先生，斯特雷奇先生 ，喬伊斯先生和艾略特先生 稱為喬治時代的作家。如果我是帶著令人難以忍受的自負態度，用第一人稱來講話，我要請求你們原諒。我並不想把孤陋寡聞、誤入歧途的個人的意見，當作是全世界普遍的見解。
我的第一個論斷，我想你們都是會同意的——那就是，這個房間里的每一個人，都是一位人物性格的評判員。真的，要不是從事於「性格判斷」 並且對於這門藝術有一點技巧的話，你要無災無難太太平平地活上一年，那是不可能的。我們的婚姻、我們的友誼皆有賴於此；我們的事業大部分有賴於此；日常生活中發生的許多問題，只有依靠它的幫助，才能獲得解決。現在我將冒昧提出第二個論斷，也許它更可爭議，那就是在一九一〇年十二月，或者大約在這個時候，人性改變了。
我並不是說，我們走了出去，也許是走到花園裡去，在那兒看到一朵玫瑰開了花，或者一隻母雞下了蛋。我所說的那種變化，並不像這樣突然而明確。但是，無論如何，總是有了一種變化；既然免不了要任意劃個界線，那就讓我們把這變化發生的日期定在一九一〇年吧。這種變化的最初跡象，記載於塞繆爾·勃特勒 的作品之中，特別是他的小說《眾生之路》中；蕭伯納的戲劇繼續記載了這種變化。在生活中，我們也可以看到這種變化。如果我可以用一個家常的例證來說明這個問題的話，我要說，我們可以在我們廚師的性格中看到這種變化。維多利亞時代 的廚師好比生活在深水中的怪獸，他是威嚴的，沉默的，形象模糊的，不可捉摸的；喬治時代的廚師是在陽光和新鮮空氣中生活的生物，他在我們的客廳里走進走出，一會兒來借一份《每日先驅報》，一會兒來向你徵求意見，問問他該買頂什麼樣的帽子。你們還需要更加嚴肅的例證來說明人類的變化能力么？你們就去閱讀一下《阿加曼農》 ，並且看看，隨著時間的推移，你們的同情心是否完全跑到克莉泰門斯特拉 那一邊；或者去考慮一下卡萊爾夫婦的婚姻生活，你們不禁要嘆惜那可怕的家庭傳統使他們虛度年華，徒勞無益，那種傳統似乎要使一位天才的婦女把她的時間都用來捉捉臭蟲、擦洗鍋勺，而不是去著書立說。人與人之間的一切關係——主僕、夫婦、父子之間的關係——都已經發生了變化。而人與人之間的關係一旦發生了變化，信仰、行為、政治和文學也隨之而發生變化。讓我們大家同意，把這些變化之一的發生時間，規定於一九一〇年左右吧。
我剛才已經說過，人們如果要沒災沒病地活上一年，他們就不得不具備判斷人物性格的技巧。然而，這是年輕一代的藝術。中年人和老年人使用這門藝術，大部分只是為了功利的目的，他們很少在判斷分析人物性格的藝術中建立友誼和進行其他的嘗試與實驗。然而，小說家和其他人不同，因為，在他們出於功利的目的對於人物已經有了足夠的了解之後，他們仍然不停地對於人物性格感到興趣。他們更進一步，他們覺得人物性格本身就具有某種永遠能引起人們興趣的東西。當所有的人生實際事務都已經履行完畢之後，還有某種與人物有關的因素，對他們說來，似乎仍舊是極其重要的，儘管它和他們的幸福、舒適或收入毫無關係。對他們說來，對於人物性格的分析研究，已經成為一種全神貫注的追求；他們賦予人物性格一種令人擺脫不了的魔力。我覺得這一點很難解釋：當小說家提到人物性格之時，他們的意思是指什麼？那個常常如此有力地促使他們在創作中體現他們觀點的動機，又是什麼？
因此，如果你們允許的話，我將用一個簡單的故事來代替分析和抽象的論述，無論這個故事多麼不得要領、毫無意義，它的優點是具有真實性。它涉及一次由李奇蒙德 到滑鐵盧 的旅行。我希望，我可以通過這個故事來向你們表明，我所說的人物性格本身是什麼意思；我希望，你們會理解它可能具有的不同面貌，以及當你們試圖用文字來加以描述之時，你們所直接面臨的可怕危險。
在幾星期前的一個晚上，我去乘火車，因為我遲到了，我就跳進了我所遇到的第一節車廂。當我坐下之時，我就有一種奇異的不安之感：我打斷了已經坐在那兒的兩個人之間的談話。並不是因為他們是年輕的或者幸福的一對。遠遠不是如此。他們倆年齡都不小了，那個女的六十多歲，那個男的也年近半百。他們倆面對面坐著，那個男人，從他的態度和他臉上的血色來判斷，他剛才一直是身子向前、伸著脖子、用強調的語氣在說話，現在他往後一靠，閉口不說了。顯然，我打擾了他，使他感到不快。可是，那位老太太，我將稱她為布朗夫人，似乎大大地鬆了一口氣。她是一位乾淨的、穿著絨毛磨光露出線紋的舊衣服的老太太，每一個衣鈕和褡襟都緊緊地扣著，每一個破綻都打上了補釘並用刷子刷凈，她的極端整潔比襤褸污穢的衣衫更容易使人看出她極端的貧困。她身上有一副窘困的模樣——一種苦惱、憂慮的表情，而且，她的身材極其瘦小。她的雙腳，穿著清潔的小皮靴，幾乎觸不到地板。我覺得，沒有人在贍養她；凡事都得由她自己作出決定；好多年以前，她被遺棄了或者成了寡婦，過著一種憂愁的、受折磨的生活，把她的獨生子扶養成人，也許說不定他現在也開始墮落了。當我坐下時，這一切在我的頭腦中一閃而過；同時，就像大多數人一樣，我和別的旅客同行感到不舒服，除非我為了某種原因早就知道他們的來龍去脈。然後，我注視那個男人。我覺得他肯定不是布朗夫人的親屬；他屬於一種更加強壯、結實而比較粗俗的類型。我猜想他是一位商人，很可能是一位可尊敬的北方穀物商人；他穿著質地優良的藍色嗶嘰服，口袋裡帶著小刀和絲手帕，還有一隻結實的旅行皮包。然而，他顯然有一件不愉快的事情要和布朗夫人解決；這是一個秘密，也許不是一樁光明正大的交易，他們不想當著我的面討論。
「對，克洛夫一家在雇僕人方面運氣很不好，」史密斯先生（我將這樣稱呼他）一邊考慮一邊說；為了維持外表的平靜，他重新回過來談先前的話題。
「啊，可憐的人們，」布朗夫人有點屈辱地說，「我的祖母有一個女僕，她來的時候才十五歲，她一直待到八十歲。」（她用一種感情受到傷害和挑釁的驕傲口吻說話，也許是為了給我們倆留下強烈的印象。）
「現在人們可不常遇到這樣的事情了，」史密斯先生用和解的語調說道。
於是他們沉默了。
「他們不在那兒搞個高爾夫俱樂部，那可真怪——我本來以為，那些年輕人中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