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本文的標題可以有兩種理解：它可以是指婦女與她們所寫的小說；它也可以是指婦女和關於婦女的小說。作者故意含糊其詞、模稜兩可，因為，和作為作家的婦女們打交道，最好還是儘可能地富有彈性；很有必要給自己留有充分的餘地，以便探討除了她們的作品之外的其他事情，因為，作品在相當程度上受到與藝術毫不相干的環境條件的影響。
對婦女的寫作最表面化地調查研究一番，立即會引起一連串的問題。我們馬上要問：為什麼在十八世紀之前，沒有婦女持續不斷地寫作？為什麼到了十八世紀，她們幾乎像男子一般習慣於寫作，而且在寫作的過程中接二連三地創造了一些英國小說的經典之作？為什麼她們的藝術創作在那時候——並且在某種程度上說，目前依然如此——要採取小說的形式？
只要稍加思索，我們即可明白：我們所提的問題，只有以更多的虛構 來作為解答。這答案目前被鎖在古老的日記本中，被塞在陳舊的抽屜里，有一半被湮沒遺忘在老年人的記憶之中。這答案要到那些地位低微的無名之輩的生活中去尋找——要到那些幾乎沒有燈光的歷史的長廊中去尋找，在那兒，幽暗朦朧地、忽隱忽現地，可以看見世世代代婦女們的形象。因為，關於婦女的情況，人們所知甚微。英國的歷史是男性的歷史，不是女性的歷史。關於我們的父輩，我們總能知道一些事實、一些特徵。他們曾經是士兵或者水手；他們曾經使用過這個辦公室或者制訂過那條法律。但是，關於我們的母親、祖母、曾祖母，又留下了一些什麼印象呢？除了某種傳統之外，一無所有。她們有一位是美麗的；有一位頭髮是紅色的；有一位曾被王后親吻過。除了她們的姓名、結婚日期和子女數目之外，我們一無所知。
因此，如果我們想要知道，為何在特定的時期婦女要干此事或那事，為何她們有時什麼也不寫，為何她們有時又寫出了不朽傑作，這是極端難以解答的。不論何人，要是他在故紙堆中搜索，要是他把歷史翻轉來構成一幅莎士比亞時代、彌爾頓 時代和約翰遜時代普通婦女日常生活的寫照，那麼他不僅會寫出一本驚人有趣的書，而且將向批評家提供一件他們目前所缺乏的武器。非凡的婦女之產生有賴於普通的婦女。只有當我們知道了一般婦女的平均生活條件——她子女的數目，是否有自己的錢財，是否有個人的房間，是否幫助贍養家庭，是否僱用僕人，是否承擔部分家務勞動——只有當我們能夠估計普通婦女可能有的生活方式與生活經驗之時，我們才能說明，那非凡的婦女，以一位作家而論，究竟是成功還是失敗。
奇怪的、沉默的空白階段，似乎分隔了歷史上各個活躍時期。在公元前六百年，莎福 和一小群婦女，在一個希臘的島嶼上寫詩。後來她們沉默了。大約在公元1000年左右，有一位宮廷命婦紫式部 ，在日本寫了一部優美的長篇小說。但是在十六世紀的英國，當戲劇家和詩人極為活躍之際，婦女們卻保持沉默。伊麗莎白時代 的文學，是男性唯我獨尊的文學。後來，在十八世紀末、十九世紀初，我們發現，婦女又在寫作了——這一回是在英國——創作極其繁榮，並且大獲成功。
這些沉默與發言奇異地交替間歇，當然大部分是由於法律和風俗習慣的關係。在十五世紀，當一位婦女違抗父母之命，拒絕嫁給他們為她選定的配偶之時，她很可能會挨打，並且在房間里被拖來摔去，那種精神上的氣氛，是不利於藝術品的創作的。在斯圖亞特王朝 統治期間，婦女本人未表示同意就被嫁給一個男人，他從此「至少在法律和習俗許可的範圍之內」成了她的夫君和主宰，可能她幾乎沒有什麼時間來寫作，而她得到的鼓勵也就更加微乎其微了。我們現在生活在精神分析學 的世紀，開始理解環境的巨大影響和它對於心靈的啟示。而且，藉助於記憶與文字，我們開始理解：要創作一件藝術品，需要多麼不尋常的努力；而藝術家的心靈，又要求怎樣的保護和支持。像濟慈 、卡萊爾 和福樓拜 這些男作家的生活與文學，為我們證實了上述那些事實。
因此，情況很清楚，在十九世紀的英國異乎尋常地湧現出來的大批小說，其先驅徵兆，必然是法律、風俗、習慣諸方面無數細微的變化。十九世紀的婦女有了一點閑暇；她們受了一些教育。自己挑選她們中意的丈夫，對於中、上階層的婦女來說，不再是罕見的例外。而四大女作家——簡·奧斯丁，艾米莉·勃朗特，夏洛蒂·勃朗特，喬治·愛略特——沒有一位生育過子女，其中有兩位沒有結過婚，這一事實具有重大的意義。
然而，雖然不準婦女寫作的禁令已被取消，婦女要寫小說似乎仍有相當巨大的壓力。在天才和性格方面，再也沒有比這四位婦女更加相異的了。簡·奧斯丁與喬治·愛略特毫無共同之處；喬治·愛略特又與艾米莉·勃朗特截然相反。然而，她們所受的生活訓練卻使她們從事相同的職業；當她們寫作之時，她們都寫了小說。
小說過去是，現在仍然是，婦女最容易寫作的東西。其原因並不難找。小說是最不集中的藝術形式。一部小說比一齣戲或一首詩更容易時作時輟。喬治·愛略特丟下了她的工作，去護理她的父親。夏洛蒂·勃朗特放下了她的筆，去削馬鈴薯。雖然她生活在普通的客廳里，被人們包圍著，一位婦女所受到的訓練，就是運用她的心靈去觀察並且分析她的人物。她所受的訓練，使她成為一位小說家，而不是一位詩人。
甚至在十九世紀，婦女也幾乎僅僅在她的家庭和情感之中生活。而那些十九世紀的小說，雖然它們是傑出的，卻受到這個事實的深刻影響：寫作它們的婦女，由於她們的性別，而被排除在某些種類的人生經歷之外。而人生經歷對於小說有重大的影響，這是無可爭辯的事實。例如，康拉德如果不能當上一名水手，他最好的一部分小說就會毀滅。如果剝奪了托爾斯泰作為一名士兵所獲得的關於戰爭的知識，剝奪了他作為一個富家公子所受的教育給予他的各種經歷，以及由此所獲得的關於人生和社會的知識，《戰爭與和平》就會變得令人難以置信地貧乏無味。
然而，《傲慢與偏見》、《呼嘯山莊》、《維列蒂》和《米德爾馬奇》是婦女寫作的。她們被強行剝奪了在中產階級的客廳內所能遇到的事情之外的一切經歷。對她們而言，關於戰爭、航海、政治或商業的任何第一手經驗，都無從獲得。甚至她們的感情生活，亦受到法律與習慣的嚴格限制。喬治·愛略特沒有結婚，就甘冒天下之大不韙與路易士先生同居，公眾輿論為之嘩然。在此壓力之下，喬治·愛略特退避郊區，離群索居，這就不可避免地給她的創作帶來了最不利的影響。她寫道：除非人們自動要求來拜訪她，她從不邀請他們。與此同時，在歐洲的另一邊，托爾斯泰作為一名軍人，過著自由自在的生活，與各階層的男女交往，對此無人加以非議，而他的小說卻從其中獲得了驚人的廣度和活力。
但是，婦女所寫的小說，不僅僅是受到女作家必然狹窄的生活經驗的影響。至少在十九世紀，它們顯示出可能歸因於作家性別的另一個特徵。在《米德爾馬奇》和《簡·愛》中，我們不僅意識到作者的性格，正如我們在狄更斯的作品中意識到他的性格，我們還意識到有一位女性在場——有人在譴責她的性別所帶來的不公正待遇，並且為她應有的權利而呼籲。這就在婦女的作品中注入了一種在男性的作品中完全沒有的因素。除非他碰巧確實是一位工人、黑人或者由於某種其他原因意識到自己軟弱無能的人。它引起了對現實的歪曲，並且往往導致某種缺陷。那種為了個人的原因而發出的呼籲，或者使一個書中人物成為某種個人的不滿或牢騷之傳聲筒的願望，總是會產生一種災難性的後果：似乎使讀者注意力集中的焦點，在突然之間由單一變為雙重。
簡·奧斯丁和艾米莉·勃朗特有魄力對這種請求和呼籲置之不顧，不受非難或譴責的干擾，而堅持她們原來的道路。對於她們的天才而言，再也沒有比這更有說服力的證明了。但是，需要有一個非常鎮靜或者強有力的頭腦，來抗拒發泄怒火的誘惑。漫無節制地加諸於從事藝術創作的婦女的那種嘲笑、非難、貶低，非常自然地會引起這樣的反應。人們從夏洛蒂·勃朗特的憤懣不平和喬治·愛略特的默然容忍中，看到了這種影響。人們在較為次要的女作家的作品中，一再發現此種端倪——她們對於主題的選擇，她們不自然地固執己見，她們彆扭地溫馴服從，這一切莫不反映出這種情緒。不僅如此，不真誠的感覺幾乎是無意識地滲透到作品中來。她們所採取的觀點，與權威的見解有所不同。那種藝術想像，不是太男性化就是太女性化了；它喪失了完美的整體性，與此同時，它喪失了作為一件藝術品最為基本的要素。
在婦女的寫作之中，悄悄地發生了巨大的變化；這似乎是一種態度上的變化。女作家不再痛苦。她也不再憤怒。當她寫作之時，她不再呼籲和抗議。如果我們尚未達到，那末我們正在接近於這個時代：婦女的寫作將很少受到——或者幾乎沒有受到