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一個現代人幾乎不會不對這個事實感到震驚，那就是坐在同一張桌子兩邊的兩位評論家竟會同時對同一本書發表完全不同的意見。在右邊的那位，把它稱為英語散文的傑作；與此同時，在左邊的那位，卻把它看作一堆廢紙，如果爐火未熄的話，應該付諸丙丁。然而，對於彌爾頓和濟慈，這兩位評論家卻意見一致。他們表現出一種敏銳的感受能力，而且毫無疑問具有真正的熱情。只是當他們討論當代作家的作品之時，他們才會不可避免地發生衝突。這本發生爭議的書，大約出版於兩個月前，它既是對於英國文學的一項持久貢獻，又是矯揉造作、平庸無奇的大雜燴。這就說明了他們為何意見分歧。
這是一種奇特的說明。就讀者而論，他希望在現代文學的一片混亂之中得到判明形勢的指南針；對作家而言，他很自然地渴望知道，他幾乎完全在黑暗之中承受了無限痛苦創作出來的作品，究竟是永遠和英國文學中那些固定的發光體 交相輝映呢，還是恰好相反，只是撲滅了那火花。而這種說明，使讀者和作家雙方同樣不知所措。但是，如果我們站在讀者這一邊，並且首先探究他所處的困境，我們很快就會豁然開朗，不再迷惑。同樣的情況，在以往早已經常發生。自從羅伯特·埃爾斯米厄（或許是斯蒂芬·菲力浦斯） 不知怎麼散播了那種氣氛之後，我們就聽到博學之士平均每年兩次——在春季和秋季——對於新的方法爭論不休而一致同意舊的方法；在成人中間，對於這些書籍也有同樣的分歧意見。如果發生下述情況，那就更加不可思議，更加令人惶惑，那就是說，如果出乎意外，桌子兩邊的兩位先生竟然意見一致，把子虛烏有先生的書稱為無可懷疑的傑作，這就使我們作出決定，究竟是否應該花費十先令六便士的代價來支持他們的評判。 他們兩位都是著名的評論家，他們在此不謀而合的意見，將會一絲不苟地化為一行行嚴肅的頌詞，來提高英美文學的尊嚴。
那麼，必定是某種天生的譏諷嘲弄，以及對於當代天才的某種胸襟狹窄的不信任感，使我們在那番評論繼續進行之時自動地作出決定，即不論他們是否會意見一致——看來他們毫無此種跡象——為了各種現代的熱情爭辯而付出半個幾尼 的代價，實在是太浪費了，一張圖書館借書卡，就可以在這種場合很適當地滿足我們的需要。然而那個疑問依然存在，讓我們大膽地把它提交評論家們本人去考慮吧。一位讀者在對於死者的崇敬方面，決不亞於任何人，但是他被一種疑慮所折磨，認為對於死者的崇敬是必不可少地和對於生者 的理解緊密聯繫在一起的。對於這樣的一位讀者來說，難道現在就沒人來充當他的指導了嗎？在迅速地考察了一番之後，兩位評論家都一致同意：不幸得很，現在沒有這樣的人物。因為，就新近的作品而論，他們自己的評論又有什麼價值呢？肯定還不值十先令六便士。接下去他們從自己經驗的倉庫中取出了過去所犯錯誤的可怕例子；批判的失誤如果不是針對活人而是針對死者，就會叫他們丟了飯碗，並且危及他們的聲譽。他們所能提供的唯一忠告，就是要尊重個人自己的本能，要無畏地順從本能，不要把本能屈從現在活著的評論家或書評家，而要一再閱讀過去的傑作，來檢驗自己的本能正確與否。
我們一邊謙遜地感謝這些評論家，一邊不禁會反省，覺得情況並非總是如此。我們應該相信，從前一度曾經有過一種規範、一種準則，它用我們現在所不知道的方式，控制著一個偉大的讀者共和國。這並不是說，那些偉大的評論家——屈萊頓、約翰遜、柯勒律治和阿諾德 ——是他們當代作品的無懈可擊的評判者，他們的判斷給作品打上了不可磨滅的印記，並且免除了讀者自己來判斷估價的麻煩。這些大人物對於他們同時代作家的評論之失誤，已盡人皆知，在此簡直不值再提。但是，僅僅是他們的存在這一事實，就有一種集中的影響。我們這樣假設可不是幻想，那就是說，僅僅是那種影響，就足以控制晚餐桌上的各種不同意見，並且給關於剛出版的某部作品的漫談提出我們正在尋求的權威性意見。不同的學派會像過去一樣熱烈地爭論，但是，在每位讀者的思想背後會意識到：至少有一個人在密切地注視著文學的主要準則，如果你把當前某種奇特的作品拿到他面前，他就會把它和永久性聯繫起來考慮，並且利用他自己的權威，把它局限於一陣陣對立的讚揚和指責聲中。 但是，說到要造就一位評論家，大自然必須慷慨而社會必須成熟。現代世界中四處分散的餐桌，構成當代社會的各種潮流的追逐和渦流，只有一位無比雄偉的巨人，才能夠主宰它。我們有權盼望的那位高大的人物，現在又在何處？我們有書評家，但是沒有評論家；我們有一百萬工作勝任、廉潔奉公的警察，但是我們沒有一位法官。有鑒賞力、有學問、有能力的人們，一直在給年輕人講演，並且讚揚已經死去的人。但是，他們能幹而勤奮的筆墨所導致的結果，往往是把活生生的文學肌體風乾成為一具小小的骨骼。屈萊頓有他那種直截了當的魄力，濟慈有他的優美自然的風格和深刻的洞察力與明智，福樓拜有他的狂熱信念的無窮力量，尤其是柯勒律治，他在頭腦里醞釀完整的詩篇，並且不時發出一種深刻的概括性評述，這些評述是在閱讀時心靈所激發的火花，它們好像就是那作品的靈魂本身——像上述這種評論家，我們現在無處可尋。
對於這一切，那些評論家們也慷慨地一致表示同意。他們說，一位偉大的評論家是最為罕見的人物。然而，要是有一位偉大的評論家奇蹟般地出現了，我們應該如何來維持他的生活，應該拿什麼來供養他呢？偉大的評論家，如果他們自己不是大詩人的話，是從時代的揮霍浪費中孵化繁殖出來的。（文學評論）要為某一位大人物辯護，要建立或者毀滅某個學派。但是，我們的時代已經瀕臨貧乏的邊緣。沒有一個姓名能夠鶴立雞群。沒有一位老師傅的工場，可以使年輕人在那兒當學徒而引以為榮。哈代老先生早已退出了競技場，康拉德先生的天才之中有一些異國情調，這使他不能像一位令人欽佩的光榮的偶像那樣來發揮影響，而是使他和大家疏遠隔離。至於其他人，雖然他們人數眾多、精力充沛、正處於創作能力的高潮，但其中沒有什麼人能夠嚴肅地影響他的同時代人，或者能夠透過當前的現實來洞察我們樂意稱之為不朽的那個不遠的將來。如果我們以一個世紀作為我們的試驗期限，來問一問，英國在這些日子裡產生的作品中，有多少到了那時還能存在，我們將不得不回答說，我們不僅不可能一致同意某一本書會長存不朽，而且我們十分懷疑是否會有這樣一本書。這是一個支離破碎的年代。有幾節詩，幾頁書，這兒一章那兒一篇，這部小說的開端和那部小說的結尾，堪與任何時代或任何作家的最佳作品相媲美。但是，我們是否能夠拿著一堆鬆散的篇頁，到我們的子孫後代那兒去，或者去要求那時的讀者，要他們面對著整個文學遺產，來把我們的小小的珍珠從我們的一大堆垃圾中篩選出來？這就是評論家可以合法地向他們同桌的夥伴——小說家和詩人——提出來的問題。
起初，悲觀主義的分量似乎足以壓倒一切反對意見。不錯，我們重申，這是一個荒蕪的年代。有許多理由可以為它的貧乏辯解；然而，坦率地說，如果我們以本世紀和另一個世紀相比較，那對比似乎是壓倒一切地對我們不利。《威佛萊》、《遠遊》、《忽必烈汗》、《唐璜》、《哈茲列特散文集》、《傲慢與偏見》、《赫坡里昂》和《解放了的普羅米修斯》都出版於一八〇〇至一八二一年之間 。我們的世紀並不缺乏艱苦的努力；然而，如果我們要求的是文學傑作，從表面上看來，抱悲觀主義的人們是對的。似乎在一個天才的時代之後，接踵而至的必然是一個竭力掙扎的時代：人們通過純潔而艱苦的工作，來表達騷亂而越軌的思想。當然，一切榮譽都應歸於那些犧牲了個人的不朽來把那幢房屋整理得井然有序的人們。但是，如果我們要的是文學傑作，我們到何處去尋求呢？我們可能覺得有一點兒當代詩歌將會倖存；它們是葉芝先生 、台維斯先生 和德·拉·邁厄先生 的幾首詩。當然，勞倫斯先生有時是偉大的，但是在更多的場合，他遠非如此。比爾博姆先生在他本人創作方式的範圍之內是完美的，但這不是一種偉大的方式。《遙遠的地方和往昔的歲月》 中的一些片段，毫無疑問將會永久地遺留後世。《尤利西斯》是一場令人難忘的突然劇變——無限地大膽，可怕的災難。於是，我們挑挑揀揀，一會兒選這，一會兒選那，把選中的作品高舉起來給人看，聽到人們為它辯護或嘲笑它，而最後我們不得不接受這個反對意見，那就是說，即使如此，我們也不過是同意了批評家的意見，認為這是一個不能作出持久努力的年代，一個斷簡零篇紛然雜陳的年代，不能嚴肅地和前面一個時代相比。
但是，正當這種意見到處流行，而我們也對它的權威性表示附和的時候，我們有時會極其敏銳地意識到，我們對自己所說的話一個字也不相信。我們重申，這是一個荒蕪貧瘠、精疲力竭的年代；我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